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位战友 冯德英
在我几十年的部队生涯中，战友多得难以计数，但让我终生难忘的，却是我的第一位战友——他叫刘洪德，是我们邻村人。他比我大五六岁，个子也高我一头。
1949年1月，我和他同一天报名参军，同一天离开生养我们的村庄。
当时的胶东老解放区参军已经不像几年前披红戴花、敲锣打鼓、群众欢呼那样热闹了，因为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村里的年轻人参军支前的走了一批又一批，早就所剩无几，上级也已不再给村里下达参军任务。这次是华东军区通信学校招收有高小文化的青少年参军学习无线电报务，乳山县要十几名。
几年前，我和刘洪德一个因为年龄小，一个因为从小得过肺病，身子比较弱，始终没有参军上前线的机会。这一回参军的条件放宽了，我俩真是喜出望外，立刻抢着报了名，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入伍的那天清晨，刘洪德从一华里外的小汤村赶来我家，我俩各自背着一捆旧被子，一起走向村外。我父亲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是亲人又代表组织，一直把我俩送到村头的小河边……
那是个极其寒冷的早晨，小沙河完全被冰封雪裹了。父亲在河边站住脚，爱怜地看着我和刘洪德说：“你俩自己走吧，到部队上要好好干！两人互相照应着点！”
刘洪德抬起头，郑重地对父亲说：“大叔，你放心吧，我会照应德英兄弟，俺俩一定不给咱老解放区丢脸。”他说着就把我肩上的背包拿过去，放到自己背包的上面，弓着腰，把手抄进袖口里，顶着寒风，大步走在了前面。
就这样，一路上，刘洪德一直为我背着行李，从本县走到专署，直到同几百名男女新兵会合。
接下来将近千里的十多天的徒步行军是十分艰苦的。我们小小年纪，在冰天雪地中长途跋涉，肩上的行李越来越沉重，两腿像是灌了铅……行军途中，他帮我拿背包，帮我挑脚上的血泡，宿营时总是想法让我睡在干一点的草铺上。我们就这样一路互相扶持，顺利地到达了军区通校的所在地。
让我非常难过的是，到了通校，我们刚刚穿上崭新的军装没多久，刘洪德就来向我告别了。他说，他的年纪大了，脑子又笨，学习无线电报务跟不上趟，上级让他去校部卫生队当卫生员。
我和刘洪德就这样匆匆地分手了，从此便杳无音讯。我只有在心里祝福他平安顺利，也在心里期盼着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大声说：德英兄弟，全中国都解放了，咱俩可以回家了。
然而，我的期盼却一再落空。直到1957年夏天，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时，才听到了刘洪德牺牲的噩耗。
那天晚上，家中早没有了亲人的我住在邻居双同叔家里。吃罢晚饭，我说明天想去小汤村看望刘洪德的父母，寻问一下他的消息。双同叔沉吟了半晌才说：“你不知道刘洪德已经"光荣"了吗？”
我先是一愣，惊诧地问：“你说刘洪德怎么啦？”
“刘洪德牺牲了，你不知道？”
谈起刘洪德的牺牲，双同叔也唏嘘不已，有好几次，他都讲不下去了。
其实，刘洪德在朝鲜牺牲的消息前一年就传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的烈士通知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刘洪德同志在卫生员的战斗岗位上，救死扶伤，忘我工作，终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那些年，流血牺牲在胶东老解放区确属平常，百八十户的村子哪村没有几家十几家军烈属？但到了1956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多年的战火终于熄灭了，当年离家参军的年轻人，凡是还活着的都陆续回来探望亲人，有的已经复员转业，甚至在外面安了家。这期间，刘洪德也给父母寄来了平安家信，信中说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他们部队马上就要回国了。刘洪德的父母亲开始合计着为他找媳妇，还托村里的学校老师给刘洪德写信，问他找对象的条件，并让他尽快寄一张从头到脚的全身照片回家，因为不少姑娘担心战争让对方成了缺腿少胳膊的残废。刘洪德很快就回信了，说用不着寄全身照片，等他们部队回国后，父母包括那个要做他妻子的姑娘就可以看到全身健康的棒小伙了……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睡，我回忆着和刘洪德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热泪无声地打湿了枕头。恍惚间，我的耳边油然响起了刘洪德那拙朴却又满含真情的话语声：德英兄弟，解放了全中国，我俩一块回家……在深深的怀念中，我仿佛又走在1949年参军时的沙河边，我看见刘洪德帮我背着背包，顶着风雪，弓着腰，两手抄在袖口里，大步往前走着……
