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科技部部长 万 钢
在现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节约资源和能源，这既是我国自身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我国贡献的需要。
为此，科技部联合14个部门共同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实施提供科技支撑。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科技的持续支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将围绕具体存在的问题，通过《专项行动》来协调我国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形成合力，更好地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国内工作和参与国际事务服务。
持续的科技支撑需要稳定的财政支持渠道和长效运行机制。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有专门的机构和队伍来从事相关的观测和研究。要像对待地震、地质等自然灾害那样建立相应的野外监测站等观测技术系统，对气候变化进行监测、预测和预警。
细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形成节能减排的良好环境。为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发展中国家发布的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建议能够进一步细化和落实这些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实施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全民参与行动。要将纳入大中小学教材，普及相关知识；要通过各种媒体介绍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关系，介绍由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近期和长期的影响；要号召公众从生活的各方面进行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要鼓励公众监督各种浪费行为和违法排放；要通过全民参与行动，将国家政策变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转变能源开发利用观念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 索丽生（代表民盟中央）
近年来，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观念从“以需定供”转为“以供定需”。前者指的是为了满足经济社会的各种用水需求，千方百计开发利用水资源，竭尽全力确保供水。后者也称为“以水定产”，是根据当地能够提供水资源的实际条件，确定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得出并努力满足相应的用水需求。
能源开发利用的观念也需要从“以需定供”向“以能定产”转变。再不要认为不惜一切代价满足所有的日益增长的甚至近乎贪婪的对能源的需求是能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而根据能源资源的实际条件，制订详细规划，确定发展模式，指导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调整，通过调控能源供给，甚至有意“克扣粮饷”，限制高耗能项目发展，促进节能降耗、保护生态环境，才是正确的抉择。
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条块结合、任务分解。位于黑河中游的用水大户张掖市有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实行严格用水总量控制，即根据水资源总量及下游地区必须的生产、生活、生态用水需求，制订了市年度用水总量和向黑河下游的分水指标。类似的做法可以“移植”到节能领域里来。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订完善技术标准。近年来我国制订修订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一批法律法规，对依法管理水资源，提高节水产品市场准入门槛，促进节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议建立健全能源领域的法律法规，制订完善节能降耗方面的技术标准，利用法律、经济、技术手段，依法加强能源管理，实施节能技术改造，推进节能降耗工作。
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张永珍
近年来，在中央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经过共同努力，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还是一个文化制造弱国和文化输出小国的配角形象，这与我国文化资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建议：一、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宣传和传播方面要有长远打算，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有章有法，循序渐进，充分展示一个文明、民主、自由、公正的中国，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二、善于学习和运用国际经验与惯例来传播中华文化。比如，可以与国外出版商合作，由他们用本土化的方式和渠道来翻译、出版发行中国图书，让国外读者更容易接受中国图书。三、进一步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大力鼓励学术文化交流，要特别重视和借助海外华人社团、媒体的力量以及对中华文化有浓厚兴趣和感情的国际友人，借助他们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四、制定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战略。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但这主要是针对文化体制改革创新的大政方针，很少涉及到如何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中国际影响力的问题。建议国家制定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着力培养从事国际文化传播的专业人才，包括文化传播的选题、翻译、推介、宣传、策划、包装等人才，使我们的文化传播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走在世界前列。五、把2008年奥运会作为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契机。
保护海峡西岸文化遗产
