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的人类命运：长江洪水与堤垸农田

　　1958年：围垦高潮

　　聂芳容还记得一个大寨人与洞庭人的故事：“当年郭凤莲带着几个大寨的老头来洞庭参观，在君山那边，一个老同志抓了把淤泥，不平地说，这么肥沃的土啊，你们怎么还不开垦？我们大寨人在石头上都种出庄稼了。

　　可是这话还是刺激了许多当地干部，70年代，围垦的最后高潮来临，按照何培金的话说，“是那时候的形象工程”。

　　早年的围垦基本在淤积的土地上进行，而70年代的围垦已经是蛮干了，杜耘做过漉湖围垦的调查，1975年，沅江县委决定一年建成大寨县，确定围垦48万亩湖田，计划每年收获粮食1亿斤，建设成为高标准“大寨田”，县委调集了91名县干部，近10万当地民工上湖围垦，当时就耗资1200多万元，结果1976年夏天的汛期都没有挺过去，“当时外湖的水位也不算高，也就32米多，可是仓促围起来的堤垸占据了水道——也就是说他们在根本不能围垦的地方围垦了，尽管弄了1万名劳动力上堤防洪，还是没有保住，为了怕整体坍塌，结果向省委申请炸开一部分堤蓄洪，当年颗粒无收”。

　　第二年，又出动5万名劳动力修复加固大堤，结果1978年洪水更大，多处崩溃，号称“大寨垸”的漉湖围垦以分文未获而告终。

　　70年代围垦的多数垸田都是这样的命运。“地不让水水争地。”何培金说，他印象中，这种70年代围垦而最终被水夺走的大垸有10余处。

　　“其实围垦的真正高潮还是1958年。”张修桂用1958年来作为洞庭湖面貌改变的关节点，在地图上可以看到，今天占据了洞庭湖西、南、北水面的大多是解放后的国营农场:县级建制的大通湖农场、钱粮湖农场、屈原农场和茶盘洲农场的围垦起点都是1958年，“毛泽东当时把血吸虫防治和围垦产粮结合起来”。1958年，大跃进的歌谣“插秧插到水中央，种田种到高山上”是流行的鼓舞口号。

　　其中大通湖农场是否该围，一直是鄂、湘两省争论的重点，解放前，两省各自施展政治攻势，就大通湖问题争论不休，湖北省的参议会议长何成浚一直给蒋介石上书，号称要成立“监刨委员会”，监督湖南人不能围垦对蓄洪有很大作用的大通湖，而以章士钊为首的湖南在沪“同乡会”则坚决反对成立该委员会，要求可以在洞庭湖进行围垦，1958年，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通湖农场终于建立起来，这些围垦不仅造成了整个洞庭湖湖面的大量减少，农场范围内的天然小湖泊在建场若干年也丧失殆尽。何培金搜集了各个农场的场志，其中大通湖成立之初，有湖泊52万亩，1980年仅存12万亩;君山农场围垦后，六大湖泊只剩下一个叫壕沟河的小湖泊了;钱粮湖建场时有31个湖泊，现在只剩下16个。

　　而1958年围垦更让人“称道”的是围垦速度，速度建立在军事化管理围垦之上，何培金展示着自己搜集的大量当年围垦的文件。

　　1958年，整个岳阳县的围垦实行军事建制，县长是总指挥长，而大的围垦组织属于团级建制，生产队长则是排长，命令要层层落实，下级见上级，要说敬礼，报告，请指示;男女分成两大阵营，露宿在大堤上，3个月内不允许回家，他搜集的资料中，就有一些所谓的“落后分子”回家后被斗争，然后终于被组织挽救的记录。而播种则采取男女一字排开的队形，他搜集的照片上，有很多当年的景象。

　　因为围垦带来的大量粮食增产和血吸虫病的减少，湖区人一直纪念毛泽东，现在许多家庭的堂屋中还挂着他的画像。

　　但是围垦带来的洪水问题，显然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或者说，大多数湖区人不愿意承认围垦和洪水有直接的关系。

　　1998年：湖区人的洪水观念

　　围垦毫无疑问地造成了洪水泛滥，60年代水电部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钱正英经常来湖区视察，她在回忆中提到:当时湖南省的“龙王”是史杰，1964年，当他任水利厅长时，钱正英在他的陪同下，一个星期坐着船在洞庭湖里转。不论坐汽车还是坐小艇，都是由他指挥行路。“我惊奇他对三湘的山山水水、村庄道路是那样的熟悉，对大小水利工程如数家珍，而且通晓业务技术。他对洞庭湖有特别深厚的感情，自从当上洞庭湖工程处长后，几十年来都执著地研究洞庭湖的病患与治理。”

