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皇帝的不静之园

　　宣统皇帝的不静之园

　　■本刊记者/杨东晓

　　在这所名为“静”的园子里，溥仪憧憬着获得比紫禁城里更多的自由，妃子革命、日本人撺掇他出关、张学良劝解他“好好念书，将来竞选总统”，无不说明他的生活一点都不“静”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住过两年、占地三千多平方米的宅邸，在经过一年多的整修后于2007年7月20日对外开放。

　　溥仪1929年7月至1931年10月间，住在天津静园。在这短短的两年间，静园发生过“妃子革命”，印证了“九一八”事变久有蓄谋，并见证了发生在议事厅那场陈郑之间的历史之辩。

　　“静”字的变化

　　刚刚对外开放的静园是天津市特殊保护级别历史风貌建筑，从编号0110001上可以看出它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悬于静园大客厅内的大幅对联“静坐观众妙，端居味天和”，其主调也是一个“静”字，静中求成，完成“中兴圣业”。可见“静以养吾浩然之气”，这才是溥仪用“静园”之真意。

　　早在1925年溥仪到天津来并不是为了当寓公。他那时才20岁，最初想利用这处口岸出海到东洋或西洋去，但是由于当时哪个国家都不答应他以“大清皇帝”的身份登陆，所以溥仪只能带着一妻一妃、兄弟姐妹以及仆女太监在这块华洋杂居租界地里长住下来。

　　流落天津当起寓公的溥仪，仍然威风不减当年。这位逊位皇上每天都有一群遗老前来叩拜，在他自己的心里，只是议事和上朝的地方挪了挪，并且生活自由与潇洒许多。

　　“静”字在静园起了风云之变，在一群复辟心切的遗老遗少以及利用此心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日本势力共同作用下，溥仪的野心就在静园繁殖出来。

　　“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这位失了江山的逊帝此时独独能把握住的只有威严了。但从后来的妃子革命和被日本所控制上看，他连威严也没有了。尽管如此，身着西装并不影响他喜欢接受来人的叩拜。

　　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是他每天必见近臣，这些前清遗老旧臣以及每天上午蒙召一次的“驻津备顾问”就坐在楼外东边的一排平房里等着“召见”。

　　天津静园保护利用顾问、长春溥仪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是溥仪研究专家，他最近发现，静园的客人中曾有一位青年才俊、当时年仅18岁的启功。启功是康熙第十一世孙，这特有的身份和皇族地位，也许是当时溥仪召见他的原因。“启功当年还年轻，肯定不是去议事，但是从启功在成年后并不愿意提到他的皇族身份上看，这其中肯定发生过一些转变，”王庆祥说，“但是在当时溥仪的《召见簿》里，的确记载着这么一次召见。”

　　静园近门处的房子，是请求“觐见”者坐候传唤的地方。他们的成分显得有些复杂，武人、政客、遗老、各式“时新”人物、骚人墨客乃至医卜星相等等。

　　让静字产生根本性变化的，是溥仪看到国民党在把自己赶出宫后，天下继续着民不聊生的岁月，而日本人的撺掇，更使他看到了复辟的希望。

　　溥仪在天津期间曾问过张学良:军队怎么办?张学良劝他:你不要问这问那，你打听那个干什么，与你什么关系?他劝说溥仪:“你把皇帝老爷那套又搬来了，你把那玩意儿去掉。你人在天津，去南开大学念书，假如你觉得南开不方便，你可以到美国去念书。”

　　作为朋友，张学良甚至认为自己给溥仪指过一条明道:先好好念书，再做个平民，一旦有机会，可以“称着你的身份将来选大总统，你有最好的机会，为什么?你有身份啊!”但是这种民主、共和的观念无法植根于一个“有身份”的逊帝思想中。

　　下野奢侈生活

　　住在静园虽然还享受着一个极小范围的帝王“待遇”，但是这两年溥仪的生活反而更丰富多彩起来。

　　他觉得西式生活很受用，静园在上个世纪初年就使用抽水马桶和暖气，这些“现代化”设备带来的舒适肯定远超几个世纪前盖的养心殿。

　　从苏格兰老师庄士敦那里他收获一个观点:外国人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对照之下，溥仪总结道:我觉得在中国除了帝制之外，什么都是不好的。