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李敏宽（代表台盟中央）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中央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海峡西岸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对于实现海西经济区全面协调发展，对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海西地区与宝岛台湾有着源远流长的不解情缘，海峡两岸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渊源，通过文化遗产形式在海西地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保护好海峡西岸的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两岸人民共同的根，也是保护好两岸并肩携手、共谋发展的美好前程。
建议：第一，全面启动海峡西岸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建议设立海峡西岸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项资金，尽快制订海西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加强政策法规建设。建议深入开展海西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涉台文物保护技术标准和规定。第二，注重海西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性。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广泛动员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民众，加强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联系，使两岸同胞都积极投入到海西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第三，通过海西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台湾同胞了解所谓“本土化”的实质。历史上，大陆人民在移居并开发建设台湾的同时，也带去了故里崇拜的神明和民情风俗，祖籍地的文化自然而然地在台湾落地生根、萌芽成长。海峡西岸遗存的文化遗产正是台湾文化根源的历史印证和现实参照。我们要通过海西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和展示，让更多的台湾同胞了解所谓“本土化”的实质，了解台湾文化的根在大陆。
探索建设用地创新之路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第一公路工程局副总工程师 陆仁达
耕地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如果现在还无法落实节约用地政策，耕地数量一旦击穿18亿亩这条红线，其后果谁都无法承受。积极探索建设用地创新之路是当务之急。
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的《物权法》明确规定：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集体所用的土地，这些都为“红线”保卫战做出了法律层面上的保证。
技术创新在公路建设中是始终不可或缺的科学理念和指导思想。河北省沿海高速公路建设中，采纳全路段低路堤填筑方案，同时又力避向基本农田取土，寻求远距离运土，固化剂改良土，粉煤灰、粉细砂填筑路基，减少占用耕地13700亩，并少占临时耕地503亩。
积极复垦勇担责任。国土资源部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废弃土地可以复垦为耕地、其他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公路复垦的空间相当广阔。在湖南邵怀公路临时用地复垦工作会议上，要求各承建单位在退场前必须将临时征用的土地如数复垦退还给群众，全县共恢复临时用地800亩。安徽宁淮高速公路施工末期，要求施工单位最大可能进行生态恢复和复耕，当地农民满意后方可撤场。
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据悉，在我国每征用1亩地，将使1.4个农民失去土地。这是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要在征地补偿方式、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上，进行试验和实践。作为长期面临征地拆迁重重难题的公路建设行业，从公路建设的投资成本起，加大土地补偿费占总造价的绝对比例，确保失地农民利益，保证国家改革措施实现。
彻底改变传统发展观
全国政协常委 鲁志强（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中国快速工业化伴随着快速城市化和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符合世界各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也是我们多年追求的发展态势。问题在于我国出现了一些其他国家少有的现象。一是城市建设出现超规模、超速度、超标准现象。二是居民消费出现超越发展阶段迹象。
中央已就建设节约型社会采取了有效措施，还要抓紧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彻底摈弃只争朝夕的赶超意识和高速度增长迷信，彻底改变传统发展观。
要有资源节约型的各级政府，这是因为：政府具有强大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忧患意识只有走出中南海，成为全民特别是各级政府的主流意识，建设节约型社会才会成为可能；政府是资源消耗大户，例如，政府用电量接近全国农村用电总量；公车占50％以上，而且多为大排量车；建设节约型社会涉及大量外部性、价值取向、制度创新、目标规划等问题，需要政府作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一些阻力就来自政府本身，如土地政策。
必须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目前的城市化道路依然是粗放的，表现为：重“城”轻“市”缺“化”。城市化异化成造城运动，追求的是规模扩张；城市功能的建设却严重滞后，不少城市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城市病”；而城市化的真正标志——农民，融入城市的进程却明显迟缓。
要有系统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建设节约型社会涉及生产、建设、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关系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需要全面统筹规划。但目前目标还不够具体，路径不够明确，措施不够全面，亟须加大力度。
构建和谐科研环境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佳洱
