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自述

　　关于中国，我的想象多数好似童话：黄色河流，蓝色沙漠，有好多盐，并用盐盖房子和铺路，所有地方都是白色的，沙漠，动物形的山峦，农民身着童话般的衣服。

　　但我看到的中国不是童话。他们与我们的是如此的不同，但也是如此的具体和现代，是那些面孔直侵银幕。

　　中国1972

　　自述：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图：刘海平

　　还有可能拍一部纪录片吗？

　　这一次我也对自己许诺过要写一部旅行日记，但仍然没有做。或许因为我的无序，工作中的疯狂节奏（每天50个镜头），全新的影像把我淹没了。也许还有更深的原因。想了解中国需要住上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说，在中国度过一个月，也许觉得能写一本书，几个月后只能写几页，几年之后想什么都不写了。这是一个笑话，但证实了收集那个国家深层的真实是多么地困难。

　　在去之前，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中国”的概念。这不是来源于新近出版的书，“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毛泽东思想的辩论。在我的想象中，占多数的是童话般的影像：黄色河流，蓝色沙漠，有好多盐，并用盐盖房子和铺路，所有地方都是白色的，沙漠，动物象形的山峦，农民身着童话般的衣服。这个中国我并没有遇到，但是也许有一刻，当飞机在一个寒冷有风的晚上到达北京时，我看到巨大的四方形队伍，男孩女孩们在机场的灯光下跳着唱着，他们在欢迎一位索马里元首。但这是例外。我看到的中国不是童话。他们与我们的是如此的不同，但也是如此的具体和现代，是那些面孔直侵银幕。

　　我从意大利带来的这些想象也许有一些幼稚，我不知道现在回想这个有什么用，但是我想逃避那种完成工作后常有的诱惑，就是让结果去符合最初的打算。我不想执着于寻找一个想象的中国，我要依赖看得见的现实。

　　记得第一天的讨论中，我问什么是解放以后最明显的变化。“人民”，他们回答我。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一个人的意识，他的正确思想和行为能力。可是这个人也要有眼睛、面孔、说话和穿衣的方式，工作、行走在他的城市或者他的乡村。接近这样一大群人，拍摄22天3万米胶片，一定有很大的压力。我知道。但是如果我说：“这些是我在仅仅几个星期能够拍摄到的中国人，那次旅行给了我难忘的激情。你们愿加入这个旅行吗？它充实着我，也能充实着你们。”我相信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

　　回来后，有人问我，中国当局是否限制了我活动的自由，有没有强迫我看符合他们的宣传模式的现实。一位记者注意到影片中“在安排好的场景里中国人总是微笑着，而那些出于本能的则比较严肃，有时还会恼怒。”是的，但不总是如此。但我不相信一部纪录片如果没有“摆拍”的场景，就会更接近于现实一些。中国人想表达的他们自己，不是一个脱离国家现实的影像。当他们向我展示五斗橱上的毛主席像和著作时，并不担心在西方会被指责为个人崇拜。是宣传，但不是一个谎言。毛泽东的名字偶尔被说出并带着崇敬。有时，当我偶然提到这个名字，他们会看着我，好象我话说得不合适，也许不够严肃。

　　莫拉维亚说的很对，这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崇拜。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的历史由毛泽东开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毛泽东的诗句。

　　也许该说说我和中国官僚的关系，这是幕后的事情，没有成为电影里的影像。驻罗马的中国使馆告诉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旅行线路。就这样，我们在北京和中国电视台的官员初次会面时，我们展示了一张中国地图，那上面标注着一段段行程，那是一个理想的旅行线路。中国人否决了它。他们给了我们已经确定好了的旅行线路，和我们理想的线路完全不同。我们被关在宾馆的房间里，讨论了三天。房间很大，巨大的空间让人不自在，仿佛分隔中国和意大利的一万公里全部集中在那儿。外面就是北京，是中国。我有狂热的好奇，想出去逛逛，但是我必须呆在那儿拒绝他们的建议，修改，接受，就这样，一个令人疲倦的争论。

　　我后来意识到那种讨论和对话者的面孔――他们突然的大笑、奇怪的反应和激动的方式，这些就是“中国”。

　　除非和中国人非常熟悉才可以得到解释，或凭直觉明白对方的态度，否则是不可能的。礼貌的态度经常突然消失，留下一个生硬的空间，整个气氛几乎无法缓和。当过了临界点，他们就暂停，几个小时之后或第二天再次开始，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这听起来象一种耶稣会风格，但其实不是。就象从来不说“不“字，只是用岔开话题或者微笑来掩饰拒绝，这只是一种策略。对“不”的置之不理是一种质的思维，即类比，这是中国式推理的基础。这样与我们的量的思维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理性层次上的缺乏理解由此而来。不能说他们比我们缺乏理性，只是他们用了不同的方式。

