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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桂西恩(图)

桂西恩近影

  发现艾滋病村

  中国,温暖的阳光,平原大地上盛开的牡丹花还没有凋谢。上个世纪末的中国人不知道就在那时,有一位叫桂西恩的医学教授正在做一件石破天惊的事。

  后来证实,那件事与中国人的生命息息相关。

  年过六旬的桂西恩沿着高低不平的村道,走进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一户户村民的家,他用温和的笑容掩饰着内心的焦虑——从他已经掌握的血样来看,有一个可怕的事实已经不容怀疑:那就是中国不仅存在艾滋病,而且已经出现了艾滋病村。


  对于专门从事地方病和传染病研究多年的桂西恩教授而言,人类所发生过的疾病和瘟疫并不陌生,从踏进医学大门的那一刻,他就将自己所有的智慧投入到这个领域。然而在1981年,桂西恩赴美进修时,他的美国老师沉重地告诉了他一个新的发现,人类又有了一种新型传染病——艾滋病,这是一种让人完全丧失免疫力并无法治疗的病,桂西恩听后说:“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

  后来他知道,这个结论错了。

  最初是从一位进修医生那里听说,老家河南的村子里很多青壮年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并接二连三地死去。凭着一位医学家的敏感,桂西恩毫不犹豫地从自己工作的地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赶到了那个村子。第一次抽取了11个人的血样,带回来一化验,不禁大为震惊。

  其中有10个是HIV(艾滋病毒)携带者。

  桂西恩心急如焚地向当地卫生部门作了报告,可是这信发出以后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回音,相反引起了当地一些人的反感和抵触。他本想在暑假期间带一个医疗队到上蔡去,再做一次更为广泛和详细的调查,但遭到了冷冷的拒绝。

  1999年的中秋,忧心如焚的桂西恩带着3个学生悄悄地走进了文楼村。这次他们抽取了140份血样。结果是:一半以上的人呈阳性。也就是说,这个村子里至少有一半的人感染上了艾滋病,其中包括儿童。艾滋病——这个目前仍视为人类最可怕的疾病,已在中国的中原地区爆发流行。

  这是一个让中国人震惊而又痛苦的发现。

  大爱无边

  但在当时,最震惊最痛苦的人还是桂西恩。

  一位母亲带着5岁小女儿走来了,女孩儿天真无邪的笑靥像花儿一样开放。那位母亲从桂西恩那里领到化验结果,分明是遭了雷击,轰地一下跪倒在地:“救救我的孩子——!”

  桂西恩热泪纵横。桂西恩想说,如果能以死换回孩子的生命,那么他也愿意去死。那会儿在青海,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满山遍野找不着吃的,村民们面黄肌瘦,老人和孩子更是骨瘦如柴,政府派出救助医疗队,196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后志愿来到青海的桂西恩就在那队伍里。他给所发的药取名叫“糖酥药丸子”。说是药,实际上就是红糖酥油加面粉。那药丸救了好多人的命,可不满两岁的孩子吃了还是站不起来,因为在娘肚子里营养就不够。桂西恩看了难过,从书上得知血液注射可以刺激肌肉生长,于是他就抽了自己的血。一管一管的殷红殷红的热血,汩汩地流进那些不知姓名的孩子身上,红润了他们的小脸,滋养了他们的筋骨。所以哪怕自己一米八的个子东倒西歪,哪怕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可还是一管一管地往外抽,他得救那些孩子!

  我以我血荐轩辕。可是现在,他桂西恩仅靠鲜血救不了文楼村的村民,就是把自己的血抽干也无济于事。他要做的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以一颗天使般的心灵向瘟神开战,向与科学相悖的愚昧无知开战。

  古时的中原,曾经孕育过深厚的中华文化。而当今不幸的事实却是,艾滋病在河南上蔡文楼村的流行正是由于人们的愚昧无知,许多村民曾以卖血为生,血站非法采血而引起交叉感染。

  学者桂西恩住在文楼村附近20块钱一夜的小旅馆里,很有些像是当年的“地下工作者”,用个别接头的方式,将一个个病人接到旅馆里诊疗,搜集各种数据。进展异常艰难。驱赶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旅馆换了一家又一家。有的听说这瘦高个的老人是为艾滋病而来的,就好像他也成了艾滋病,捂着鼻子让他赶紧走。有的是当地的官员,觉得这事弄坏了当地的形象,明确禁止他进入文楼村的地面,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有几次还动用了当地的警察,差一点没把桂西恩当成流窜的非法游医逮起来。

  即使在中央对桂西恩的调查报告做了批示、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开进文楼村以后,还有人对桂西恩说:“你一个湖北的医生管到河南来做什么呢?”有人还专门从郑州赶到武汉,软硬兼施地让桂西恩不要插手河南的事。

  桂西恩苦笑着说:“艾滋病是不分国界的,哪还分什么省界?”

