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印度家族三代的命运

妈妈过去边做家务边学习，而羽蒂几乎没有进过厨房。

　　任何一个家族都不能完全映照出一个人口逾十亿国家的多样繁复性。当我们试图通过描绘三代人经历，回顾印度独立60年风雨历程时，不得不面临艰难抉择。应该选择一个农村部族——因为印度大多数人生活在乡村，还是选择一个城市家庭——因为印度城市正经历急剧的变化？是将目光投向孟买等南部富庶繁荣的高科技中心地区的家庭，还是关注较为贫困的北部城市的家庭？最终，我们决定选择马洛特拉家族，新德里一个中产阶级家族，因为他们的经历观照着现代印度的三个阶段：独立的喜悦和苦痛；僵化的民主社会主义时代；以及当前经济增长和乐观主义的爆发。

这个家族的历史陈说着印度过去艰难坎坷的历程，同时昭示着印度人民对未来的期望，印度像这个家族一样的亿万三代人的命运跌荡回环，承载的是这个国家60年风雨行程的光荣与梦想。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 洪庆明

　　祖辈生活：传统夕阳与动荡

　　在1947年8月印度独立前几个月，这片土地上数以百万计的城乡人民都在准备着，用各种各样的仪式、焰火、演讲和集会纪念这个伟大的事件。然而，对那些居住在这个国家北部的宗教交错地带的人来说，气氛是恐惧多于欢庆。英国殖民统治者在移交权力之前，会分割这个国家，将劈为独立的印度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吗？果真如此，那么新边界将划在何处？在莱亚普尔——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东北部的第三大城市，21岁的教师桑托希·马洛特拉，一名印度教徒，正在讨论是否向东迁移，以免落入新边境错误的一方。历史积怨、政客蛊惑以及随着独立期限逼近带来的混乱无序的紧张感，使宗教紧张对立日益加剧。桑托希的父亲，旁遮普省一个成功的商贸家族之子，此时正远离家乡在军队服役，她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都已离开，前往新德里与一位叔叔住在一起。与她一起留在莱亚普尔的是身为棉纱厂职员的丈夫德夫莱以及她具有超凡魅力的长兄拉姆·斯瓦鲁普。拉姆声称如果事情变得白热化，他会骑着自己心爱的马匹穿过新边境。桑托希如今回首那段岁月时说：“情况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甚明朗，我们对未来毫无把握。”

　　在独立前两个月的一天下午，桑托希惊获噩耗说她的哥哥死了。这个家族至今仍然认为拉姆·斯瓦鲁普死于喝了被意在赶走印度教徒的极端主义者下了毒的牛奶。接下来的日子一团糟：桑托希的父亲从军队中匆促赶回家；她的母亲和叔叔从新德里返回；她哥哥的葬礼；以及英国人证实莱亚普尔将成为新国家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后，街道上日甚一日的暴力动荡。“我们过去从英国人那里争取自由”，桑托希说，“但说实话，我们希望保持现状。自由是好，但诸多变化让我们的生活地覆天翻。”

　　桑托希的家族虽然不富裕，但也损失惨重。现年82岁的桑托希充满深情地回忆起在莱亚普尔成长的岁月。“那是幸福的童年时光。”她坐在新德里家中的床上说，一台电风扇在湿稠的夏季空气中缓慢转动。她与小伙伴在街道上无忧无虑地玩耍，她父亲的家族经营各种食品，并在这座城市的印度教徒聚集区拥有产业。桑托希出生后不久，已经在当地银行谋上职员位置的父亲得到了提升。“他经常说我给他带来了好运”，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妪说。她是她父母6个孩子中的老二。

　　桑托希现在与儿子、儿媳和孙女住在新德里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她的卧室被漆成淡淡的黄色，里面一床、一桌和木头架子上一台电视。她与关节炎作痛苦的斗争，过去几个月开始终日在床上，或看电视或与家人闲聊或睡觉，消磨时日。她力图让自己放松些，但谈到过去依然泪盈双目。

　　她这个大家族中大多数女孩10岁就离开学校，但桑托希一直学到13岁。“我妈妈受过教育，她要让我和我的妹妹们都接受教育”，她说。后来，桑托希开始在离家几条街道外的一家私人幼儿园教书。19岁那年，当地的一位先生辅导她，使她得以在一家政府开办的学校工作。“教书是妇女可以做的仅有的几种工作之一，”她说，“我喜欢教书，但它不是由我来选择的。今天的妇女更活跃，她们可以做自己的选择。”桑托希的家族安排了她的婚姻，让她嫁给一个名叫德夫莱的年轻男子。在婚礼上，蒙在脸上的厚厚的面纱，遮蔽了她的视线，让她看不清自己新夫婿的面貌。直到第二天，他们到了他家中后才看上他一眼。桑托希说：“他还不错，我很幸运。”

