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伙依附老大　感恩心理扭曲

　　残疾人犯罪心理分析

　　入伙依附老大　感恩心理扭曲

　　“北边”忏悔引发的新闻

　　包括少数残疾人和流浪乞讨人员在内的特殊群体，由于其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使得不少犯罪与“弱势”的他们搭上了边。

　　通过“北边”一案透露的信息和记者连日来的调查采访发现，“眼光独到”的犯罪分子头目已经将“拉人入伙”的魔掌伸向几个“特殊人群”的集中地，救助站、聋哑学校等成为不少犯罪团伙补充新鲜血液的又一选择。

　　“带头大哥”的想法很简单：这些“特殊人物”生活困难有入伙的动机，法律上对特殊人群有照顾，量刑一般较轻，抓了放、放了抓，如此就可以反复利用。

　　特殊案例

　　聋哑人组成盗窃团伙

　　近日，记者采访了众多接触残疾人犯罪的知情者，他们结合案例披露了残疾人尤其是手脚健全的聋哑人参与犯罪的特点与心理状态。

　　2003年，广州破获一起“拍车门”的特大团伙盗抢案件，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团伙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聋哑人。在近日的采访中，曾经参与案件审讯的手语翻译、从事聋哑人教学40多年的袁永图仍然记忆犹新。

　　“那个案子我们几个手语老师整整忙了十个月，每天好像上班一样。”对那起实施盗抢作案200余宗、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人员60多名的案件，袁永图形容为“组织严密，工作细致，就像一个分工明确的小社会”。参加该团伙的聋哑人来自全国各地，主要头目也都是聋哑人，多来自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头目通常会引诱聋哑人来到广州，然后组团培训。团伙成员年龄跨度较大，介于16至45岁之间，文化程度低下。

　　该团伙采用“金字塔”式层级管理，“大头头”权力最大，其下有两个负责人，再下面还设有专门的人事机构负责人、财务机构负责人、各盗抢小组组长等职务。“大头头”采取企业化管理形式分配作案收入，对各级负责人实行“年薪制”，并按月发活动经费。团伙普通成员管吃管住，每月领取200多元生活费用；到年底头目们一起“分红”。

　　在该起案件中，涉案人员利用了聋哑人的特点来应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团伙中从上到下的“头头”都是聋哑人，由于沟通有障碍，正常人很难介入，使得这个团伙的保密程度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犯罪动机

　　不当家庭包袱入伙“自立”

　　办理过此类案件的民警和参与聋哑人审讯翻译的手语老师表示，生活所迫是大多数残疾人走上犯罪的道路的主要原因。

　　与袁永图一样从事手语翻译的杨丽芬和郑惠瑶认为，很多聋哑人或是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或是遭遇家庭离异，缺少家人的关心。他们对家庭和社会产生了不满、对正常人进行抵抗。曾经就有一个聋哑少年被抓以后交代，他的父母在他16岁的时候对他说：“现在你已经长大了，应该开始自己照顾自己了”，接着就把他轰出了家门。

　　犯罪分子就是利用这种心理，为他们提供吃住，使之不用过流浪的生活，达到拉他们入伙的目的。

　　袁永图也谈到，聋哑人因为和正常人难以沟通，所以在找工作上有一定的困难。在他所接手的案子中，绝大部分聋哑人都是外省的，他们找不到工作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又不想成为家中的包袱，都想“挣大钱”。在这样的心态下，很多人就被不法分子以“找挣大钱的工作”的借口引诱到广州。

　　在残疾人犯罪中还存在一种对法律的“深刻认识”：我国《刑法》规定聋哑人犯罪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就使得聋哑等残疾人犯罪量刑比较难，造成一个抓了放、放了又抓的怪圈。如此一来，残疾不法分子都有侥幸心理，“带头大哥”也觉得这是“生财避祸之道”，可以反复利用。

　　犯罪特征

　　从残疾人学校吸收新人

　　“也许是由于个体的缺陷，残疾人犯罪大多呈现出有组织有计划的特征。”知情者透露，就像上述“拍车门”的案子，这些残疾人会组成一个犯罪团伙。而团伙的头目往往是一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聋哑人。在周密的组织之下，几乎每一个被抓获的残疾人罪犯都表现出作案手法的专业，而且很会和警方“耍花样”。他们中九成以上会把自己说得很可怜，例如父母双亡，在广州流浪之类。

　　公安机关曾经3次抓获一个十八九岁的聋哑偷窃女孩，每次问她为什么要去偷东西，女孩子都哭着表示没办法，找不到事情做，不偷就没饭吃。有些残疾人在作案时被发现，会马上把赃物丢掉，然后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没有偷窃，因为赃物不在自己手上。这种特征也造成了审讯时的难度，“死不说真话”成为他们应对警方的常用手法。

　　整体年龄小也是近年来残疾人犯罪中的一个特点。广州市公安人员曾经在东圃抓获一批聋哑人，他们年龄介乎9岁－13岁，据了解，这是某团伙特地从山西一所聋哑学校拐骗到广州的。这些团伙通常会以“游山玩水”、“找工作”为名，拐骗聋哑人。聋哑学校这样的残疾人“聚集地”则成了他们吸收新鲜血液的最佳选择。

　　心理状态

　　竟把偷窃当成一种工作

　　令人深思的是，残疾人罪犯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例如，聋哑人都相信自己的同伴，所以很容易抱成团体，且对团体的依赖性很强。即便明知这个团伙让他去做犯法的事，他仍不愿意摆脱。