链接：冯德英，1935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现乳山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入解放区抗战小学，9岁当儿童团长，194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转业回山东工作，历任济南市文联主席、山东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等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迎春花》、《山菊花》、《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电影剧本《女飞行员》、《苦菜花》等。
进成都接管起义营 孟伟哉
胡宗南的秦岭防线被突破，我们180师文工队从宝鸡地区进入秦岭山区。1949年12月初，高呼着“解放大西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部队开始向四川进击，战役目标是成都。我们翻山越岭，顶着风雪。那真是日行百里，战斗前进，势如破竹。
12月27日一早，师民运科副科长宋景德通知：“国民党守军宣布起义，成都可以不打了。”这消息令人振奋而喜悦。
27日或28日一早，我们随师部移驻距成都更近的昭觉寺。在寺里，我们看到有朱德总司令早年的题词刻在碑上。29日一早，师政治部忽然令我接受任务。我跑步前去，见到了组织科长蔡琦和保卫科副科长燕宏义，另有两个陌生人在场。经两位科长下达任务方知，两个陌生人，一位是起义的独立汽车营的上尉连长，一位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地下工作者。给我的任务是：进成都接管这个汽车营。受领任务，我背上背包和两颗手榴弹，便跟两个陌生人乘吉普出发。
在车上，“民革”的先生对我讲，起义的95军以大压小，派一个排进驻这个属于国民党第13战区后方联勤司令部的独立汽车第10营，欲把该营作为自己的部队移交解放军；这个营不愿被吞并，要以自己独立的建制归顺解放军。
现在想，95军的做法不一定全不对。它是成都守军最大的单位，起义部队无论哪里出问题，它都有责任。
车行中，突遇我军一个车队停在路上，一个腰挎左轮的大个子挥手让我们停车。
这个车队很威武。十来辆大卡车上，坐满我军战士，个个头戴钢盔。每辆卡车驾驶室顶，架两挺或四挺轻机枪，由射手站立把持。大车夹着几辆小车，有吉普，有轿车。
让我们停车的人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去干什么？我如实回答。听了我的回答后，大个子把我带向一个站在公路边土坎上的人。他对坎子上的人说：他是180师的，要到成都去接管起义部队一个汽车营。
路边坎子上的人，黄呢帽，黄呢裤，黑色皮上衣，上唇一抹黑胡须，右手插在胸前两扣间。他对我说：你们军长张祖谅、政委袁子钦都是成都军管会副主任，你们师有什么缴获，报到军里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也不认识他就是我崇敬的贺龙司令员，但这个车队的阵势和气势，也使我认定他是个大干部。等他静静地说完了，我问：“那我回去？”他说：“对，你回去。”
我又返回到昭觉寺，向两位科长报告“遇阻”。两位科长还是坚持我回去。燕宏义副科长尤其激动，大喊着说：“你还去！一定去！如果再有人阻挡，你就说我执行上级的命令！你要问他是什么人，他要是解放军，你就让他打收条，收到了180师接收的一个汽车营。去！坚决去！”这是严令。我理解，这命令意味着军人的荣誉和部队的战功。
重登吉普，再向成都。又到被挡的路段，不见了那个车队。起义的连长问：“怎么办？”我回答：“前进！”我们的车子一直开到成都市区文英小学，也就是这个汽车营营部。
我一到，便受到少校营长和这个学校教师的欢迎，称我“解放军同志”或“孟同志”。他们把我安排在二楼的一间小屋。接着，营长和女校长便向我诉说95军这个排如何地搅扰他们，比“民革”的先生讲得更具体，我也亲眼看到了95军这个排在二楼大厅里横躺竖卧的情景。事关我师战功，应让这个排撤走，我想。我找来这个排的排长，他一见我，就立正敬礼称我“长官”。我说：“这里由我们解放军接管了，你们可以回去了。”我话音刚落，这排长又称我“长官”又敬礼，连声“是，是！我们马上走！”他一声令下，士兵们打卷行李立即撤去。
这排长称我“长官”，其实我只是普通一兵，真正的普通一兵，只不过是小有文化的文工队员。
胜利之师一个兵的一句话也这么有力，少校营长和女校长对我更热情了。
第二天来了报纸，我一看头版头条才明白，昨天碰到的那个车队，原来是贺龙司令员和他的警卫部队，那个穿黑皮上衣的人原来就是贺龙司令员。他们在那里停顿，是等待起义部队的将领们迎接。现在想，如果第二次还遇见这个车队，我复述燕宏义副科长的命令，坚持要进成都，或者要贺龙司令员打收条，那将会发生多么戏剧性的一幕。
1950年1月1日这天，少校营长请我察看全营车辆。大空场上，墨绿色的美国大卡车和少量的吉普锃亮闪光排列整齐，头对头中间留出宽大通道，连排长各就其位。少校颇为严肃，同我肩并肩，健步穿过长长的通道，形似检阅。
