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讲述自己不堪的过去,“北边”也揭开了抢夺团伙的内幕。
做“小弟”挨打是家常便饭
记者:一般抢什么东西?
“北边”:最多的就是项链和手机,手袋也抢,但是不多,因为手袋中也许有宝贵资料,逼急了事主,可能会拼命追赶,不划算。
记者:怎么判定所抢东西的好坏真假?抢来后卖给谁?
“北边”:这个凭借经验,拿项链来说,如果是W型的搭扣,旁边有厂牌的话,90%都是真的;现在市场上流行什么手机,大概什么价位,我们了如指掌。现在在百米范围内,我只要扫一眼,就可以基本判断出谁身上有“货”,“货”真不真。
出货的话,都是固定的小档口,有些是回收二手金货的打金店,有些是用其他生意做掩护的小档口,包括士多店、麻将馆都有可能。
记者:有没有伤过人或者被打?
“北边”: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人。至于被打,是家常便饭,当小弟的时候经常是鼻青脸肿、头破骨折的,但是大哥给点药擦擦,休息好了还得继续干。
团伙分为“小弟”“带人的”和“大哥”
记者:你们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是什么样的架构?
“北边”:大家基本上都是以居住地为自己的圈子范围,像我以前住的城中村就是一个“大家庭”,村子里以大哥为头各自组织“小家庭”,大哥带的小弟多,势力也就大一些。我们这种“带人的”属于中间派,不属于哪一家,哪家大哥要我们帮忙带人,我们就出去干活。
这个圈子里的人分三种,“小弟”、“带人的”和“大哥”。小弟负责直接动手,干成一票可得100元;大哥负责买小弟、培训、管理小弟,有时候也带小弟出去干活,大哥最大的收益来自出“货”,所有得手的“货”都由大哥处理,一条铂金项链一般可以卖1000多元;大哥如果不亲自带小弟干活,也可以请一些“带人的”去带自己的小弟,“带人的”一般由小弟升上来,经验比较丰富,他们也不亲自动手,只是负责勘察线路,确定目标,接应小弟,危险性也小很多,他们和大哥的收益是五五分成。
早餐时间是交流会
记者:你们日常都是怎么“干活”的?
“北边”:早上6时多,我们都在一起吃早餐,吃早餐其实也就是交流会,大家各自交流昨天的心得体会,比如什么路段增加了保安,什么路段有了便衣,哪些地方“货”比较多,这些信息都在一起交流,互惠互利。
吃完饭,各家开工。如果我们确定了一个目标,一般要跟到底,除非是确实没有机会了,否则就算九条街我们也会一直跟下去,直到得手。
记者:有没有固定的路线?会不会起冲突?
“北边”:每个大哥和“带人的”都有自己熟悉的路线,一般不会踩界,如果两帮人同时看上了一件货,那就比谁出手快;如果是大哥先看上了,被后来的人抢了货,按照道上的规矩,大家就都要分一点。为分赃不均打架,也是常有的事情。
“小弟”多以介绍工作为名引上钩
记者:小弟是从哪里招的?
“北边”:专门有另外一个圈子负责找人,他们叫“扫人的”,专门在火车站、汽车站附近找人。一看到那些外地来的,像是走投无路的小年轻就上去搭讪,说给介绍工作。如果他上钩了,就再问他是否愿意干这个?不愿意干的就转卖到黑工地上,给老板白干活,愿意干就卖给我们当小弟。在我“入行”那个时候,一个小弟的价格是100元,现在买一个小弟要给300元—500元不等,也分地区。
记者:如果买回来的年轻人最后不愿意干,你们怎么对待他?
“北边”:现在基本上都是打一顿就赶走算了,毕竟还是要他们自愿干。但以前不是这样,很多年轻人临阵反悔、偷藏东西被发现之后都要暴打,下手很重,我们叫“执行家法”。
现在愿入伙的越来越少
记者:你们抢来的钱都用来干什么?
“北边”:钱来的快去得也快,有时觉得自己很有钱了,为了寻找刺激就去赌博,结果一个晚上输个精光,很后悔。
不干活的时候我们就找刺激,到处找乐花钱,请小弟们出去耍,哄住他们。
记者:现在和以前比有什么变化?