　　过上西式浪漫好日子的溥仪，携妻带妾出入租界舞厅、游乐场、百货商场，凭借出卖他和弟弟溥杰费半年劲捣腾出来的紫禁城文物，过着极度奢靡的生活。

　　当年溥仪外出时一定要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里一定要有一柄“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出品的眼镜、浑身发着密丝佛陀与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条或三条德国猎犬和奇装异服的一妻一妾。

　　他在自己的书中曾经说过这些钱都花什么地方了，“像钢琴、钟表、唱片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

　　对于这种“竞购”，溥仪只能规定她们的月开销:婉容为“后”，每月一千，文绣是“妃”，定为八百。到来后，连这钱些也出不起了，就把她们的花销降为前者三百，后者二百。但是他自己花钱是从来没有限量。

　　静园不再静

　　对溥仪最别有用心的是来自日本的军、政要员乃至浪人，他们的言行由暗示变为承诺，以至于“静观变化”的溥仪心猿意马。就在他“静待时机”的193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 “九一八”事件。

　　静待时局的溥仪在“九一八”之后越发不安现状，这个26岁的年轻人似乎又看到他复辟的希望，他想指望东北在日本人的干预下独立从而使自己第三次登上大位。他受到除了日本人之外的美、英、法、意等各国的总领事、驻军长官、洋行老板的特殊待遇，他们依旧称他“皇帝陛下”，请他去参加各国国庆日在华举办的阅兵，参观新式飞机、兵舰等。

　　而日本人在加紧对溥仪控制的同时不再对他毕恭毕敬，相反地，他们还往他的静园递进来“炸弹礼物”。

　　这枚被当作礼物的炸弹，使静园主人更加惊慌失措。

　　王庆祥在他曾公开出版后又增补内容的《溥仪秘史》中，通过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溥仪身边之人记载下静园在1931年冬季的一个不寻常的晚上。11月2日的《召见簿》上，出现了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的名字，他带有一项关东军协助溥仪潜往东北的特殊使命夜入静园。土肥原贤二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的陪同下游说溥仪，劝他“到东北主持一切”，并表示日本会“尊重领土主权”和他的“自主”。这些提议经过静园内的“御前会议”以及一系列争执，终于使溥仪下定了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来恢复大清江山的决心。

　　事实上，溥仪只是日本人的第二个培养目标。在2007年7月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在他90高龄时揭开了这一历史谜团。

　　日本人为了把东北三省从中国版图上卸走，最初选择了张学良，而土肥原贤二正是安插在张身边的顾问。土肥原贤二受命向张学良进呈过一份《王道论》，但是少帅断然拒绝了这一怂恿其卖国的主张，并从此不再见土肥原贤二。

　　一周之后的又一个深夜，溥仪在故意避而不见陈宝琛等反对派一天之后，趁着月黑在郑孝胥父子等“辅弼”下，于1931年11月10日偷偷出了后门，把他的贵胄之身窝进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在月色掩护下遁离静园。汽车开向大沽口方向，大沽口外日本商轮“淡路丸”号奉命载着这位一心复辟的前清皇上，暗渡白河，离津出关。

　　此后，85岁的陈宝琛依然不顾年高冰寒，北上劝谏。但是跌入日本人圈套的溥仪仍旧在威逼利诱下先出任伪满洲国政府的执政者，后又于1934年3月1日第三次登基成为伪“康德皇帝”。

　　淑妃革命

　　■本刊记者/杨东晓

　　在静园，26岁时的溥仪还经历了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那位13岁入宫、先圈为皇后、后被降为淑妃的文绣，突然在1931年夏秋离家出走。文绣在成功出逃后让妹妹文珊带给夫君一封函件，提出离婚。

　　离婚手续在律师的多次斡旋下终于办妥，极度矛盾之中的溥仪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但是为了他的所谓“威严”，溥仪还是像煞有介事地发了一道上谕，贬淑妃为庶人。

　　这件人生大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有提及，他承认自己:“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

　　在这里，溥仪与婉容曾留下了手挽手、肩并肩的温馨照片，但是后来婉容仍然不可挽救地精神崩溃了。这种夫妇同坐同驻的照片在那个时代发生在末代皇帝的家里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平民夫妇，在这个家庭里，礼教与各种尊卑都不允许被逾越。后来，婉容与溥仪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矛盾，用溥仪的话来说:这是不可容忍的!

