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80年峥嵘岁月，80载光辉历程。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锻造了彪炳史册的光辉业绩，谱写了传承后人的英雄史诗。
一颗子弹打穿头，他竟然幸存；一年时间，东北抗联从3万人锐减至5000人；一场激战后，“象山连”仅剩7人；一夜，突破“40万大军”防线。“四个一”讲述的故事，把我们带回那艰难与悲壮的年代。透过这些片断，我们看到了老前辈钢铁般的意志和“英勇善战”的战斗精神。
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胶东西海独立团二连，曾打过许多硬仗，“象山阻击战”最惨烈。对那场恶战，老八路王成斌不堪回首——
一场激战，“象山连”仅剩7人 王成斌 ，1928年1月生，山东省掖县人（今莱州市），1941年就读于哈尔滨第一中学，1944年4月参加八路军胶东军区学兵团，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陆军学校校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每当回忆起战争年代激烈的战斗场面和牺牲的战友，总是心潮难平。特别是我曾战斗过的胶东西海独立团二连，打了许多硬仗恶仗，仅在我任连长期间歼敌达1.2万余人，其中，一次追歼国民党逃军就俘虏了6400余人。连队先后被胶东军区命名为“象山连”，被国防部授予“红色尖刀连”荣誉称号。
1946年10月底，国民党军大举进犯我胶东解放区。当时，我任营重机枪排排长。胶东军区在许世友司令员的指挥下，进行了平（度）掖（县）保卫战。我西海独立团接到命令，先后在潍县一带，经昌邑、平度、掖西，节节阻击，顽强战斗，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速度，配合胶东军区主力完成战略展开。11月4日，我所在的西海独立团后撤到掖县城西粉子山一带，担任阻击任务。上级要求我们坚守阵地五天五夜。全团指战员响亮提出：“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5日拂晓阻击战打响，国民党军动用飞机大炮，不到一小时就向粉子山前沿阵地实施了两次炮火袭击，各种火器向阵地前疯狂扫射，子弹在头上不停地呼啸。我带营重机枪排利用上级炮火的掩护，组织轻重机枪向冲上来的敌人猛烈射击，打退了敌人10余次进攻。6日拂晓，敌人又开始对粉子山、象山阵地实施火力突击，并采取前面敢死队、后面大部队的方式展开进攻。我意识到战斗将会更加残酷，便带领全排充分利用工事隐蔽，节约子弹近距离打。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先后3次发起攻击，都被我们打了下去。
这一天，各连伤亡很大，二连已在象山阵地抗击敌人多次攻击，特别是坚守突出部位的二排只剩5人。团营领导考虑到象山阵地战斗的残酷和重要，将我从营重机枪排长任命为二连二排长。我接到命令后，立即带着团里补充的35名战士冒着炮火赶到象山阵地。从7日至9日的3天里，我们又打退国民党军“荣誉一师”两个旅轮番发动的不同规模的进攻30余次。团先后又两次给二排补充战斗员56人，战士几乎都带伤战斗，我也两次负伤。当战斗到第5天时，我团完成阻击任务后撤离粉子山主阵地，象山阵地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我们仍坚守阵地与敌殊死搏斗，英勇抗击。天快黑时，敌人暂停了进攻，在我阵地周围每隔几十米就点放一堆篝火，把整个阵地照得一片通红。我借机派轻伤战士去联系各阵地，各排伤亡很大，一、三排长牺牲、连长、指导员受重伤已被转运下阵地。这时，连队只剩下我一个排长和20多名战士。紧急关头，我把全连人员集中起来，动员大家为牺牲的战友报仇，誓与阵地共存亡。话音刚落，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仅炮火就往象山阵地上打了一个多小时。突然一块弹片砍在我已受过伤的右脚腕处，顿时血流如注，我瘫在地上继续指挥全连20余人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由于我们顽强阻击，敌人的进攻终于又一次被打退。
空旷的黑夜里，阵地上没了枪声。我分析大部队可能撤退，决定带领全连仅剩的10余名战士撤出阵地，同时把阵地上未来得及运走的19名烈士的尸体掩埋在连指挥所隐蔽部。我带全连同志由轻伤员抬着重伤员，相互搀扶向掖县城东北方向突围，途中正巧遇上团营派出的骑兵排接应。
战后，胶东军区为庆祝象山阻击战的胜利，命名二连为“象山连”，并重新进行了组建。命名会上，我因重伤住院未能参加，其他6名幸存战士戴着大红花在主席台上就座。这就是许多战史上讲的“象山连”仅剩7人的来历。
参加战斗无数，跨越黄河那一幕最难忘。开国中将范朝利如是说——