就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发展来说，当前在软环境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影响着科研人员积极性的发挥。例如许多科研人员收入要靠各种项目经费来养，迫使科研人员每年要为“跑项目”使尽招数；每年名目繁多的评审和评估，耗费了科研人员大量精力，引发急功近利之风，还使各团队之间的研究成果不能共享，优势不能互补。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应依靠什么力量来驱动？单纯依靠功利来驱动，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先进的文化来驱动才可能开创和谐发展的局面。
弘扬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首先要从政策环境上引导各级管理人员和一线的科技人员以热爱祖国、服务人民作为献身科学、开拓创新的不竭动力。现代科学发展史清楚表明，科学技术，特别是基础科学的发展的首要动力来自于科技人员对探索和揭示未知规律的热情、对于认识客观真理的坚持和追求，更来自对民族和国家科技进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国老一代科学家优秀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传世之宝，在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中应该进一步得到传承和弘扬。
除了树立正确的驱动力之外，还要发扬科学民主的精神，形成敢于质疑权威、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宽松的文化环境；要大力发展竞争激励与合作协同相结合的文化环境，按照“全国一盘棋”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充分发挥每个单位和团队的特色和优势，通过互助合作和大力协同迅速提升我国自主创新的整体能力；更要大力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吸纳西方先进文化的精髓，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文化的大环境。
重视文化法制建设
全国政协常委 伍绍祖（代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文化发展也是硬道理。许多地方政府为了经济的发展，投入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实行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支持、扶持力度要小得多。文化投入虽然周期长、见效慢，但长远看回报更高。在工业发达国家，高文化，包括高科技大量进入产业，使当代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文化因素已日趋重要。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地方各级政府也应该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
增强国家软实力建设，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形象。没有强大民族文化的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根基深厚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因此绝不是真正的强国，也不可能持久地赢得别国的尊重和向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以数字技术及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新科技的发展，各国文化联系日趋紧密。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的文化实力和文化竞争力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因素。
因此，亟须制订文化立法规划，统筹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建国以来，我们先后制订过十一个五年计划或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其中虽然也都有文化建设的内容，但与经济建设的内容比，篇幅短、刚性弱。特别是由于规划的起草者少有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都不够强。建议在制定文化发展纲要时，同时制定文化立法规划。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详列了计划审议和研究起草的76件立法计划及法律草案17件，而没有一件文化方面的立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建议把文化法制建设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统筹规划文化方面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的层级，统筹规划各方面文化立法的进度，力争在一定时期内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法律体系。
农业污染防控形势紧迫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三峡建委委员 甘宇平
我国农业污染问题日渐突出，农业污染量占全国总污染量（指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及农业污染的总和）的1／3—1／2，已成为水体、土壤、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农业污染有诸多成因，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兽药及对规模养殖畜禽中所产生的畜禽粪便管理放任自流等都是重要因素。但防范意识缺乏；没有标准的监测方法；没有形成整体和系统的农业污染防治和控制的政策框架等，是当前存在的重要问题。
因此建议：从源头上控制限量减排。例如，通过对施肥量、施肥时间、肥料品种、施肥方式的规定，减少源头污染量；用科学方法对畜禽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严格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合理使用准则；在重要水源保护区和流域，制定和执行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发展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技术替代原有技术；鼓励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快发展农村清洁能源；加快实施乡村清洁工程，推进人畜粪便、农作物秸秆、生活垃圾和污水的综合治理和转化作用。
