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师允
1977年冬季参加高考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有过那个年代生活经历的人都清楚,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是如何在全社会产生惊天动地的影响的。我相信那年的考生和人们一起,会永远铭记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是小平同志英明决策,打破“左”的顽固束缚,扭转了高校招生方向。
恢复高考这一重大转变,在事实上开辟了中国改革的进程。人们也会铭记一代忧国忧民的老知识分子,在共和国被扭曲的岁月,他们曾愤怒地斥责“四人帮”,如果若干年后中国的红色卫星上不了天,你们就是历史的罪人!正是由于一批老知识分子当年力主实行招生考试,促成了恢复高考。
我是在下乡插队的蓟运河边得知恢复高考消息的。1977年立秋早已过去,降雨仍然不停,我和几个知青在蓟运河大堤上防汛值班。9月初的一天,村里有人来送信,我打开一看,竟然是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有如面对天外飞鸿,惊喜过望之下,只觉得脚下不是河堤而是考场。下乡插队到了第四个年头,我们在劳动之余,也在不停地思索着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上学读书,是我和许多知识青年心中不曾泯灭的奢望。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像一声惊雷,让大家又看到了学习的机会。在那时,我们几个知青兴奋极了,一下子感到往日里老师们的教诲是那么言之凿凿,庆幸在第42中学高中读书的两年里,老师们顶着被扣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黑先锋”罪名的巨大压力,给了我们这批学生弥足珍贵的文化课基础。我们不由得想起数学张老师线条流畅的例题演示和严厉的教责,物理高老师逻辑清楚的推理和耐心的讲解,英语蒋老师纯正悦耳的英音教学和永远气定神闲的风度,语文于老师引人入胜的文言文课程和略带河北口音的朗诵。在当时,所有这些似乎立刻就成了我们参加高考的资本。其实,冷静下来我们很明白,学过的课程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下乡插队的劳动强度很大,收获了劳动成果,但荒废了学业。即使如此,我们这批知青比起上几届知青还算是幸运,没有被抛得更远,得以利用很有限的条件进行复习。
我在公社中学简陋的教室里参加了1977年高校入学考试,时间是那年的12月5、6两日。那的确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在中断了11年之后,没有任何人敢说恢复高考的那次考试容易。记得那时走进久违的考场,仿佛面对陌生的地狱之门。在几门考试中,时间刚过半,总有一些考生遗憾地交卷,我真为那些并不熟识的知青朋友惋惜。我参加的整个考试除了数学考试比较困难,其他几门科目考得还算可以。
那年高考的英语附加口试和考生体检是在县城进行的。我和几个知青伙伴顶风一路狂奔六十里赶到县城,无奈荒废太久,英语口试没有通过。接下来的考生体检遇到了大麻烦,体检医生量过血压后对我说,你血压高,不合格。我一听就急了,高声争辩说我从来不高血压,这是赶路造成的。医院负责人走过来让我到门外等待。这时我赶紧跑到院子里摘下棉帽,打开地下水井的龙头一通冷水灌顶,又喝下不少冷水,后来总算过了关。
1977年,一个历史性机遇,全国近30万青年人通过考试幸运地走进大学校园,从此高校招生开始走向正轨。为了这个历史性转变的到来,不知有多少人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因此,那些进入大学的考生应该庆幸的不是什么个人机遇,而是改革序幕已经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