一夜，突破“40万大军”防线 范朝利 ，河南省新县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你们在建党26周年纪念日前夕，跨越黄河，胜利地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奠定了大反攻胜利的基础。全区军民，闻捷鼓舞，蒋占区千百万倒悬的同胞在盼迎你们！同志们，前进，勇敢前进。”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1947年6月30日夜晚，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黄河防线”之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向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及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来的贺电。时间虽然已过去60年了，但当时我军势如破竹，挥戈南下，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激战鲁西南，连续歼敌的壮烈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1947年6月27日上午，我们接到野战军关于渡河作战的命令，要我第二纵队必须于本月30日夜分别由旧范县西南的林楼和寿张以南的孙口渡河。下午3时，我们召开各旅主要干部会议，布置渡河任务。会后，我（时任纵队副司令员）与钟汉华副政委率领各旅副旅长和部分团的干部到渡河地段侦察情况；陈再道司令员等分别深入到各旅检查准备情况。
1947年6月30日夜，强渡黄河的作战开始。明月当空，微风习习，鲁西南的夏夜显得无比静谧。然而，就在这一片静谧之中，一场紧张的强渡黄河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在旧范县西南林楼渡口的我第二纵队第四旅的渡河阵地上，纵队炮兵营营长范治平和政委凌风在指挥所里拿着望远镜仔细地观察对岸敌人碉堡、工事的动静，一列列巨人似的大炮在青纱帐里昂起头，幽幽的炮口指向对岸。我第四旅第10团、第11团的先头部队已登上了渡船，30只渡船隐蔽在渡口的两侧，机枪架在船头，每船指定两名战士照护舵手。各船的水手都是从沿黄各县挑出来的翻身农民。他们赤臂光胸，手握篙桨，个个如弯弓待发。
在这静谧的夜晚，战士们坐在船上，面对波涛滚滚的黄河，真是思绪万千。第十团一连二排长感慨地说：“黄河，千百年来它造福于我们伟大的人民，它哺育了我们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然而，它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却变得像一条癫狂不驯的巨龙，贻害人民。蒋介石不就是企图将黄河当成"40万大军"阻止我军的行动吗？黄河啊黄河，是你回到人民手中的时候了。”随着二排长的一番议论，船舱里的战士们也悄悄地议论开了。家在黄河南岸的战士们，渡河的心情更为迫切。他们激动地说：“不用说蒋介石将黄河当成40万大军，就是80万大军，我们也要吃掉它。”
20时，渡河的命令下达了。我第二纵队林楼渡口第10团、第11团的勇士们在接到渡河的命令后，条条小船像离弦之箭，急速向南岸驶去。当我先头船只驶到河心时，被对岸敌人发现。他们一边嗷嗷地叫着，一边向我们射击。此时，我早已憋足劲的各种火炮，随着范营长一声令下，向敌人开了火。霎时，敌人的阵地被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敌人的河防工事纷纷飞上了天。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我第四旅第10团一连和第11团二营的勇士们不待船靠岸，就跳进水里，迅速趟过淤泥滩，向大堤冲去。午夜12时，敌人的河防阵地全线崩溃。我第四旅全部渡过黄河。
与此同时，我第五旅在孙口也顺利渡河。该旅第一梯队的第13团一、三营，在我强烈炮火掩护下迅速渡河抢占滩头阵地后，立即向敌人冲击，分头包围敌人，待我歼灭董家花园之敌后，其余地点的河防守敌闻风南窜。我军迅速控制了蔡楼至范庄的大堤，并按预定方案，向郓城、水堡集方向推进，分割、围歼敌人。
7月1日凌晨，野战军李达参谋长在电话里向我们通报说：“第一、六纵队也已顺利渡河。”就这样，蒋介石吹嘘的所谓可以代替“40万大军”防守的黄河防线，只一夜工夫就被我军彻底粉碎了。
“那次打仗差点要了我的命”。郭家庄那一仗，老红军钟明刻骨铭心——
一颗子弹，打穿头竟然幸存 钟明 ：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于都县银坑镇营下村，1933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的所在地。老红军钟明就住在于都县城，安享晚年。
“我第一次走进战场是当年攻打位于江西宁都县一个叫草鞋岗的地方”。老人说，那一仗十分激烈，我是卫生员，负责救护伤员。当时，敌人封锁很严，部队药品严重缺乏，只有通过内线才能弄到一些，用来给伤员消毒。后来实在紧张，只好用盐水给棉花、纱布消毒。再后来，连棉花、纱布也严重缺乏，只好把用过的棉花、纱布洗干净，晒好再用，反复用，直到棉花成团，丝成线，再埋掉。
1934年10月16日，我随部队渡过于都河，踏上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红军占领遵义后，我所在的红四连奉命攻占遵义城外一个制高点。战斗中，连长负伤了，我护送连长下火线。
1936年4月，东渡黄河后在山西发生的一次战斗，让我终生难忘。因为“那次打仗差点要了我的命”。战斗发生在一个叫郭家庄的地方，当时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与战友往山下冲锋，突然，一颗子弹打中我的左眼角边，并从头顶穿射出去。我当即昏迷倒在地上。
几个小时后，没想到经过抢救，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连长惊喜得不得了，抱着我失声痛哭。我从战友口中得知受伤情况，当时连长吼道“无论钟明是死是活，快把钟明抬回来抢救。”