　　静园管理人员说，在第一天开馆时有位来参观的男士称自己是婉容的后人。《新世纪周刊》就这一说法向王庆祥求证，王庆祥说:“这种自称‘婉容后人’的事情发生过多起了，但是这些所谓的婉容后人，都是冒名的。即便如所传婉容生过孩子，也并没能存活下来，哪里会有后人?

　　没有爱情，在各种大事小情上又受着溥仪和婉容限制和压制，生性倔强并有了新思想启蒙的前淑妃文绣于1931年8月25日下午偕妹妹文珊及一贴身太监，以出外散心为由坐溥仪汽车离开天津协昌里的静园。汽车停在国民饭店，姐妹两人在太监满腹的狐疑下走进37号房间。律师让不敢多问的太监带三封函件给他的“皇上”，信中申明已接受诉讼的委托，正式受理这桩离婚案件，并说明文绣出走的原因和要求。

　　从现在静园中保留的文绣卧室上看，它不像溥仪和婉容各自的房间——都在二楼、有朝向阳光的大书房，而且书房与卧室为套间。她一个人住在一楼一间走廊北边不足20平米的房间里，对面是溥仪的会议室。

　　9年婚姻的冷遇是文绣自新的最大动能，她曾有过这样的辞章:“然野畜不畜于家，如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

　　静园在这个夏日的晚上燥热一团，溥仪的各路人马再也搜不出文绣，于是派代表去见律师，声言“溥仪与淑妃伉俪情深，绝无虐待之事，请不要误会”。在被律师回绝后，他们提出要求和淑妃见上一面，但这一面再次被律师拒绝。

　　在这种用现代的法律文明来解决家事的情势下，溥仪的“智囊们”不得不派出清室办事处常务律师林廷琛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去见文绣律师张士骏。

　　自从《字林西报》在上海揭开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篇章后，上世纪之初通商口岸的中国媒体显然已经具备了无所不知、无缝不钻、“抢”字当头的新闻素质，就在文绣逃出静园的第二天——1931年8月26日，《前清废帝家庭之变》这样的标题出现在天津各报的显要版面。

　　静园中的文绣虽然已有20出头，但与选秀时的学生头像并无多大变化，女大十八变在她身上似乎没有显现出优势。但她在思想上则超过了当时许多有文化的女性，更超过了家世富贵隆盛的婉容。文绣已经在追求一种叫自由的东西，从她要求离婚的状子上可以看出，她希望婚姻生活中能活得像个正常人。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政治上她做人也要求大节无亏。当时的《国强报》以《溥仪妃子离婚》为题撰文称之为“数千年来皇帝老爷公馆破题第一遭的妃子起革命”。

　　这场革命还引发了社会上对于“妾”与家庭关系的讨论，认为这一制度必须改革。还有闲人拿此事在报纸上插科打诨，令溥仪十分地消受不了。

　　这起震动民国的离婚官司，最后在文绣做出很大让步的基础上，终于9月15日下午以5.5万元的供养费达成，1931年10月22日，溥仪与文绣宣告离婚，离婚协议书的签字仪式于当天下午1时，在林廷琛的律师事务所举行。

　　从出逃静园到这份离婚协议签署，文绣也没有和溥仪再见过一面。遭遇了如此有损面子的事，溥仪无论如何还是要给自己挽回些“损失”。于是，他下了一道谕旨:“谕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应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宣统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为了使道谕旨能够广为人知，溥仪甚至花费了笔广告费，把它登在平津报纸的报眼位置。

　　据王庆祥对溥仪侍从等的访问，溥仪离异后心情颇不平静，他也觉得有些对不住文绣，但他并没有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到了婉容身上。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龙凤分飞记》，此记中对婉容他使用了“专横”、“霸道”等词。这篇文章被太监蔡金寿看到过，但后来没能遗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