　　这场战争是艰难的和有礼貌的，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我在中国拍摄的影片是这个妥协的产物。不过，妥协并不能完全算作打折扣，因为第一，那结果也可能是出于一种错误的直觉，第二，就我的情况来说，在妥协允许的范围内，我更加坚持我的眼光和选择，我相信影片就是这种执着的结果。

　　总之，影片是与时间、与官僚打交道的结果。我很不情愿用“官僚”一词，因为它让我想到一个卡夫卡式的官僚金字塔，以及等待，苦恼，想到从高层和远处来的命令。但就我的经验来说，中国的官僚不太象“皇帝的圣旨”。在上海时，有一天我想看看黄浦江。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我的一个陪同，换一下平时的角度，让他带我们到对岸。到达后，我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迟疑。河的对岸被一大片厂区占据，要看江就必须穿过其中的工厂。而要做到这点，必须向工厂的革命委员会请求许可。当时在场的只有一个委员会副主任，不到三十岁的粗壮汉子，面孔坚定，眼睛又细又冷。“电影？……拍摄？”他一边说一边微笑。 “不，不行……”他说。我的陪同向他解释我们是意大利电视台的，从北京来。我以为北京的、即政府的批文就足够了，所以不明白为什么我的陪同不以此为理由让对方让步，但这对他们来说不成理由。在中国，那个时候唯一有决定权的就是这个年轻人，而我的陪同只能尊重他的权威和责任。但我相信他的权威并不是写在书面文件中，或是由什么法律决定的。

　　千年来，中国发展出了人类史上最高层次的文化之一，但他们所用的司法原则、成文法律和官员却少而又少，代替法律的是伦理道德和生活的智慧。我觉得这在今天仍然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特点。当然，毛泽东不是孔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对孔子学说的决裂。但毛泽东也是个伦理大师。我真的相信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服从书面的法律，而是由一种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常识来制约的，由此产生了一种最大的简单，我的意思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最大的平和。

　　例如，每一个居民区都有维持秩序的代表，几乎全是妇女。如果发生什么事，她们马上就冒出来，有效地维持秩序。她们得到尊重和听从，她们代表了权力，但采用的是低调的方式。总之与我们大不相同，在我们这里，就是交警也会自以为是地认为制服给了他们无上的权力。

　　我听说这种低调的权力形象可能掩藏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但我却认为这种形象非常重要，我认为它能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在多年投身电影之后，我还是相信，形象是有寓意的。

　　记得有次在苏州，我想拍摄一个婚礼。翻译告诉我那几天没有人结婚，我说：“只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们就能虚构出一个婚礼的场面”，于是翻译重复说那几天里苏州没有人结婚。我又说只要他们假装结婚就行，但他得出结论如果他们不结婚，却要假装结婚，那是不对的。

　　这样，在影片中就没有了中国婚礼的场面，也没有任何用舞台标准设计的场面。

　　也许翻译只不过是太天真了，但我记得这个小小的故事，因为它很典型地代表了对形象和对接受形象的方式的重视。中国人对于现实有种很实在、具体的、看得见的想法。

　　中国和中国人

　　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十几个穿蓝衣服的工人，头上戴着红帽子，他们在罗湖口岸，正从一个车厢卸货。

　　蓝色不是搬运工的制服（在中国不存在搬运工，旅行中每一个人都要拿自己的行李），是中国人衣着的主要颜色之一――其它还有绿色、灰色和少量的米色。

　　外套是军服式样，但通常都开着领子。西方裁缝会觉得尺寸太肥了，“没有穿好”。实际上所有服装做得很严肃。

　　乡村的服装用很多粗棉布，染成黑色。款式也改变了，更过时，外套在扣子的位置有盘扣，裤子在脚踝束起来。妇女穿着高领衬衫，在一侧扣扣子。按照西方的品位，应该说农民的服装更漂亮。

　　这里，每天早晨，从5:30到7:30，马路染上了一片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衣人骑车上班，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队占据了整条大街。感觉就像八亿蓝色中国人从我们的眼前走过。

