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激情朗诵的诗人屏子。
各国诗人在《青海湖诗歌宣言》上签名。
本报记者与诗人芒克合影
文、图/本报记者窦丰昌
“我们永远也不会停止对诗歌女神的呼唤，我们在这里，面对圣洁的青海湖承诺：我们将以诗的名义，把敬畏还给自然，把自由还给生命，把尊严还给文明，把爱与美还给世界，让诗歌重返人类生活！”
——摘自《青海湖诗歌宣言》
8月7日至10日，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诗人齐聚青海，参加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这是继波兰华沙、马其顿斯特鲁加、荷兰阿姆斯特丹、德国柏林、意大利圣马力诺、哥伦比亚麦德林等六大国际诗歌节之后，又一重大国际诗歌节，也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诗歌节”。
在这次诗歌节上，本报记者与老一代著名诗人屠岸、白桦，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芒克，新一代年轻诗人屏子，委内瑞拉诗人布里塞尼奥等促膝交谈，谈到诗歌，谈到未来。“没落还是重生”，这个严峻的问题深深拷问着与会的大批诗人。
8月7日一大早，青海西宁山岚轻飘，雾气蒙蒙。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青海会议中心拉开帷幕，开幕式的规格很高，青海省委书记强卫、省长宋秀岩正装出席，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也应邀到会，主持开幕式的是青海省副省长吉狄马加，他也是诗歌界公认的一位有着杰出成就的诗人。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作家邓友梅，波兰文学家协会主席、诗人玛莱克，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84岁高龄的诗人屠岸，埃及诗人艾罕迈德·阿布杜尔等来自英国、法国、波兰等3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诗人齐聚一堂。
叹没落：
万名观众听诗流泪时光不再
“让诗歌重返人类生活。”是诗歌节宣言中的灵魂所在，它提出了一个非常沉重的命题。“久违了的诗歌盛会”，“一场精神的盛宴”……诗歌节内外，这样的感慨不时可闻，有一点回到80年代的感觉。
80年代的盛宴
提及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诗歌的光辉岁月，著名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白桦深有感触。
白桦说，80年代的诗歌创作之所以那么辉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读者多。1986年，他和王蒙等一批作家在北京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能容纳18000人的首都体育馆座无虚席，全场爆满。
还有一次，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在一个体育馆朗诵白桦的诗歌，在场的数万名观众情绪十分激动。可如今，这样的情景再也不会出现了。
不过，作为80年代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芒克，对诗歌的边缘化问题看得很淡，他认为，诗歌的危机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我如今的日子比80年代的时候过得好多了，那时虽然受到的社会关注度高，但没有用啊，关注度没有转换成收入，日子过得很拮据。”
芒克说，从2004年开始，他开始画油画，现在基本上是靠“卖画为生”，写诗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了。“这并不是对诗歌的背叛，诗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没有谁可以靠诗歌养家糊口。”
孤独的边缘群体
白桦的说法非常具有代表性，接受采访的诗人和有关专家学者共同提及的，多是“尴尬、低谷、困境、边缘化”等。他们多数认为：80年代曾经一度拥有耀眼光芒的诗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诗歌的不景气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诗集、诗刊销量逐年减少，由于受到出版商的冷遇，许多诗人只能自费出版作品；大量的报纸副刊很少刊登甚至不刊登诗歌；很多诗人生活拮据，还有很多诗人为了养家糊口或者多挣一些钱而“转行”或“半转行”，舒婷开始写散文随笔，芒克开始搞油画创作。
对诗歌走向边缘化，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并不认为这是诗歌的退化，因为诗歌本来就不该是一个全民运动。
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繁荣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国门打开之后，人们的心情得到了释放，中国诗人发出了一声呐喊，诗歌的形式决定了诗歌在当时必须要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理性来看，那时的诗歌已经超越了诗歌本身的功能，在全民的视野中，诗歌成为了一种精神寄托，一种理想寄托。
现在社会十分稳定，国人面临的文化选择日趋多样，诗歌已经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文化选择。因此，诗歌走向边缘化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求重生：
“永不停止对诗歌女神的呼唤”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84岁的著名诗人屠岸分析说，诗歌的边缘化由多种原因造成。从外部看，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文化消费可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大；不过，更主要的原因应该在诗歌界内部寻找。近年来，口水诗、泡沫诗、垃圾诗大量出现，有些诗人还倡导“下半身写作”、“人体写作”，这些都是“伪诗”，“这样的作品，怎么能赢得读者的心？”