　　郑惠瑶告诉记者，曾有个小孩，在案发被抓以后对她说，他们(指幕后主犯)每天给饭吃，给地方住，然后每天叫我们出去“工作”。在这些小孩的心中，偷窃行为只是一种工作。某种程度上，这种观念甚至“根深蒂固”，因此他们做起来心里也不会有什么愧疚感。

　　残疾人罪犯就算落网，也不会供出团伙。一部分残疾人觉得保住团伙，可以让他们在释放后继续有依靠。而有一部分聋哑人则是盲目相信团伙头目，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恩人”。

　　当然，也有很多被拉入伙的残疾人渴望脱离这样的“组织”，但由于担心遭报复祸及家人而下不了决心。因此，手语翻译老师和办案民警们都建议对聋哑人犯罪团伙区别对待。对于团伙的头目，应严打重罚。而对于那些受蒙骗而走上犯罪道路的聋哑人，应以挽救为主。同时，社会不应戴有色眼镜看待残疾人群体，要给他们创造全面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

　　残疾人是很知道感恩的，广州市公安人员曾经为受骗的残疾人买好车票和干粮，并教育他们基本的法律知识，送他们回家乡生活。据了解，得到帮助的残疾人都很感动，并承诺会重新做人。“判刑是消极的解决方法。最重要的还是要各地政府解决聋哑人的读书和工作问题。全社会要共同关注这个群体。”

　　广州救助站内外

　　流乞群体对“入伙”存戒心

　　从“北边”一案中可以发现：有的“带头大哥”直接到救助站门口拉人入伙。近日，记者在广州市救助站市区分站附近采访发现，广州众多的流浪乞讨人员都有警觉性，担心自己被骗或者被招黑工。救助站方面也表示，对于进站人员，救助站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核查，加强管理，“不能让救助站成为犯罪的温床”。

　　“你不是招黑工的吧？”

　　在多日的调查采访中，记者接触了许多流浪乞讨人员。在东山口地铁站，一个年轻小伙子衣着邋遢，在过道的垃圾桶中“揾食”，刚好被记者撞到。交谈中记者得知，他来自湖南，到广州已经一年了，想找工作，可是很不顺利，现在白天四处找点东西吃，晚上就睡在天桥下。对于记者的询问，这名小伙子很是紧张，“你不是招黑工的吧？”“让你们经理来找我。”说完，转头就走。在北京路地铁口，记者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一个正在弹着吉他的年轻人看到记者上前，首先就说：“你想做什么，我可不入伙，我凭技艺在赚钱。”

　　街边泥瓦工揭乞丐老底

　　在杨箕地铁站的出口，记者还看到一个残疾老人在乞讨。老人衣着又破又脏，跪在地上，向过往人群作揖乞讨。对于记者的上前询问，老人显得很谨慎，把钱盒子往自己跟前收了收，才跟记者聊起来。在聊天过程中老人不爱搭话，通常问几句才说出几个字。据老人说，他来自河南，今年77岁，到广州只有一个多月。“有一个儿子，不知道跑哪去了，老伴也早已经过世。”不得已他只能靠乞讨为生，一天只有四五元钱。然而，旁边一泥瓦工却告诉记者，老人每天上午11点多都会准时到这里乞讨，有老伴和儿子，全家都在广州。“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一百多呢，有钱得很啊。”

　　有关方面认为，在众多的流浪乞讨人员中，不能排除团伙乞讨的可能性，也不排除有残疾人或儿童被人操控。简单的交流很难得到这方面的信息，这些流浪乞讨人员的警觉性多数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

　　救助站不是犯罪温床

　　对于救助站内部来说，目前的救助管理规定为“自愿救助”，区别于城市中“自由”流浪乞讨人员，很多人担心进入救助站的人员中包含了犯罪嫌疑人，从而让救助站成为犯罪的“庇护所”。对此，广州市救助站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已经完善了对站内救助人员的管理。对申请救助的人员，救助站都会按照规定加以核实，确实符合救助条件的，才进行救助。同时，他们还会打电话到被救助人户口所在地，看看是不是确实有这个人，有没有外出，家中是不是确实有困难等等。

　　该负责人介绍，去年有两个人过来申请救助，工作人员打电话到当地公安核实其身份时，通过照片比对，发现这两个人是当地的通缉犯，于是立刻联系附近的派出所，将他们控制起来。

　　对于曾发生过的不法分子利用救助“车票”骗取火车票的现象，广州市救助站采取了更多的“可控”手段。以往救助车票只盖有“政府救助，不得转卖”的印章，没有其他有关被救助人身份的信息。不法分子骗取火车票以后，很容易就能转手。近期，救助站联合民政、铁路有关部门出台了新的举措：把救助站派发的返乡车票贴在救助站开出的救助信左上方，上面盖有“政府救助，不得转卖”的印章，右上方则是受救助人的数码照片，下面还有受助人的相关信息。被救助人乘车返乡时，检票员一一核实，如有一项不符，则不能上车。

　　本报记者　徐林　实习生　葛峰　李超　卫学军　李燕清　统筹　曾庆春

　　图：

　　2004年11月11日，聋哑人嫌犯出庭时配有手语翻译。　秦文纲　摄

　　一群流浪儿童在深圳救助站。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