　　在南京时，一天我去邮局发电报.他们给了我一张单子，比我们的电报单大许多，因为汉字书写需要更大的空间。我开始写意大利语，过一会儿我感觉到有东西压在右臂上。我抬起头，发现一小群人围在我的身边，大多数是孩子。中国的孩子特别可爱，他们一个攀在另一个人的身上，他们的头包围了表格，鼻子离我的笔仅三手指的距离，这是为了就近看明白我怎么写西方字母。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他们眼睛中的惊讶。中国孩子们的、经常也包括大人的眼睛，总是充满了惊奇，就象刚出生的孩子开始学看东西一样。

　　一个邮局工作人员用缺乏自信的英语问我电报的目的地，“意大利”，我答道。她不懂。我给她写下来，她看了一眼，然后边笑边跑向另一个房间。通过玻璃门，我看见她拿着我的纸条向她的同事咨询，所有的人都走到挂有地图的墙前，开始在图上寻找，并终于发现了意大利。一个人用手指着那个地方，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个国家那么小，几乎都看不见……

　　一般来说，我们想不到工作中也会找到乐趣，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存在这种乐趣，那就是中国。男女工人们下班后，并不是跑回家，而是留在工厂的院子中，围成一圈坐下来，讨论工作中的问题，这是在中国常见的场面。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是工厂的主人，很显然，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

　　有一次，我看到这种场面，并把它拍了下来。这不是经过安排的场面，所有我在中国拍的东西都不是我特意安排的。任何看电影的人都会注意到，那些讨论和阅读报纸（他们中只有一个男的）的姑娘们脸上不是完成任务的表情，而是诚恳的、感受到乐趣的表情。

　　苏州是一个小城市，让人联想到威尼斯。小巷、小广场、小桥、河流、矮矮的房子，非常宁静。和威尼斯不同的是，它的居民很愿意微笑，他们很客气，好奇但有分寸。我记得当时有五、六千人围聚在我们正在拍摄的餐厅外面，当我把摄影机对向室外的马路，要求他们离开几分钟时，人群很听话地散开，随后，让他们从那空无一人的路上经过就成为一个问题。

　　在苏州时，我想录一段女人的声音作为背景音响：问好、打招呼、聊天。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一个陪同，他是一个非常礼貌和有工作效率的人，说一口完美的英语，他叫Sing。一天晚上，我们和他一起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录音。我们找到一个院子，四周有三、四层高的小楼房，很多亮着灯的窗口，还有广播声。但这不是问题，我们让所有的人都关掉收音机，几分钟后，宁静降落在院子中。

　　那四个妇女不是演员，她们显然是家庭主妇。我作了些安排来设计声音方案，随后就开始了。第一次试录不太满意满意，但我没勇气说出来。几分钟里，我顾左右而言他。然后我抬起头，看见在窗户后人们的剪影，他们正在看我们的拍摄。突然之间，我意识到情况如此荒谬。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导过法语和英语的电影，甚至指导过一个土耳其海员，但我从未感到不舒服。我在导演一种语言，它没有一个字、一个发音和一个音调与我们的语言相同，这除了荒谬之外，还令人泄气。我看着我的音响师，他正鼓捣他的设备；我看着我的翻译，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微笑；我看着那些妇女，告诉她们做得挺好，她们看上去相当高兴。

　　但是，现在我可以说出来了：我当时并不高兴。我觉得，为了听我的话，这四位妇女过于夸张，失去了自然性。她们说话时拉长声调，她们说的的确是中文，但是拉长了声调。

　　河南是一个几乎处于中国正中部的省份，它因人工灌溉系统而著名，该系统是采用人海战术用双手建成的，它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全国土地最肥沃的省份之一。坐火车去那里时可以看到美丽的农村。

　　我们住的地方叫林县，和北方城市封闭式的院落生活不同，林县的生活则是露天的，有点象我们的南方。就我个人而言，坐在一块石头上，与身旁的人聊天，周围是一大群在玩耍的孩子，这比关在一个房间里有趣。

　　林县有一种地方性的、略微老旧的氛围，让人感觉舒服。很少外国人到过这里，附近的一些村庄从未见过外国人。

　　我们扛着摄影机进入了这么一个村庄。我不知道我们拍摄的场面是否足以揭示这段行走带给我们的彻底的震惊。慌张的村民藏在自家的门后，或逃离我们，然后又三五成群地回头看我们。半掩的脸、昏暗的房间中的眼睛。一般来说在中国，人群对经过的西方人都会鼓掌。而在这里，他们惊呆了，甚至不敢靠近我们。

　　特别好奇的是：这个村庄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给了我们拍摄的许可，他一路陪同，给我们带路，当他一看到有个靠近他的老人，他就让他离开，去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