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溪宁
新中国第五任外交部长黄华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新近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该社继三年前出版钱其琛《外交十记》后推出的又一本中国外交部长的个人回忆录，今年九十五岁的黄华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重要职务，长期从事外交工作。
本书的写作缘于三年前李肇星外长的提议。因为写作中有条件利用外交部的档案、文件等珍贵史料，使本书弥补了一般个人回忆录存在的史料不足的缺陷，保证了内容的准确性。
黄华原名王汝梅，学生时代即参加革命，从延安时期即开始外交工作，是我党早期半官方外交的历史见证人。建国以后，他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本书即是他丰富生活记录。这里谨从书中梳理出几个片断，以显现这位从一二九运动走来的老战士的历史足迹。
为斯诺做翻译 1936年6月，正在准备毕业考试的王汝梅（黄华原名）看到了天津大公报刊登的范长江的通讯，报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情况。黄华在北京燕京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不久前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他立时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念头。恰好这时，燕京讲师埃德加·斯诺诚邀他同行去陕北采访（当翻译），黄华不假思索，高兴地一口答应了。斯诺的这次延安红区之行最大的成果，就是写出了震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这其中应该也有黄华的一份功劳。
这次旅行中，黄华初次见到了毛泽东。毛高兴地感谢黄华赠送的从西安带来的托周恩来转交的载有鲁迅文章的杂志，他高度评价了一二九运动，称之为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运动后好久才知道。毛说：北京的年轻人干得好哇。并当即指示黄华在陪同斯诺到前线采访的同时，作为白区学生代表，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国民党地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在延安接待美军观察组 与斯诺分手后，黄华即参加了红军队伍，还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
1944年6月，美国决定派美军观察组赴延安。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美军观察组驻延安，毛泽东亲为《解放日报》改写社论，把美军观察组热情称为战友。为接待美军观察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凌青和黄华，马海德为顾问，黄华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
中央十分重视这次接待工作，曾专门向各解放区发出指示，强调“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主义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我应当把这看做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之下，其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争取民主合作，扩大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从某种程度上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外交的重要精髓。应该说，接待美军观察组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特别是与西方外交工作的重要开端，也是黄华个人从事外交工作的起点。
与司徒雷登的接触 1949年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黄华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上，周恩来见到黄华，当面点将调他到南京外事处，周恩来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动身之前，总理还要黄华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和态度，并嘱他事事谨慎，多请示报告。
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黄华到了南京。关于这一段的黄华和司徒雷登的接触，一直是中美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有人提出当年若黄司徒两人沟通及时，中美双方的关系将会提前进入密切期，也可能会避免日后的在朝鲜兵戎相见。作为当事人的黄华首次将经过原原本本，和盘托出，有丰富历史细节、还原历史事实的功能。
司徒雷登在此前已获美国国务院授权与中共进行会谈，但要他不要把话说得太肯定，并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风声，引起国会中反对派的反对。有与未来中国主人接触的使命，但毕竟授权是有限的。而当7月份司徒确定北上见周恩来时，美国国务院更是一纸调令将其召回国内，回国后又专门作出了三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中美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的规定（须知美此前是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中方的态度也很明确，一是摸清美国是否会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干涉，二是打理具体外交事务。对司徒雷登等则以外国侨民而不是外交官目之，进行的是私人接触。
黄华的观点是：司徒雷登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扮演过多种角色，但他是美国利益至上主义者。淮海战役之后，蒋率残部迁至台湾，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司徒伫守南京，观察动静，企望与中共领导层接触，摸清底细。说到底，司徒雷登、艾奇逊等是为在美苏争夺中打中国牌，意在把新中国拉到美国方面。
斯诺是黄华的福星 南京外事处成为黄华从事新中国外交工作的起点，从此新中国成立重要的外交工作都闪现着他的身影，无论是朝鲜战争谈判，还是日内瓦会议。1960年，他成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文革”中，黄华是唯一没被召回的大使，但1969年7月他回国之后仍难逃厄运，他先是进了“学习班”，旋又赴位于湖北钟祥的外交部干校。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周恩来通知黄华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
