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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喜若狂，仿佛自己重生一般。” |
文 雷纳特·弗洛陶 编译 七水
7月24日凌晨3点半，当看守们走进我的牢房时，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把手里的钥匙弄得哗啦作响，也没有大声喊叫，相反，他们压低声音嘀咕着：“阿沙拉夫，阿沙拉夫，醒醒，有人来看你了。”
我站起来，看了看钟，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这么晚了，谁会来看我？我一下子意识到，他们马上就要枪毙我了，之后，他们会向外界说，我曾企图越狱逃跑。
几分钟后，我站在典狱官的办公室里。
在机场，一名利比亚官员再次问我，想留在利比亚还是去加沙。“我想去保加利亚。”我回答说，“你们毁了我的生活，我家人的生活，还有这些护士的生活。我再也不想在这样的国家待一秒钟。”这名官员脸色铁青。“你们都是见证人。”他冲着巴勒斯坦和保加利亚特使吼道。
我终于上了飞机，和我一道的是5名护士、欧盟专员贝妮塔·瓦尔德纳以及法国总统夫人塞茜丽娅。我欣喜若狂，仿佛自己重生一般。
我是一个替罪羊
我的地狱生活始于1998年8月。在利比亚完成医学考试后，我进入班加西一家大型儿童医院当实习医师，最初是在肠胃科。传染病区已被封闭。在我负责区域里的一张病床的墙壁上，有一个写着“艾滋病感染者”字样的标记。使用这个病床的是一个7个月大的婴儿，曾到埃及做过骨骼畸形矫正手术，婴儿感染艾滋病也是在埃及医院查出来的。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艾滋病例。
1998年12月13日，当我被传唤到警察局时，我已经换到另一个科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当天，我被逮捕了，在一个很小的牢房里待了3天。后来我才得知，是为了等待我的艾滋病毒测试结果——是阴性的。
一名利比亚警官对我说：“数百名儿童感染了艾滋病毒，我们知道，你是罪魁祸首。你抱起这些孩子，给他们注射了病毒。”我回击说：“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把我拉到班加西主要广场，当众枪毙我吧。”是的，每次检查前，我都要抱起孩子，但只是为了让他们不要害怕。
“你曾和一个外国女人有性关系。”这名警官继续说。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利比亚高层中的某人正在编织一个故事，我被选为替罪羊。
我是来自巴勒斯坦的一个难民，在我两岁时就和父母定居在利比亚，对我父母来说，利比亚事实上就是他们的家园。我的家庭非常保守。我的未婚妻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年已经去世。我刚刚和另外一个女人开始新生活。
因为我知道我们医院里的保加利亚护士也已经被审问过，我猜想他们指控的和我有性关系的那个外国女人肯定就是其中一个护士。但警官随后让我走了，并说让我到警察局只是例行讯问。
班加西当时实际上是一个交战区，大街上是一群群相互开火的激进分子。我们医院塞满了伤员，卫生条件极其恶劣。没有任何针头，杀菌设备已被毁坏。一把剪刀被用来割断十几个婴儿的脐带。70%的孩子同时感染了艾滋病毒和乙肝病毒。
利比亚当局非常关注艾滋病毒感染事件。对于因性滥交等引起的艾滋病感染者不断增加的事实，政府感到有心无力。利比亚下级法庭和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后来都证实了乙肝疾病的流行。但是，在利比亚，卡扎菲的意志就是法律，他控制着司法审判系统。卡扎菲急需找到替罪羊，以平息受感染儿童的父母的激愤情绪。但不管如何，利比亚腐败的卫生系统都不会受到任何指责。
我要被折磨死了
1999年1月29日，但我探望完父母回到自己的宿舍后，发现一张纸条，要求我再次到警察局交代情况。接下来的10个月里，我好像从人间消失一般。我的父母挨个医院找我，还查阅了死者名单，费尽周折，终于发现我被捕了。
1月29日晚11点35分，警察给我戴上了手铐，用一个黑色面具蒙住我的脸，把我锁在一辆警车里。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警车在乡间道路上高速急驰。那4个小时对我来说就像4年一样。当我们来到的黎波里的一幢建筑里时，仍是漆黑一片。天气非常寒冷。他们扒下了我的衣服，只给我留下衬衣和裤子。
第二天早晨，两名男子开始殴打我。他们吼道：“你用艾滋病毒感染了孩子们，是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让你这么做的。你和那个外国女人睡觉。你们到我们国家当间谍。你们是人渣。”
然后，他们开车把我带到的黎波里郊外的一栋房子内。这里是一个用来训练警犬的农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因为没有人能听到我们的惨叫声。
在头几天，我和3条狗一起被锁在一个房间里。他们让狗咬我，我的腿咬痕遍布，膝盖有一个大洞。我的饭碗是狗用过的。5名保加利亚护士也被送进了这个农场。每天，拷打者都对我们说：“我们要让你们生不如死，直到你们招供。”