在后方医院，军医告诉我：“你头上有碎骨，要马上做手术取出来，不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当时严重缺乏医疗器材，做手术连最基本的麻醉药都没有的情况下，伤员做手术要忍受极大的痛苦。我深知做手术的痛苦，但是仍坚定地对军医说：“我的生命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不做手术肯定完了，做手术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于是，我咬紧牙关忍着剧痛让军医做手术。军医后来告诉我：“做手术后，你曾昏死了3次，三进三出太平间，几次差点将你埋掉，没想到后来你还是活过来了，这样的情况1000个人难以幸存一人，简直是个奇迹。”
从那以后，我头顶上的那处伤疤再也没有长过头发。 （钟德金、肖力民协助采访）
1938年初，东北抗联遇到空前困难。对那段经历，老将军彭施鲁终生难忘——
一年，部队从3万锐减至5000人 彭施鲁 ,河南省武陟县人，1916年1月生，1935年12月赴东北参加抗日联军。曾任总参军校部副部长、军训部副部长、体育学院院长、国防科工委副参谋长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1935年底，我由党组织从北平派到东北抗日联军中工作。到达东北时，正是严寒季节。虽说生活相当艰苦，但部队处于稳定发展时期，至1937年底，抗联已发展到3万余人。
1938年初，日本人推行了归屯并户政策。把原来抗日部队经常出没的山区农村全部烧毁。逼迫农民离开山区，并入平原地区的大屯中去，想以此断绝抗日部队的衣食来源。同时，日本人还调集了10多万日伪军进行“围剿”。抗联遇到了空前困难。
为摆脱困境，抗联各部分别西征，以求开辟新游击区。西征途中损失较大，到1938年底，抗联的人数已不足5000人，从此进入了相当艰难的时期。当时，抗联活动的地区每年要经历将近7个月的冰雪季节。在这期间，要应对日伪军的长期“围剿”。深山里的简陋营房连续被摧毁，贮存的粮食被挖走。我们要经常在断粮的情况下与敌人周旋。在雪地火堆旁的宿营只能是短暂的，久留必遭袭。在不得已冒险出山征粮时，常常付出伤亡代价。这种情况要苦苦等到来年四月解冻后，才逐渐好转。在夏秋两个季节里，山林中可以隐蔽，平原地区大面积的沼泽地里许多干燥的小岛成了我们良好的宿营地，从这里可以近距离奔袭目标，而敌人却不敢轻易进入沼泽地，因此夏秋两季可以多打胜仗且牺牲较少。
冬季毕竟长达六七个月，伤亡大，且得不到兵员补充。到1940年的冬季，抗联已不足1000人，被迫转移至苏联境内进行整训。虽然所保存下来的实际人数不超过千人，但在1945年8月苏联军队在东北境内围歼日本关东军的战役中，除了有一个整体的抗日联军教导旅协同苏军作战外，有的在战前潜伏于敌后，有的在开战的同时空降于敌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占领了东北全境以及朝鲜北部。尔后在半个月之内，抗日联军的近千名干部和战士又被迅速地分布在东北全境各大中等城市开展工作，目的是重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扩大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迅速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迎接八路军进入东北等。这些任务很快得以实现，为此后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取得了先机之利。
回想起来，1938至1940年的三个严寒的冬季，的确是东北抗日联军最为困难的时期。生存环境差、伤亡大。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情绪都处于低沉状态。政治思想工作也处于无可奈何的时期。我当时是一个政治工作者。从上级下来的指示，是号召大家克服困难、坚持斗争，号召大家学习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要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献身精神。
这些政治思想工作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大家默默地忍受着饥饿，抗击着严寒，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坚定向前走着、走着……
编后 历史不能忘记 聆听几位老前辈讲述往事，我们感悟到:一位英雄，就是一面旗帜。一个老兵的故事，就是一部人生教科书。
没有老一辈当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在纪念建军80年之际，我们更加缅怀为中国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更加崇敬把青春年华贡献给祖国和人民的老前辈。他们的历史功绩与山川同在，与日月同辉。
老前辈是历史的见证人。听他们这些过来人的讲述，和读历史教科书的感受不同。我们由衷地感慨：历史不能忘记，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来之不易，应当格外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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