“北边”:现在愿意入伙的越来越少了。以前小弟干一票只能得100元,现在要给到两三百元,甚至500元才有人干,很多大哥干脆重操旧业,自己又开始干了。
以前有60%—70%的成功率,现在只有40%左右,除了警方抓得紧以外,市民的防范意识也增强了。2003年非典期间是我们这些人的鼎盛期,那时我住的城中村里到处都是小弟,大约有1000多人,现在可能只有1/10了。 本报记者 陶国睿
暗访
“北边”与记者清晨一起追踪团伙活动被发现
“带头大哥”越来越警惕
为了证实自己所说的话,“北边”答应带着记者到他们团伙聚居的白云区粤溪村暗访。几天前的一个凌晨,记者驱车与他一起来到了粤溪村。
5时30分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大概是来得比较早,人们都还在沉睡中,街上静悄悄的,只有一两名清洁工人在清扫大街。记者的车在村子里的主干道粤溪大街上兜了一圈,一边走“北边”一路指给记者看:这是团伙的大哥们经常交流情况的地方;这个餐厅是他们吃早餐、召集小弟的地方;一家没有名号的简陋麻将馆是销赃的地方,一条抢回来的项链或者手机在这里5分钟就可以换成人民币。
7时30分“目标”终于出现
在出村的必经之路上,我们将车停在一边,准备追踪几名出去干活的大哥或者小弟。按照“北边”以往的经验,大哥小弟们在7点钟的时候都会出动干活了。在7时到7时30分这半小时之间,“北边”先后认出了三伙“背包党”和一伙“求助6元坐车”的“姐妹团”。7时40分,“北边”认出了几名带着小弟的大哥从村里走出来,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跟踪对象。
“北边”要等的目标终于出现,三名男子从我们的车后方向前走来,其中两人穿着黑色T恤和球鞋,另外一人穿红色T恤和皮鞋。“北边”说身穿红色T恤的人就是大哥,叫“小江西”,另外有个小弟叫“大儿子”。
7时40分
与记者对视30秒
三人显得分外警惕,一边走一边朝路边停放的车辆内张望,确认车内没有人,他们才继续走,记者想采取应变措施已经来不及了。经过记者的车时,尽管“北边”放低了身体,但还是被“小江西”认出,3人隔着车窗玻璃和我们对望了约30秒。由于摸不清我们的身份,他们迅速离开,但随即掏出手机打电话,“大儿子”在这个过程中不停回头继续观察我们的动静。一分钟后,三人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北边”说,他们已经有了警觉,电话应该是通知给其他大哥的,因此,今天不会再有人出来干活。
“北边”说,也许团伙成员发现自己这几天失踪了,已经有所预感,因此格外小心。
记者又按照“北边”提供的线索,打电话给大哥之一“河南”,假称自己是在火车站“扫人的”,要给他介绍几个小弟。“河南”在电话中说自己正在东莞“干活”,回到广州之后再联系,并表示现在小弟比较缺,要求多多介绍。
记者劝“北边”向警方自首,争取立功赎罪,“北边”说,他已经坐过一次牢,算是受到了应得的惩罚,现在他只想尽快回到北方的老家,重新开始生活。当天,“北边”就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记者将“北边”反映的情况通报给警方。广州警方表示,他们非常重视这一线索,并将据此展开深入侦查。
本报记者 陶国睿 韩浩
记者观察
“北边”走了,很好的开始
韩浩
“北边”的讲述让我们可以一窥抢夺团伙的内幕,但相信读者读完报道不会仅仅只得到好奇心上的满足,他的故事显然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首先,我们不再怀疑:在这个怀疑主义盛行的时代,英雄主义仍然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北边”下决心弃恶从善,是在读了便衣英雄陈世豪的事迹之后,陈世豪正是在抓捕像他这样的抢劫分子过程中被车撞倒牺牲的,虽然与他没有直接关系,但“北边”却感到了深深的内疚。“北边”说,他们很怕这些便衣,但也很佩服这些便衣。对一位英雄的崇敬,如果出于一般人之口,我们可以怀疑他只是出于发言的需要,但出于英雄的对立方之口,我们无法怀疑他的真诚。
由此看来,英雄的事迹鼓舞人、激励人并非一句空话,也许还要加上一句震撼人,而且这种震撼的作用对曾经作恶的人还要更加强烈。在采访中让记者最感慨的一件事就是对陈世豪事迹的报道,“北边”读的要比我们仔细得多。不知“北边”这样的人是否还有,毕竟不是每一个曾经的罪犯都有勇气到媒体自揭伤疤。即使只有这一个,英雄的在天之灵也应该得到安慰了。
其次,“北边”的讲述印证了市民们的一个感觉:目前广州的社会治安虽然仍然形势严峻,但的确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据“北边”讲,现在这一行越来越难做,警方的打击力度大了,市民防范意识强了,“得手率”比以前低得多,干这个“职业”的人也少多了。这个判断有不少人会表示怀疑,但是抢夺团伙成员“北边”却是从内部证实了抢夺分子们的没落。“北边”之所以在此时选择弃恶,除了受到英雄事迹的感召,自觉如此下去前途无望恐怕是更深层的原因。
“北边”走进报社自揭伤疤并愿意改过也许是一个偶发事件,但这其中传递的信息并不偶然,广州治安迎来了一个拐点,广州今后应该不会再因为“乱糟糟”而可爱。
当然,要使记者不成为“讲大话”者,还要靠警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一方面加强打击力度,另一方面还要靠综合治理,营建和谐的城市氛围。“北边”当初沦为抢夺分子,也是因为自己行李被偷,吃饭都成了问题,可以说是典型的为虎作伥。在一个人人有饭吃,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受到良好对待、受到关怀的城市,社会的长治久安才是可以期许的。
有人说,“北边”应当去公安机关自首,这才能彻底赎罪,这当然是没有错的,不过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对他要求太高,他毕竟还不是十恶不赦,能够决心改过,并且揭开了自己阴暗的过去,也算是勇气可嘉了。事实上,在带领记者暗访之后,“北边”当天就坐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急不可待地去寻找新的生活,我们希望这真的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北边”走了,对他本人和广州来说,这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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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少年在广州大道中抢夺行人皮包后,横穿马路逃逸时被抓获。在警方的打击下,广州的治安形势好转,这样的情景越来越罕见。 本报记者 杨曦 摄
陈世豪追悼大会上,数千警民送别。正是他以及他代表的便衣警察的不懈努力,使羊城的抢夺案大为减少。 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