环保总局急于“扩权”是体制之窘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7月30日向媒体通报，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于7月中旬联合出台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

　　 近年来,环保总局一系列惹眼的动作，比如动用区（流）域限批、组建十一个地方派出执法监督机构、推行绿色GDP，及至此番与金融部门联手推行“绿色信贷”，都仿佛以一种确然的方式表明并印证着环保总局的“扩权”意志。说是“印证”，因为就在绿色GDP的公布无限期推迟之后，有论者表示，“对于环保部门而言，推行绿色GDP有利于提高其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甚至可一举改变其长久以来的边缘化地位。”（据7月24日《信息时报》）

　　如何看待环保总局的“扩权冲动”？这个问题必因“绿色信贷”而再度得到关注。这也是必须的关注。毕竟，环保总局插手到金融业务中来，以信贷控制的方式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处罚”，并不多见。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法治以及权利社会，我们都应当时刻对任何权力的任何名目的扩张，保持足够的警惕。然而对于环保部门而言，在过去长期惟GDP论的国情之下，其地位是边缘的，其权力的界定与分工也是模糊的，而这种因边缘与模糊而导致的权力逼仄感，也是难与中国环保现实要求相匹配的。

　　中国面临有多么沉重的环保压力，体制有多么巨大的环保阻滞，环保部门就会有多大的扩权冲动。更重要的是，在痛定思痛之后，中国的发展已经开始转向了“又好又快”以及“可持续发展”上来，但这个时候，环保部门的职能与权力依然没能与这样的要求相适应，很多地方的环保部门依然不得不听令并服从于地方政府利益，一些以环境换经济增长的现象仍不可遏止，以致出现河南某环保局长拒谈环保的咄咄怪事；民众忧切，以致发生安徽村民跪倒在环保总局检查组人员面前的痛心一幕。如此种种，如果要为环保总局的“扩权冲动”寻找一个正当理由，这样的一些体制窘状无疑是一个根本原因。

　　但是在事实上，面对环保总局几乎扑面而来的“扩权”信息，我又不免以为，在强大的体制阻滞面前，这样的一种冲动未免最终仍将归于无力。绿色GDP发布受阻，即为明证。至于现在这个绿色信贷机制，它将如何平衡金融机构本身的利益需求与环保的公益需求，甚至还包括地方政府的影响，显然仍是需要拭目以待并以事实说话的。

　　如果我们不愿看到任何权力以任何目的扩张，那么就必须给一种权力以明晰的界定。环保权力灰色地带的存在不仅让人担忧，事实也不会带来多大的环保治理效果。事实上，我们应从体制着手，使全社会真正凝聚起更大的环保共识，这才是解决环保总局“扩权冲动”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