　　成长在殖民统治的最后时光里，桑托斯说她并没有体悟到印度的殖民压迫：“我们能穿金戴银地外出，没有小偷，很安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幸福的。”她回忆道：“我们知道甘地先生，但每个人都在谈论，由于他正在从事的工作，有朝一日会被杀害。”在宣布独立的当晚，桑托斯与母亲和丈夫仍然留在莱亚普尔，尽管针对印度教徒和锡克人的暴力急剧上升，但她的穆斯林邻居们说，他们会藏起她和她的亲戚，直到事态平息。但一个堂兄在军用卡车上为家族争取到一席之地后，桑托希和母亲登上了如同沙丁鱼罐头一般的车厢，丈夫留下来处理家族事务，并指望当警察的姐夫能给他提供些许保护。

　　逃亡旅程异常危险，4辆军用卡车和一辆小汽车，总共装载了500人。桑托希的母亲坐在一个小箱子上，里面装着她仅存的财产——卷布、礼服、一些珠宝首饰和一张死去的儿子的照片。最后，他们跨过新边境，到达阿姆利则。在继后的几周里，约80万到200万人死于宗派冲突，1400万人跨越这条世界上最新的边境，几乎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迁徙。

　　父辈时代：国家垄断与贫困

　　桑托希与母亲在新德里住了18个月的帐篷，直到国大党为她们提供了强迫迁徙的补偿为止。1953年，吉当达尔——桑托希与德夫莱的第三个孩子呱呱坠地，这时候桑托希已重新开始教书。丈夫在政府的纺织厂上班待遇微薄，她不得不挣钱养家。桑托希并不掩饰自己对那个时代的厌恶，因为这并非个人的不幸，而是普遍的苦难，那么多处境相同的人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由于父母双双上班，吉当达尔与他的三个兄弟为伴。他喜欢打板球和羽毛球。上世纪60年代初，印度走向新的十年。在尼赫鲁的家长式领导下，印度在建国的最初17年里向教育投入大量资金，给予妇女更多权利，打击种姓歧视；在经济上则实行社会主义和保护主义。政府开始大量投资于工农业，将采矿、银行和航空等所谓战略行业实施国有化。吉当达尔说：“世界把我们看作是一个贫穷的地方，但我们认为这是保护国家，直到我们有能力抵抗其他任何国家。然而，高额关税短期有益于国家，但它们也意味着印度人不能享受电视机、汽车和冰箱等昂贵产品。”

　　上世纪70年代，限制竞争的经济体制使印度经济增长缓慢，国家垄断一切使政府职位成为最好最安全的选择。吉当达尔离开学校后，通过函授学习商务课程。这段时间他卖点小电器产品，每天能赚300到500卢比，按今天的汇率相当于7.5至12.4美元，在70年代初那可是一笔财富。但做了几年后，他还是决定谋取一份政府工作，先在一家国有化工厂，然后又去了新德里旅游局。在吉当达尔眼里，政府工作尽管没有做生意赚得多，但长久且保险。

　　对那些没有政府工作又缺乏强有力家族庇护的人来说，生活是非常艰辛的。许多人去英国和美国寻求新的开始。吉当达尔的一位堂兄通过与伦敦的一个印度女孩结婚去了英国。1976年，吉当达尔的家庭也安排他与一个在英国的女孩结婚，但被他断然拒绝了，他想留在印度。1979年，吉当达尔开始管理新德里一家国有烟酒店。3年后他买了自己第一辆单脚滑行车，次年与印度语教师马杜完婚，这个姑娘是他妈妈桑托希参观一所学校时遇到的。婚后，他们生了两个女儿，羽蒂和尼蒂。

　　儿辈梦想：自由选择与机会

　　羽蒂出生于一场新的革命正在发生之际，这次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革命。印度废除国家管制经济，让步履蹒跚的印度经济走上今天年均增长率8%的道路。害羞的、思考问题时总是蹙着眉头的羽蒂，可能没有经历旧印度，但她对越变越好毫无怀疑，她的生活比她的父辈们轻松幸福多了。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未来会上大学。羽蒂在因陀罗大学学习MBA已至中途，她说她想去大型跨国公司或印度成功的软件或外贸企业工作。她说希望在开始工作后2至3年内的收入与爸爸一样多。新一代人理解过去人们寻求的安全感，但现在安全感不再是唯一的标准，他们更注重快速成长。像大多数年轻的城市印度人一样，羽蒂很洒脱地穿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她在家里穿牛仔裤和T恤，到公司实习期间穿商务服装，参加婚礼和其他家庭庆祝活动穿传统的纱丽。她对婚姻的看法，同样搀杂着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色彩。像祖母那样，与一个从未见过的男人走入婚房，她不能想象。她说她自由地寻找自己的配偶，但另一方面，她也说如果得不到父母祝福她绝不会结婚。

　　然而，羽蒂还不到考虑婚姻的时候，她大量时间花在学习上。在本科的最后一年，她参加一个私人培训班，为考MBA做准备。她的妹妹尼蒂同样如此。不学习时，她们与朋友或家人待在一起，或上网冲浪。

　　未来无论发生什么，印度都将是羽蒂的家。尽管对政客只给许诺从不执行的政治现状不满，羽蒂依然相信自己的家乡充满机遇。未来10年或许是衡量印度是否能完成它良好开端的决定性关头。为了国家繁荣，印度必须想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将当下的繁荣惠及到仍然贫穷的2/3农村人口。成功，它将与美国、中国一样挺立全球；失败，可能就是这个为叛乱所困扰的国度大爆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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