发展新型农用工业。积极发展新型肥料、低毒高效农药、可降解农膜等新型农业投入品。对农业污染进行有针对性的监控。要整合与建立完整的农业污染监测网络和控制体系，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是生态农业建设和面源污染防治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的保证措施。建立农业污染控制的政策法律框架和配套制度。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措施中缺乏对农业污染控制系统和紧迫性的重视。农业活动未完全纳入环境控制之中，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制建设还很滞后，尚无单独的农业污染防治法及实施办法。我们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农业污染的防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农业环境保护机构。加强农业环境保护教育。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 卢 强（代表贯彻污染物减排指标视察团）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削减10％作为“十一五”期间必须完成的两个约束性指标之一，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辽宁省作为我国重化工业基地之一，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环境污染问题历史欠账多，污染减排工作形势严峻。近几年来，辽宁省在实现减排目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好的经验，一些城市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从辽宁省的情况来看，当前，污染物减排工作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和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各级各地党委、政府对节能减排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的认识程度不一，思想上还没有真正从又快又好发展转变到又好又快发展上来；存在着搞污染大搬家而轻产业结构调整的倾向；各级政府部门习惯于通过行政指令向企业下达减排指标，缺乏必要的经济手段使污染减排成为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现有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存在严重问题；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滞后。
针对上述问题，委员们建议：要充分运用对各级干部、企业管理层的业绩考核指标这一有效杠杆，特别是各级组织部门在运用考核干部这个强有力的调控杠杆时节能环保要有明确的体现，否则一切终成空谈；对新上项目的审批要制定和执行最严格的环境标准，要严格实施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政府要从每年迅猛增长的财政收入中，割一些“肉”、出一点“血”，实施扶持、补偿和奖励措施，以切实提高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高新增绿色产业的内在积极性；加快制定完善有利于污染减排的价格、财政、金融、税收政策，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建议采取多种投融资渠道，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在全国扫无污水处理厂城市之“盲”。
拓展对外交流工作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 曹圣洁
中国基督教的主要经典——《圣经》，自1981年至2006年已印刷发行4300万册，这个事例有力地说明我国充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于2004年在香港，2006年在美国洛杉矶、亚特兰大、纽约三地，2007年在德国科隆以及巴伐利亚等地都举办了“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参观者达数万人，取得良好效果。
主要表现在：
使一般群众开始认识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与境外教会人士增加了友谊与合作。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总干事把我国举办圣经事工展称为“本世纪关于圣经的最伟大事件之一”；由于结合中国文化艺术特色，使中国文化扩大了影响。
通过举办圣经事工展览会，我们对于扩大对外交流有以下几点体会：
首先，文化交流的面很广，宗教亦属文化领域，应该积极主动开展这方面的交流。
其次，宗教界“在教言教”，从本身的教义出发，说明宗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第三，在对外交流中，要体现我国的历史、社会、文化特点，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
第四，为了做好对外交往工作，需要培养一批宗教方面的高素质人才。
外国宗教人士关心的不仅是宗教内部的事，还特别关注全球化的走向、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社会正义、环境保护等等问题。
反观我国的宗教界较多埋头本职工作，对于社会问题缺乏研究，需要在宗教界内培养一批素质较高的人才去开拓对外交往工作，并且鼓励他们不断学习，总结经验，提高水平。
走出去与软实力建设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王 蒙
我不赞成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讲什么“文化赤字”、“入超”之类。文化与物质商品不同，物质商品多半是一次性的，使用完了，消费完了，需要再进口。而文化，引进了，就为你所用，为你所发展、创新、改变、本地化，丰富了你也武装了你，归属于你了，有可能成为你协力创造的新的文化果实。
文化是不是软实力，当然是。然而，文化首先不是实力不实力的问题，而是它的有效性、质地性、成果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的问题。一个文化的品质，在于它能否帮助接受它的人群与个人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能否开阔人们的精神视野与发展人们的精神能力，是否具有足够的创造性、吸纳能力、发展能力、应变能力……我们需要强调的：文化是花朵、是魅力、是精神、是瑰宝、是记忆也是预见、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骄傲与财富，也许比较靠后再说它是软实力更好。
我们重视与各国政府间的文化协定，重视文化交流上的政府行为，我们也许应该更重视民间机构与文化人个人之间的交流。我们从版权局等部门掌控的购买我方版权数字，其实远远比不上作者个人与外国出版商订立的出版合同多。我们最好多建立一些出版经纪机构、文化艺术基金会与外国有关团体打交道，而不是直接由政府部门或权威的具有我方特色的联合会、协会出面。
我们的对外文化推介工作面对的是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广大受众，当然要以受众能够理解的方式、熟悉的语言习惯做好我们的工作，这并不能说是迎合西方人，也无需为西方人没有接受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而遗憾，或指责他们的对待中国的无知、少知、猎奇心理。外国人对中国感到好奇，我们欢迎，好奇比无视好。只有经过更多更有效的工作，才能尽快地超越人家对我好奇的阶段。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