酷刑时间从头天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非人的折磨长达数月。
他们把裸金属线缠在我的阴茎上，然后拽着我在一个面积至少有40米X40米的房间内转圈。我不停地尖叫和哭喊。
最痛苦的一种折磨是电动酷刑机器——类似于发电机一样的手动箱。他们把负极接在我的手指上，把正极接在我的一个耳朵或阴茎上。最痛苦的不是电流，而是他们不停地变换速率。当我昏迷后，他们用冷水泼在我赤裸的身子上，然后继续折磨我。
在我遭受电击时，他们会把5名保加利亚护士的护照拿给我看，并一一指给我说：这是克里斯蒂娜、娜莎娅、瓦伦蒂娜、瓦尔娅和施珊娜。5名护士的命运和我一样悲惨。但是我们无法相互安慰，因为我不会说保加利亚语。
有时候我们在同一间房内被折磨。我看见她们半裸的同时，她们看见我全裸遭受电击。我们听到对方的呜咽、哭喊和尖叫。克里斯蒂娜被吊在窗户上时，他们把我放在通电的铁盘上。他们对她们的所作所为让我羞于启齿。她们被强奸了。克里斯蒂娜被强迫把一个瓶子放进阴道里。再也无法忍受折磨的娜莎娅打碎了一扇窗户的玻璃，割开了手腕。他们把她用假名送进医院，然后又把她带回到酷刑室。
我的囚室实在太小，我无法躺下。整整1年里，我蜷着身子、倚着墙睡觉。我害怕自己会疯掉，我一次次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们单单挑上你？
最恐怖的事是他们威胁要折磨我的家人，在我面前强奸我的妹妹。我的家庭是我拥有的最神圣的东西，家中5个孩子只有我一个是男的。他们带进来一个女孩，我只能听到她尖叫的声音：“我是你妹妹。我被强奸了。”
我屈服了。我说，告诉我，你们想让我干什么，我会签署任何文件——即使是让我承认制造了洛克比空难也行。到那时，警方把我被捕的事实通知在的黎波里医学院读书的妹妹。我父亲立即把她带回家。
2000年4月17日，我们被转到的黎波里的杰迪代监狱，一直待到2002年2月4日。每间牢房约为1.8米X2.4米，大多数是8个囚犯一间牢房。我们每两个小时轮流睡觉。4个人蜷着身子躺下，另外4个人站着。1年后，我被送进一个5米X10米的牢房内，里面有70个囚犯。我们像罐头沙丁鱼一样，头挨着脚。如果我养牛，我也不会让它们这样紧紧地挤在一起。
看守给其他囚犯看利比亚报纸，上面指控我们是谋杀孩子的凶手。其他阿拉伯报纸也纷纷援引利比亚报纸的报道。巴勒斯坦特使不但不为我辩护，还声称我已经向他承认自己是摩萨德特工，故意感染了利比亚儿童。许多囚犯相信这些谎言。我们知道真相，但我们仍旧相信谎言。
我感觉到自己有活命的机会了
2002年2月，感谢卡扎菲儿子赛义夫的支持，法院撤消了有关我们阴谋颠覆利比亚的指控，但维持蓄意感染426名儿童的罪名。
之后，我们被软禁起来，共同生活在一个有4个房间、1个厨房和1个花园的房子里。一家餐馆负责我们的饮食。我们甚至被允许，在一名警察陪同下，逛街购物和看牙医。已经不再拷打我们了。我们有卫星电视，可以会见访客。我开始学习保加利亚语。2002年5月，当保加利亚外长所罗门·帕西来看我们时，我向他提出希望成为保加利亚公民。这个愿望直到我离开利比亚几周前才得以实现——在欧盟的催促下。
此时，营救我们的谈判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天，的黎波里的安全负责人来到我们的房子，说：“我们知道你们是无辜的。你们将在两个月内和家人团聚。”但事实却是，2004年5月6日，法院不顾法国教授吕克·蒙塔尼耶和意大利教授维托里奥·科里兹有关我们无罪的调查报告，突然宣判我们死刑。
我们的下一站来到了的黎波里监狱的死囚区，在那里等待被处决。是的，没有人能够长生不死，有一天我也会死去。但是，某个几小时前还和你一起吃饭的人突然被带出去，而你所听到的只有几声枪响，这是一种恐怖的感觉。你一个人坐在那儿，静静等待，生怕下一个念到你的名字。
直到2005年5月25日，我才觉得我有可能活下来。当时，欧盟专员贝妮塔·瓦尔德纳告诉我说：“你不是孤立无助的。25个欧盟国家支持你。它们全都确信你和护士们是无辜的。”
当德国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也来看望我。我带着欧盟特使给我的刻有欧盟标志的手表，施泰因迈尔很惊讶，我对他说：“我希望我不久后也成为欧盟的一员。”我的家庭在2005年12月19日得到荷兰庇护。
当他们试图把我和保加利亚隔离开时，欧盟介入了。当法国总统夫人也介入进来后，我更加觉得自己不久后就会远离地狱的。在欧盟的要求下，我签署了一份请求卡扎菲赦免的请愿书——我们得以获释的一个条件。
当我们抵达索非亚几分钟，保加利亚总统珀尔瓦诺夫宣布特赦我们后，我突然觉得自己长了翅膀。由政府扶持的保加利亚电信承诺，将给我和5名护士每人一个公寓。我接受了财政援助，他们甚至给我一个免费完成我的医疗培训的机会。
当我得知的黎波里要求阿拉伯联盟抗议保加利亚的特赦时，我已经不再受折磨了。受感染儿童的父母正要求我们重回利比亚，他们早就知道我们是无辜的。
一名保加利亚律师正准备起诉两名最恶毒的利比亚施刑者，我真的想出庭作证。我希望5名护士也能作证。我打算战斗到底，即使它要花上我一生的时间。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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