上级给我任务时有令：起义方要保护一切物资装备，不得损坏转移，武器集中库封。这些，同这营长一见面我便说得清楚，他照办并让我看过库房。今天又让验车，是继续执行我方要求，仿佛在说：全归你们共产党解放军调遣了，中国的事看你们了……
链接：孟伟哉，1933年11月生，山西洪洞县人。1948年6月入伍。1953年5月在朝鲜负伤致残。1954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曾是人民大学讲师、中宣部文艺局干事、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当代》杂志主编、中宣部文艺局长、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195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一个参谋的三个将军》、《战俘》、《昨天的战争》、《访问失踪者》、《一座雕像的诞生》等长中短篇小说数百万言。现为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作协名誉委员。
血战敌后的115师 白刃
每逢“八一”建军节，我都想起许多往事，想起在这支英雄部队的战斗日子，想起培育我成长的首长和战友。
我的青春年华，是在115师度过的；我的大部分作品，几乎全是这个部队的英雄故事。
1942年春天，在粉碎5万日寇“扫荡”沂蒙山区不久，师政治部肖华主任召开会议，要大家写抗战以来我师的重大战役和战斗，让我负责编辑工作。中共山东分局朱瑞书记起了书名《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我请罗荣桓政委作序，他欣然命笔：
“千百次战斗中，给了敌人以重大伤亡与损失。平型关首次挫败敌人锐气，这是久已深印在全国人民心中的信念，成了街头巷尾、偏僻乡村的嘹亮歌声。广阳、井沟、午城的连战毕胜，汾离公路三战三捷，樊坝、梁山的诱敌聚歼，泰西、陆房的顽抗破围，白彦、天宝山的反复争夺，抱犊崮、沂蒙山的粉碎"扫荡"，都显出我师的英勇战绩。而且在晋冀鲁豫的辽阔平原上，创造了自己没有过的经验。曾由我师的这些成就，迫使敌人不能自制地作出愚蠢的怒吼，要求与我会战，要挟我归还重炮。用复仇的口吻，宣泄出士气的颓丧，但终不能不承认我卓绝的战斗精神……”
“因此毫不夸耀的编辑和介绍出一些片断的战斗通讯，记载我师抗战5年来为国为民的忠诚，不屈不挠的杀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发挥英勇善战的传统，这是我们全师指战员的荣耀，并以此作为献给我军诞生15周年，纪念"八一"的礼物。”
八路军第115师由长征到陕北的红1军团、红11军团和74师改编，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罗荣桓和肖华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周昆任参谋长。下辖343旅，旅长陈光、政委周建屏；344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另有独立团、骑兵营和教导队，全师15000人。
改编后，115师在三原举行誓师大会后，部队由韩城东渡黄河，乘火车经太原至原平。1937年9月23日，林彪和聂荣臻在平型关东南的上寨村研究地形，认为这里地形好，可以居高临下伏击向平型关进犯的大队日军。9月24日，陈光率领343旅冒雨埋伏在平型关到灵丘的一条狭窄的山沟顶上。25日天亮，日军板垣师团21旅团和后卫部队在泥泞的山沟里缓缓走来。山顶林彪的指挥部发出攻击号令，几十挺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几百颗手榴弹同时爆炸。打到午后，歼灭日军1000多人。
平型关大捷，没有捉到一个活鬼子，但11月4日广阳伏击战，歼灭日寇川岸师团近千人，抓到3个日本兵。其中一个是旅参谋长陈士榘亲手捉的，名叫加藤信夫，以后送到延安，成为日本反战同盟的骨干。
忻口战役失利，国民党军向西奔逃。日寇占领太原后，阎锡山骑着毛驴逃过黄河，日军追到黄河边。为了保卫延安，我师奉命回师晋西，转战吕梁山，打下午城、井沟、汾离公路，三战三捷。
1937年冬天，武汉的抗战演剧队到前方慰问。作曲家贺绿汀听说肖华要出征，连夜写了《游击队歌》。第二天在风雪中，欢送出征的勇士，高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首歌很快唱遍抗日根据地，唱遍全中国。
在转战吕梁山中，林彪被晋军误伤送回延安，陈光奉命代理师长。1938年3月下旬，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率领他的指挥机关从陕北渡黄河东来，被汉奸告密，刚到大宁即遭日机轰炸，到白儿岭又被日军包围。卫立煌向我师求援，罗荣桓派686团2营去解围。2营5连长王永禄指挥全连战士打退敌人的轮番进攻，毙伤日军100多人，我5连仅牺牲一名战士。战斗打响后，卫立煌一直用望远镜观察，以为我们有几个团的兵力，当他得知我们只用了一个连阻击，连连称赞：“八路军真能干！真能干！”