在老诗人白桦看来，诗歌并不是不可以抒发个人感情，关键在于要“有情而发”，不要“无病呻吟”。比如，历史上，可以有杜甫、李贺这样的反映百姓疾苦忧国忧民的诗人，也可以有李煜这样的抒发个人感情的诗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多么凄美的感情表白啊！我们现在的诗人之所以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是因为社会太浮躁了，诗人心绪也跟着浮躁了。
诗歌应重新找回“责任”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诗人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过分地强调诗歌的技术性，而忽略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责任，忽略了我们究竟该写什么的深度思考。“这种状态的写作，怎么能让百姓，为我们的诗歌饱含泪水呢？”
“诗人一定要跳出狭小的自我圈子，要关心社会，关心民生。”采访中，这种观点成了一种共识。
屠岸说，我们这个社会，每天都在进步，也有一些问题。有些诗人，对此视而不见，主动把自己与火热的社会隔绝开来，在小圈子的浅吟低唱中自我陶醉，这样写出来的诗，完全失去了社会现实意义。“诗歌要回归社会，首先是诗人要在内心回归社会，要真正扑下身去感受社会痛痒。”
著名诗人雷抒雁说，诗歌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好的诗歌，必须要有饱满而强大的精神内涵，才能传得久远，才能感动和“俘虏”读者。
诗人也需要实质的激励
诗歌的复兴，需要诗歌界的努力，也需要社会多方的努力和配合。
采访中，有专家表示，目前，我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里，虽然都收录了一定数量的诗歌，但是，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诗歌的数量还太少，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二是教师往往只注重逐字逐句的解释，却忽视了对学生进行“诗意”方面的领悟教育，这种教学方法，严重偏离了诗歌的本质，使学生难以领会诗歌的灵魂所在。
此外，专家们认为，目前对诗歌及诗人的奖励也应加强。有专家指出，与小说、影视剧本等能迅速带来现实收益的文体相比，诗歌能带来的“现实收益”显然要低得多。正因如此，多年来，一些诗人碍于生活原因纷纷转行，有些人则转而追求一些能带来“名利”的短命诗歌，令人痛惜。
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赵白生教授介绍说，欧美一些国家，每年都会评选“桂冠诗人”，这些人往往享有很高的荣誉，经济收入也不错。他说，我国可以吸取经验，组建一个权威性很强的评审小组，推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优秀诗歌，评选出和自己的国家、人民心贴心的“桂冠诗人”。
诗歌刊物要走向市场
作为《星星》诗刊的主编，面对艺术和市场的矛盾，梁平也有自己的看法。
梁平说，《星星》现在的订户没有上世纪80年代多，这是正常的，因为诗歌不再是读者的唯一选择。不过，诗刊依然要坚守自己的阵地，因为这是一种姿态，更是一个方向。同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刊物，也要主动思考刊物怎样适应市场，比如，刊物可以多办一些活动带动诗歌爱好者，扩大诗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作者：窦丰昌 (来源：广州日报)
“打工诗人”用诗歌改变命运
这首《父亲,我们坐在餐桌前等你》(以下称《父亲》)被诗歌界公认为近年来难得的好作品,8月9日晚上的朗诵会上,来自南京的“打工诗人”屏子冒着淅沥的小雨,声情并茂地朗读了这首诗。
这首描写矿难的诗,给在场的诗人们以久别的陌生的惊喜和震撼。她把悲哀和美丽,把传统手法和现代技巧结合得如此完美。
会后,屏子向本报记者讲述了自己不平凡的成长历程。
1971年,她出生于南京近郊的农村,自幼憧憬文学。
1985年,她初中二年级那年,获得《红岩少年报》全国征文一等奖。那年,她14岁，获得奖金30元。
1987年元旦诗会,全县新老诗人济济一堂,最后一个节目由名家抛题“春笋”进行10分钟诗赛,16岁的屏子却一举夺魁,县委书记亲自为她颁奖。
生活的道路崎岖不平。她过早地选择婚姻,嫁给了一位“身残志坚”的文学青年,不过,屏子的人生迅速走入了低谷。4年后,她两手空空心力憔悴地走出婚姻。
那几年里,屏子开始到南京打工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先后在中巴上卖票,在街道小厂焊接电路板,在商场里站柜台,在食堂洗菜……1995年,屏子作为刚刚进入商场站柜台的实习生,每月工资仅有80元,一直到1998年,最高的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270元。
困难没有熄灭她对诗歌的追求。她通过了成人高考,学习文秘专业;报名参加电脑初、中级培训;大量阅读文学书籍并积极写作……终于,屏子的命运一点点改变了。她的名字,频频见诸全国各大报刊并多次获奖。
据悉,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经读到屏子的诗,并回信给屏子说:“读到你寄来的诗,感觉很好。信和诗中的爱国之情、上进之情溢于言表。文字清新,纯朴。祝贺。”
如今的屏子,已经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女变成一家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同时还是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第九届南京市江宁区政协常委、区作家协会副会长。
屏子现在已然是一个“高产诗人”,每年因为诗歌可以拿到1万多元的稿费和奖金,她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父亲，我们坐在餐桌前等你
桌上的三只碗在等着你
天边，豁了口的月亮是第四只碗
父亲，我们在等你回家
将你从黑夜里分离出来
你只有眼睛里是白的
还有咧开嘴笑出的一口白牙
亲我们的时候
脸上的煤渣比胡子还扎人
我们常常欢笑着挣脱你的怀抱
父亲，你这次真的全身都变成黑的
从煤的一部分变成一整块煤了吗
父亲，那些饭在等你
剥开粗糙的稻壳
把米从谷子里整出来
炊烟熏得香喷喷的
就是我们的晚餐了
父亲，你的米是黑的
你把在矿里打工称作种地
你像爱米一样地爱着煤
又像爱煤一样地爱着你的儿女 (来源：广州日报)
(责任编辑：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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