  那天,又一位艾滋病人死了。桂西恩赶到死者的轿子前,拍了一张照。拍之前他征得了抬轿人的同意。

  上来一个乡长,拿过桂西恩的身份证、工作证看了又看,训斥说:“亏你还是个教授,你懂不懂法律?谁让你来这里的?经过政府批准吗?”桂西恩无言以答,因为一直他就没有得到过当地的欢迎。他来送医送药,从他的工资里拿出钱来买救命药,可当地不让发,他只好让学生分几拨偷偷摸摸地往病人家里送。骄狂的乡长一挥手,上来几个人就对着桂西恩的学生拳打脚踢。这比打在他身上更让他心痛,他颤巍巍地上前拉住他们的手,喊道:“你们别打了,我把相机和胶卷都给你们,好吗?”

  桂西恩没有别的办法,虽然相机里都是他视之为生命的宝贵资料,可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学生挨打。等那些人停下手以后,他才又低三下四地给那乡长说好话。在桂西恩几十年的生涯里,他从未为个人的利益向人说过半句好话,可这回他高高地低下尊贵的头来。他分明脸色憔悴,但他的双眼却一如既往的清澈,如同纯真少年的目光,充满了诚挚和善良。他的话像山野里飘过的春雨,滋润着人的心。最终那位麻木不仁的乡长也被打动,沉默着将相机和胶卷递还到桂西恩手里。头发花白的桂西恩朝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躬让那个男人不禁朝后退了又退。是的,这文楼村里天天都在死人,有时一天死上七八个,多得让人都哭不出眼泪来了。而这个大城市里的人为什么非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呆在这里,一分钱都挣不到地往病人家里钻呢?乡长和抬轿人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乡道上、夕阳下,桂西恩和他刚挨过打的学生步履蹒跚的背影,感到有一种非同一般的什么东西在他们周围升腾。

  而在桂西恩的心目中,个人的痛苦和得失早已置之度外。为了受苦受难的病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饱含的是一种大爱,对人类对所有的生命深深的怜爱。

  他太像白求恩了

  河南当地村民最初只知道这是一位和蔼的医生,一位没什么钱的医生,吃的是馒头喝的是凉水,六十多岁的人了挤在俺农村人坐的长途车上来来去去,比老百姓的日子还过得节俭。没有人知道这医生出身于书香人家,父母都是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家族中有一大半人在海外,有着十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更没人知道这医生几十年从事地方病和传染病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早已取得卓越的成就,曾多次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优秀留学人员、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先进个人和全国优秀教师,在对血吸虫病、肝病、黑热病等病症的研究方面曾多次获得全国、全军科技进步奖励。

  年轻时,桂西恩在青海整整工作了16年,致力于麻疹、伤寒、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青海人至今记得这位好“门巴”。而在文楼村,老百姓给了他另外一个名字:白求恩。他太像白求恩了。

  几年时间里,桂西恩将近20次去到河南,为难以数计的艾滋病高危人群检测治疗。所有往返的路费住宿费,没向任何单位报销过一分钱,相反,许多病人的费用都是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艾滋病人大多家庭贫困,桂西恩只要踏进了人家的门,总要留下一些钱。这样的事他做得太多了,做过也都忘记了,但老百姓都记在心里。还有当地政府,一位县长内疚地说:“我们经历了隐瞒、认识和主动争取治疗的过程,桂教授看我们县资金困难,从武汉给我们寄来一万元,那全是他个人的钱……”

  2004年2月,欧洲银行家马丁·哥顿来到中国武汉市,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桂西恩。桂西恩当场就宣布,将5000美元的奖金捐献给艾滋病防治工作。

  媒体记者执意要采访他,一再追问他对金钱的看法。桂西恩说:“我不缺钱用。人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写过一句话: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写尽金钱的罪恶。我相信这话是对的,现在就是有些人把钱看得太重,那些收购人血引起艾滋病流行的人不就是把钱看得太重吗?”

