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被人质疑”
但是,“良医”开出来的药方未必会被“病人”采用。
关于龙岭村的严重污染问题,林景星撰写了调查报告,得到温家宝总理的亲自批示,责令地方政府解决有关问题。
“我很难过。但我也没有权力去指责龙岭村的村民,毕竟他们只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自己为了挽救生命的努力,却给另一些生命带来威胁,林景星有些无奈。
“您为什么不建议关闭或者彻底整治污染源——化肥厂呢?”听到别人质疑,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顿了顿,有些迟疑地说:“没有钱。”
当年,为揭开龙岭村癌症之谜,林景星连夜写了一份1万多字的报告书,上交给国土资源部环境司、国家自然基金协会等部门,希望能够得到专项资金资助。按规定,申报基金者的年龄要在60岁以下,而当时的林景星已经62岁了,只好求助他人代为申请。足足等了一年,他得到20万元研究经费,然后不断的取样、化验……经费很快花完了,等到他发现化肥厂这个“罪魁”时,也只能望洋兴叹。“没有足够的经费取样化验,就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龙岭村的污染来自于化肥厂。哪怕我们很确定,可科学是要讲证据的。”
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1.5亿亩,形势严峻。而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
林景星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当年泰国爆发黑脚病时,最终能根治不再复发,我们的解决途径到底在哪儿?他希望自己的调查结果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触动更多人关注这个问题。林景星指着办公室里存放的采集样本,激动地对记者说,“如果有人怀疑我的结论,可以把这些样本拿去重新化验,我每次收集样本时都会多留一份。我不怕被人质疑。”
是尘暴,不是沙尘暴
从不怕被质疑的林景星,却要质疑别人。
自从1958年到北京大学学习,近半个世纪,林景星目睹了北京“沙尘暴”的恶化。作为一个关注地质环境的科学家,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国家每年都在投入治理,沙尘暴还越演越烈?对他来说,这和土壤化学污染一样,都是我们地质环境变化的突出问题。
2006年4月的一个晚上,北京降下33.6万吨粉尘。凌晨4点林景星从梦中醒来,他披上衣服就跑到屋外,从停在小区里的汽车上扫下了整整一口袋的“天降尘土”。现在他办公室的柜子里还放着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装着细尘土,标注着“北京,2006年4月16日凌晨4点”,让人一下子想起“4 ·16沙尘暴”。
“不对!是‘尘暴’而不是‘沙尘暴’。”尽管林景星的研究结果存在不少争议,但他仍纠正记者的“用词不当”。“我们有证据证明北京的尘暴来自内蒙干涸了的盐湖区粉尘,以前认为沙尘暴来自沙漠颗粒是诊断错了,方子开错了,药也抓错了,所以没法根治。”
有人劝林景星,因为事情敏感,不要轻易发表意见,“影响不好”。但每次研讨会上,这个倔强的老人还是拿出明显存在差异的电镜扫描照片,“让数据说话”。但他最后总不忘加上一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有错误,我本人负全责。”
如今70多岁的林景星,每天还要去办公室。尽管已没有科研经费,不能做具体的环境项目研究,但他并没有停下工作。参加研讨会,到中科院教课,写文章……他希望继续做一个地质环境科学的传播者,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身边环境的变化,警惕那些看不见的、却是致命的危害。
林景星仍然在收集国内外关于“生态环境地质病”的报道,佐证科研。他告诉记者,在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岛上,至少有1.2%的雌性北极熊长出了不完整的雄性生殖器官,因为常年刮来的南风,将欧洲大陆工业释放出的多氯联苯带到这里,导致动物物种变异……
“不知道哪一天,在人类肆意破坏环境的同时,你和我会变成什么样子?”紧接着,他说,“不过眼下,关注我们自己土地上的事更加迫切。”《环球人物》杂志
(编辑: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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