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顾问眼中的“上海滩”

　　特别顾问眼中的“上海滩”

　　王晓渔

　　陈存仁是个陌生的名字，所以有人在介绍时会着意提及他是老版电视剧《上海滩》的特别顾问。这个顾问“特别”得很，据陈存仁先生子女透露，此举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不过陈先生得知此事后也并未生气，而是颇为得意。

　　《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呈现了这位特别顾问眼中的“上海滩”。这两本书先后于2000年、2001年推出，今年又增添了200多幅插图，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出。在职业分工逐渐细化并且明晰的现代，医生的交往却可以突破职业的界限，你可以不听音乐，可以不懂书法，不可能不生病。尤其对名医来说，交往范围几乎可以触及到各路豪杰或者豪强。陈存仁曾在自己的诊所二楼组织两种聚会：一种是医界中人，总共12人；另一种不限于医界，最初6人，后来陆续增加到24人。30多只“小喇叭”每隔一段时间凑在一起，等于有了30多个独家通讯员，信息未必准确，但要比普通报纸丰富得多。

　　《抗战时代生活史》就记载了不少道听途说的掌故。据说，日本发动战争都是由密宗禅师选择日期，他们认为“八”字有利，所以“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等事件都有个“八”字。虽然半信半疑，读时仍觉有趣，日本定不会想到他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也有个“八”字。战争期间囤积居奇是惯例，过去只知道囤积粮食或生活用品，没想到白报纸也可以成为囤积对象，当时的“纸老虎”发了很大一笔横财。陈公博结识女作家苏青，批给她500令白报纸，苏青拿了手谕亲自押送，这场景被画成漫画，刊登在一份小报上，看来“秀才人情纸一张”并非虚言。

　　如果仅是掌故，不如看“掌故大王”郑逸梅。我更感兴趣的是陈存仁参与的一些行业协会、公益组织在“最危险的时刻”如何运作，它们如何起到调解和平衡的作用，这对“大政府、小社会”的当下格局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日本进军上海后，大约100万人涌入租界，附属上海最大慈善机构仁济善堂的仁济育婴堂仅半天就收容弃婴200多名，身为义务性质的堂长，陈存仁也功不可没。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仅靠陈存仁一人之力，或者仅靠仁济育婴堂一堂之力，哪怕毁家纾难，也难以解决问题。

　　弃婴问题最后获得解决，得益于当时相对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平常只有70多名弃婴的育婴堂，突然迎来700余名弃婴，照料人手严重不足，这时女童子军提供援助。陈存仁担心她们受到家庭阻止，打电话给两江女子体育师范校长陆礼华，对方当即答应亲自带本校女童子军前来，后来“生生护士学校”又派出护士学生接替女童子军的工作。病婴医疗室的中药由童涵春药店免费供应，西药方面陈存仁打电话给集成药房希望购买平价药品，对方立即表示免费供应两个月。上千条婴儿尿布，也由第一难民收容所委派懂得缝纫洗涤的妇女担任洗涤工作。这段故事听起来有点像《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但其中运作机制完全不同，后者是政府行为，前者却基本是社会组织的自发行为。

　　朱维铮先生曾经提及《银元时代生活史》“态度尚属认真，所记颇多实相”，但也有“夸张不实，叙事讹误”之处。《抗战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问题，比如陈存仁称自己看到大世界落下炸弹的景象，此前虽看过《乱世佳人》中死伤枕藉的大场面，感觉还是完全不同。但《乱世佳人》首映于1939年12月，大世界惨案发生在1937年8月，这种心理描述当是回忆时添加，还好这种出入无关紧要。据说陈存仁的写作主要依据日记，如果他的日记能够出版，估计又有不少史料可以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