黄华亲身体会了周恩来的工作艺术，1970年12月7日，周恩来给黄华写信，要黄华向他报告斯诺夫妇访华的具体情况，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总理特别提醒黄华，在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更不要提请总理见斯诺。黄华起初不解其意，以后终于明白。须知彼时正是庐山会议之后，斗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且总理深知斯诺报道的巨大影响力，而不能让斯诺被林、江利用，但此中深意又不能明说，只能用写信的办法。
而十几年未见的老友斯诺的表现也让人难忘。在上海，出面接待的是上海革委会负责人徐景贤，徐津津乐道地叙述“文革”在上海发动的经过，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的今天。并忽地站起来说：我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黄华写道：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斯诺这样生气。
玩“失踪”准备迎接基辛格 1971年年初，黄华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但黄华未能马上成行，而是关在钓鱼台国宾馆四号楼一个多月，潜心准备迎接基辛格秘访中国，被毛泽东戏称为玩“失踪”。这年5月，黄华进入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美会谈，由周恩来、叶剑英、黄华组成的中央外事小组，这使他正式进入了中美建交工作的中方核心层。
在“失踪”的一个多月中，黄华和为谈判而成立的专门班子的成员仔细分析国际形势和美国情况，反复讨论了会谈方案，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个性和特点都做了研究。有一个细节可见一斑：周总理在会谈中引用了尼克松的堪城讲话，基辛格因正在旅途中竟不知此演讲，周总理发现后便让复制多份送给基辛格。（基辛格对此事也有记录，他的说法是次日早上，周总理派人将他作了记号的那篇英文演讲稿连同早餐一起送来，并请基辛格看完归还，因为他只有这一份。）
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由于黄华常驻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基辛格建议在他俩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平行的、中美间的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此提议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作为鲜为人知的“纽约渠道”的当事人，黄华回忆说：
1972年和1973年，我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多次会晤是在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美方会派一辆陈旧的轿车直接开到我驻联合国代表处的地下车库接我们去43街。基辛格和洛德两人准时在二楼的一间会客厅里等候我们，并为我们准备了茶点和咖啡。双方各自坐下后，寒暄一番，即进入正题。会晤的内容，主要是基辛格向我通报美苏核会谈、在巴黎的美越会谈、美日关系等情况，我们也就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互通信息。我还曾就美机入侵广西、投弹、发射导弹、炸沉中国渔船等事向基辛格提出中国对美国的强烈抗议。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我们向国内的报告也是绝密的。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往来。它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出任外交部长 1976年12月，正在纽约的黄华接到中央的调令回国。12日，刚刚下飞机的黄华便被告知：中央已决定让他担任外交部长。这样，他成为新中国的第五任外交部长。在他任外交部长期间，实现了中美建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黄华深情地回忆了他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负责外交部工作的体会。在他看来，小平同志身上兼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要优点，既是战略家，善于抓大事，深刻而扼要地认识和阐明问题的本质，果断明快地作出判断和决策，又善于在策略上过细地指导具体工作的实施。正是邓小平，针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新动向，发展了我国的国际形势观和外交思想，对原来不适当的外交政策理念和做法作出调整，使中国新时期的外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最佳时期。黄华还透露了与邓小平交往的细节：
我（1980年10月陪法国总统访问西藏）回京后，带着一尊精致的小铜菩萨像去看小平同志，并向他汇报情况。他听说我去了西藏，羡慕之至地说：“我真想去西藏啊！哪怕仅仅到拉萨机场用脚踏一下西藏的土地立即返航也好哇，但是医生们和中央坚决不让我去，说是对我很危险的，我只好从命。”
小平同志说：“我还想去的地方就是香港。我个人生活中就这么两个愿望。”我说：“第二个愿望总没有问题吧。”他说：“谁晓得。”
小平同志是四周前从黄山参观回到北京的。他撩开裤管对我说：“你看，我的腿肿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完全消掉。我坚持自己走上黄山，爬到山顶。他们要我坐滑竿，我坚决不干，下山也是自己走的。”我深深感到小平同志那种刚毅精神还像他年轻时一样，丝毫未减，令人敬佩。
促成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 黄华从领导岗位上退休以后，仍从事社会活动，保持同国际友人和外国的交往。他于1984年发起创办三S（即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研究会，以后又将范围从三人扩大到一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并将该会命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以该会为依托推出了“国际友人丛书”，前后共出了一百多部翻译的国际友人的著作或他们的作品。2004年又出版了国际友人英文原版著作组成的“中国之光丛书”（共52部作品）。这些书填补了我国外文书刊方面的一个大空白，因为这些友人的著作现在国内外都已失传或绝版了，黄华还为这两部丛书写了总序言。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以75岁高龄重走长征路，并写出了堪与斯诺名著《红星照耀中国》相媲美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索氏一直敬佩斯诺，1972年首次访华即提出要重走长征路。但这个愿望一直到1984年才实现。关于黄华对促成此事的作用，索氏书中有专门致谢。而索夫人在日记中更详尽记录了黄华夫妇在北京热情款待索氏一行的场面。前后50年，与两本划时代的记叙红军历史的标志性作品相联系的，就是黄华。可惜对后者，黄华在本书中竟未着点墨。
九十五岁的黄华在最近四年陆续退出各机构的会长职务，但本着“活到老，学到老”的信条，仍以读书报学习、上网求知为主，并以极大的兴趣关注我国和世界的发展。
我们祝福老人康健，并期待听到他讲新的故事。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黄华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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