  桂西恩的简朴,让那些走进他家的贫困病人都暗暗吃惊。陈旧的家具和电器,没有装修过的水泥地和门窗,连电灯的开关都还用着拉绳……这不像一个高级教授的家,一般乡干部的家也比这强多了。那位叫程金的病人离开桂西恩的家时,将别人捐给他的一件新衬衫塞到了枕头底下。他说:桂教授,你比我更需要它,你穿得不比我好。

  5位上蔡文楼村的病人是被桂西恩请到武汉来的。除了检查治疗,桂西恩还想帮帮他们,替他们募捐一些钱。可没想到几位病人住医院的招待所却遭到周围居民的反对,桂西恩领着这几位病人走向了他的家门。很多人大为惊讶,桂教授怎么敢把艾滋病患者请到家里?桂西恩说,并不是我特意要请他们来家里住,而是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们是我的病人是我的朋友,我不安排我对得起他们吗?是的,这些备受病痛折磨和社会冷眼相待的病人在桂西恩的心里成了朋友,他的手机不对记者、官员开放,可是有500多位艾滋病人跟他却是热线联系,只要他们一声召唤,桂西恩就是半夜三更也要接听。那5位病人跟着亲人桂西恩走进他的家,那一张张温暖的床是桂西恩和夫人亲手铺好的。那天下午,他们同吃的第一顿饭没来得及做,是桂西恩到附近的小餐馆端来的炒菜,那味道,永远留在了文楼村人的心里。

  时代的真正英雄

  2005年底,美国《时代》周刊选出了全球18名医疗英雄。在对抗人类种种苦难中,走出了一个个英雄,而桂西恩,正是其中的一位。

  当年那个让人震惊而又痛苦的发现,经过桂西恩的报告,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把防治艾滋病摆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随后的几年里,文楼村和其他地方的艾滋病患者得到了政府的免费治疗和经济救助。河南共投入防艾治病的经费达到12亿元,建立HIV初筛实验室494个,确认实验室235个。救助病人及家属近10万人。这片曾被瘟神的阴影所笼罩的古老土地重新回到了阳光下,那些绝望的人在阳光下绽开了笑脸。

  东湖之滨,桂西恩教学的武汉大学成为训练全国治疗艾滋病医生的中心,并率先使用了3药混合疗法治疗艾滋孕妇,以及特别为儿童而设的儿童药方。桂西恩对艾滋病的防治研究不断向一个个新的领域深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走进了桂西恩那简陋的家。他坐了下来,眼里流露出缕缕温情,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事迹,很感动。”

  桂西恩说:“我只是尽了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职责。”他抓紧时间对总理倾诉他的研究和思考,认为对血液传播艾滋病基本找到了有效的控制方法,但性传播开始波及到一般人群,有增多的势头,另外吸毒感染的情况也有所增加。比如在新疆伊犁,那里吸毒的人中高比例地感染了艾滋病。他说到了林则徐,就在他当年搞建设的地方,现在有那么多人得了艾滋病,而且是吸毒造成的,我们有比林则徐更多的理由把吸毒的问题控制好。

  他说,目前中国虽然已经对艾滋病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但按照客观发展的规律,正处于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临界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温总理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话,脸色越来越凝重。“一定要还国家一块净土,还艾滋病人一个美好的心灵。”温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一位好医生。”

  年轻时,桂西恩有过许多爱好,游泳、打猎、骑自行车,还有音乐、文学。他曾从武汉将自行车一路骑到南京,也曾打算写写散文小说什么的,可这一切都因为忙而逐渐放弃了。他越来越感到时间的宝贵,简直就是在赛跑,他多工作一分钟,或许就能多救一个人的性命。正因为如此,去年有一次他昏倒在洗手间里,被人发现之后他仍然拒绝休息,打着点滴继续给病人看病。

  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印度人英·甘地说:“英雄体现着人类最高的道德水平,他吸收了人类过去最美好的一切,他是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来形成自己的思想的。”桂西恩对于人生的理解,正是远远超越了自我的狭小世界,而将人类的幸福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仔细地品味另一位伟人的话: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桂西恩与这段话是如此贴切,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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