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中央决定115师向山东进军。肖华带兵进入冀鲁边区，彭明治和吴法宪带685团去微山湖西。罗荣桓和陈光率领杨勇的686团组成东进支队，于1938年冬天冒着大风雪跨过同蒲路，越过大绵山进入晋东南，受到八路军总部朱德和彭德怀的热烈欢迎。东进支队继续东进，翻过太行山，踏过河北大平原进入鲁西。在樊坝歼灭伪军800人，活捉伪团长刘玉胜。接着又配合地方武装打了几个胜仗，引起日寇的恐慌。
日军第12军司令尾高龟藏纠集日伪军8000余人，分九路围攻我泰西根据地肥城地区的陆房。陈光率领师直、686团和津浦支队共3000多人，与日军激战终日，打退日军多次猛攻，于夜间突围到梁山地区，与罗荣桓所部会合。
1939年8月1日，日军一个大队5000余人，在长田敏江率领下，向我梁山地区进犯。罗荣桓和陈光决定消灭这股骄横的日伪军。利用青纱帐作掩护诱敌深入，在夜间全歼敌人。缴获意大利野炮两门，步兵炮一门，战马50匹，活捉日本兵24个。
1941年11月，5万日军在指挥官煨俊六指挥下，对我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分11路包围我青驼寺附近的留田。留田有我党政军领导机关3000多人，战斗部队只有特务营两个连和一个警卫连。黄昏时候，罗荣桓运用“翻边战术”，突破敌人3道封锁线，跳到敌人的老窝临沂附近的汪沟宿营。休息一天后，又令特务营在石兰伏击日寇，夺回了日军在沂蒙山抢掠的大批粮食、牲口，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当日军调动部队到临沂附近寻我主力决战时，做梦也没想到我军已返回沂蒙中心，在敌人两个师团的结合部休息了三天。利用寒冬飞雪不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行动之机，我军在云蒙山、五彩山、三角山和凤凰岭转战，打击敌人，迫使日军不得不分批撤退。50多天的反“扫荡”，大小战斗400余次，歼敌6000多人，我军仅伤亡483人。
1943年精兵简政。山东八路军实行一元化领导，成立新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军区司令员、115师师长兼政委。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115师代师长陈光先后调回延安，罗荣桓成为山东党政军民的最高领导。山东的抗战形势发展迅速，先后打通了胶东和渤海的交通，逐渐将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
抗战的最后3年，罗荣桓身患重病。新四军陈毅军长派国际友人奥地利专家罗生特大夫为罗荣桓治病。罗荣桓一直抱病坚持工作，甚至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直至抗战胜利。
链接：白刃，原名王寄生。1918年10月12日生，福建晋江人（现属石狮市）。1935年在马尼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春回国做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去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去山东八路军115师工作，参加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第六、七届名誉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上下部）、《南洋飘流记》、《龙真人别传》；话剧《兵临城下》、《糖衣炮弹》、《白鹭》、《香港之梦》、《乌金城》等；诗集《前进的回声》、《野草集》等；散文《香港见闻》、《永不凋谢的花》等。1945年话剧《兵临城下》改编的同名电影由长影厂搬上银幕。
在淮海战役前线 (日记·节选) 邓友梅
1948年11月28日
从接受在某纵队展开火线文艺工作的命令，到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前天到达了纵队政治部，由于部队要迅速地向西追击从徐州逃跑的敌人，所以一直到今天，政治部宣传部长赖少奇同志才抽出一点时间来给我们指示工作，并且详细地介绍了部队的一些情况，具体地指出我们应该深入野壕地堡，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号召我们在战斗中学习，也就是说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