　　所谓病患，指的就是大多数的围垦已经造成了洞庭湖无法为长江蓄洪，而70年代开始，水电部明确提出，洞庭湖的大部分地区要成为蓄洪区。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姜加虎和另外一些专家解释了围垦和洪水的关系:泥沙淤积主要是沉在湖的底部，就像是一个洗脸盆，淤积泥沙只会使盆子变浅，面积还变化不大;但是一围垦，就把一个大盆子变成小盆子了，面积缩小的效应非常明显。围垦不仅把“盆子”的边缘抢走，还逐步地往里推进，“解放后减少了近1700平方公里湖面”。

　　围垦影响着洞庭湖的调蓄量，因为洞庭湖面积缩小了，那水位就会上升很明显。如果洞庭湖本身水位很高，长江再来水，它就没有调蓄作用了。堤垸是应该装水的，但是现在严防死守的保堤模式使蓄洪成为空想。

　　“泥沙淤积与围垦是联系在一块的，如果人类不围垦，那泥沙淤积的程度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打个比方，如果人类不加干扰，洞庭湖淤成这样可能需要四五百年，现在100年就完成了这种进程。”

　　正是因为这样，水电部开始责成湖南省上报洞庭湖蓄洪方案，在湖南省本地的水利专家印象中，整个方案上报的过程就是和水电部讨价还价的过程：“1972年第一次报方案，全部报的是民垸，没有把天然湖面包括进去;1974年又上报，结果水电部没有回音。我们暗自揣测，肯定是方案中围湖太多造成的。所以又在1978、1979年连续两年报方案，当时最大的国营农场大通湖是水电部要求的蓄洪区，可是我们还在围垦，直到1980年水电部召开会议明确提出洞庭湖‘不堵不围，维护现状’。那时候才死了心。”

　　1979年湖南省结束了大规模围垦历史，按照何培金搜索到的材料，当时不仅仅是水电部在指责湖南的围垦，而且海外报刊也常有此类文章出现，他就搜集到了1979年一些海外批评洞庭湖围垦的报道。

　　但是，已经成形的堤垸已形成了“保堤如保命”的传统，而且湖南省的水利专家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研究如何保证堤垸安全的技术，聂芳容就是这样的技术专家，他的专著《洞庭湖防汛抢险技术》中，关于堤垸保护的专业技术有10多种方案，极其详细。

　　他还记得，80年代中期，国家计委有一位副主任来湖区考察，向他发问:“为什么湖区人都住在蓄洪区啊？”他当时回答:“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原来当时的许多蓄洪区早已经被开垦成了大堤保护的良田。

　　1996年洞庭湖发洪水，聂芳容说:“当时湖北省竭力要求洞庭大量破垸蓄洪，我们就陪同国务院领导坐飞机从洞庭湖上空飞过，领导同志看了就和湖北省那些官员说:湖区不能淹，湖区里都是老百姓啊。”他还记得飞机下方的湖区景象:洪水之中，金色的稻田在堤垸的保护下完好无损，正在等待收割。“这些景象肯定给领导同志深刻印象。”

　　这种不能淹没一个垸的想法，直到1998年才改变，聂芳容是国务院颁发的“1998抗洪英模”的获得者，但是1998年的洪水却让他明白，“人终究还是抗不过天的”。当时他们采取了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放弃的做法，许多洪水终于进了蓄洪垸，如果不是洞庭湖缓解了当时的长江洪水压力，很可能荆江分洪堤会启用，而当年推行的“退湖还田”政策，在他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站在全局来看这一问题，洞庭湖夏季蓄洪，冬季将蓄积的水放出去，那么长江下游的污染会大量减少。”但是显然，聂芳容的想法并没有得到湖区人的认可，他们已经习惯了陆地的农民生活。没有人愿意放弃好不容易建立的坚固大堤，以及大堤保护下的田园。

　　在沅江的万子湖，有洞庭湖地区最后的一个渔业乡。56岁的渔民刘有成懒洋洋地等待着旅游者来坐他的船，现在只有洪水季节才有少量的长江鱼可以捕捞，“火烧鳊，两三米长的竿鱼，现在都没有了”。他完全不知道在洞庭湖上开船还有什么禁忌，而在几百年前，这里还是水的天下，在湖上行船，有8大禁语，36条禁事，水底的洞庭君、湘君等水神，是湖区人最崇拜的神灵对象。

　　(实习记者王丽娜、王诤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