夜行军，继续向西追击，敌机在我们前方轰炸得很凶，隐隐的可以看见炸弹的火花和因被炸而起的浓烟。照明弹在空中摆了个半圆形的圈，机枪声和着爆炸声响成了一片，根据经验判断，前头部队已和敌人接触了，更确切地说是把敌人包围了。在路上大家都交谈着怎样到战士群中去开展火线文艺工作，和互相间表示为兵服务的决心。
走得很快，白天所看到的被炸的那个村庄，现在已横在我们面前，在离庄子3里路的地方就嗅到了火烧的焦味，从庄里逃出的老百姓口中知道这个庄就是闻名的“雎溪口”。他们说白天飞机在这庄上炸了有一下午，村西头300多家着了火，逃出来的人就是逃难者。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前三天龟（国）军还在这镇上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今天要不是过路的解放军同志帮着救火，我看全庄连根草棒也留不下。”在路上大家回味着老乡们的话，腿上似乎更有劲了，有些同志低声地唱起来——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息，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跑掉，
看，敌人动摇了！
敌人溃退了！
敌人逃跑了！
1948年12月5日
下午，师指挥所来了命令，叫该团“插敌纵深”打“中心开花”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在部队行动时做一次火线鼓动工作。我们在部队必经的路上选择了一个地方休息下来，等候部队。大约两分钟后，先头部队已走到我们面前，我们的胡琴响了，领唱的同志开始唱起来——“同志们英勇上前线呀嘿，争取立功做模范！”战士都笑着走向前去，有的向我们点点头说：“一定立一个大功回来！”有的还向我们招招手。
我们往回走时，背后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一团团的白烟升起在黄昏的天空，我们都愉快地说：“又是一个胜利仗！”
1948年12月12日
昨天下午，来到一营阵地上。我们才进入地堡，胡琴还没有定好弦，敌人的炮弹就在我们附近爆炸了。于是上级又命令我们撤到半里路后面的二营去，因为敌人集中力量向一营的阵地猛攻，企图突围。
二营阵地上却和一营两个天下，这里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好像战斗的地方并不在离此半里路的地方。
战士们要求我们唱“白毛女”，我们就把胡琴一拉，放开喉咙唱了起来。唱过以后，我们又教他们唱歌。这样，一直工作到天将黑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小组长陈明同志说：“我有两句快板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要领。”我们问他是什么，他说：“一把胡琴一张嘴，不怕炮弹多跑腿。”我们要他解释，他说：“一把胡琴一张嘴，是说我们在火线上只要一把胡琴和一张嘴就可以"作戏"；不怕炮弹多跑腿，是指不怕流血牺牲，工作艰苦深入，不怕疲劳的意思。”我们都说：“好，将来做工作总结时，一定把这两句快板放进去。”
1949年1月10日
两天激烈的战斗，在昨天忽然沉寂了。谁也不敢相信，蒋军十几万人马，就在这四十几个小时里化为乌有了。
今天，我们决定回纵政去，在回纵政以前，向战士们去告别。
我们按照建制从一营开始，一个连一个连地告别。回团政已是中午了。才进屋门，就看见有好多战士给我们来报功。这一举动，太使我们惭愧了。真的，比起战士们来，我们做得太少了。
下午两点，我们出发回纵政。很多战士和干部来送我们。我们就站好队，唱了几个歌来回答他们的热情。我们走出庄子快半里路了，他们还在高声地喊着：“喂，同志们，到了南京再见啊！”我们也招着手叫着：“对，到了南京再见。”
链接：邓友梅，1931年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42年参加八路军，任交通员。1945年8月参加新四军，曾任通讯员，文工团员，见习记者。1950年调北京市文联，50年代发表小说《在悬崖上》引起轰动。新时期著有《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烟壶》、《那五》等。曾连续五年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在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作协理事，任全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外联部主任、兼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1996年第五次全国作协代表会议当选为全国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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