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朱德庸：一个混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

《绝对小孩》插图

　　专访朱德庸

　　一个混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

　　朱德庸不画涩女郎，却画起了五六岁的孩子，以及孩子和大人的拉拉扯扯。5月，朱德庸在内地出版转型之作《绝对小孩》，原来，他一直就是一个混迹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用孩子的眼光观察男女、父母，并坚持自己对生活的信心。

　　文/刘莉芳 王娅蕾 图/小武

　　有这样几个小孩：一个叫“ 披头”，每次训导处挨批都少不了他；一个叫“五毛”，不管怎么装，父母就是觉得他不乖；一个叫“讨厌”，跟他以及他父母接触的人总是忍不住尖叫；唯一循规蹈矩一点的是“比赛小子”，但他被父母逼着，总在和别人比赛。

这几个孩子就是朱德庸的新作《绝对小孩》（上海文艺出版总社锦绣文章社出版，贝塔斯曼策划）中的主角。朱德庸在自序里写道，画画20年来，他有两类题材是不碰的，一是动物，因为太爱，以至于无法在它们身上开玩笑；一是小孩，因为太讨厌，以至于排斥画他们。但是在陪伴儿子长大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童年。朱德庸说，成人每天都应做几分钟孩子，他所说的孩子，并非幼稚，也用不着变形金刚、芭比娃娃，而是对生活的态度。

　　朱德庸曾经和太太开了家公司，当时很发，和柯尼卡、TOYOTA都有合作，但仅做了10个月，太太就认为这种忙碌的生活不是他们要的，于是夫妻俩撤了；朱德庸的电视剧授权费曾经比金庸还高，但他不愿赚编剧费，更不用说自己开工作室，批量生产了。

　　朱德庸在生活和事业中有所失有所得，如今，他对生活很满足，他说，别小看小孩，小孩总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当朱德庸画不出画，心烦时，儿子说：“画不出就去玩呗。”他恍然，原来最浅显的道理就是放下。

　　B=《外滩画报》

　　Z=朱德庸每一个小孩都是“绝对小孩”

　　B：《绝对小孩》自2001年3月起，在台湾的《中国时报》连载，据说那是你事业最困难的时候，但当时你的书在大陆销得非常好，困难从何说起？

　　Z：其实困难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事业—这段经历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我曾有一个认识了十年的朋友处于事业低谷期，为了帮他，我把出道以来发表的十几本书都签给他，他希望先在市场上清空那些书，为此，我让我的书在市场上断货两年左右。但后来他不仅卡住了我所有的书，还跟我打官司。官司结束前，我的书不能出版，这对我的事业确实是一次打击。但官司就能困住我么？未必，他困住的是旧书，我还可以出新书。另一方面，当时我正面临人生困惑，甚至怀疑是否选错行。我在26岁入行，从26岁到30岁，一直怀疑，是否应该改行做行政、广告，甚至去开飞机。然而38岁的我竟然又开始怀疑，因为漫画让我不快乐—我每天要画十几个小时，几乎没有假日，难道人生只有工作吗？漫画对我究竟有什么意义？人生应该怎样选择、调配？打官司的两年，我停了下来，发现生活更重要。后来官司赢了，可以反控他，但我放弃了，再追究不过又是一场官司，我还要继续往前走。

　　B：经历了友情的创伤，你这才开始创作《绝对小孩》？

　　Z：2000年官司刚开始，我就开始画《绝对小孩》了，但和这事毫无关系。当时我发现自己跟儿子的童年是交汇的—我陪他过他的童年，和他一起，自己又过了一遍童年。小时候不会想，现在回想起来，也就知道了自己从小是个怎样的人，在我的生活里，漫画占多大比重，感觉一点一滴地找回来，我这才完全确认自己选择漫画没有错，才能静下心，重新开始画画。

　　B：据说是北京的雪催生了《绝对小孩》？

　　Z：对。那年我带着儿子去北京过年，住在一间由四合院改造的旅馆里，房间里有一张古色古香的大床，窗帘一拉，整个房间都是黑漆漆的。早上，我早起画画，坐在一张圆形的古董桌前，椅子没有靠背，那时候我的腰还不错，坐着还行。我把窗帘拉开一点，一道光进来，照在桌上，刚好照在我的四格纸上。就这样，我开始画《绝对小孩》。有一天，画着画着，下雪了，我站在窗前看—要知道我们台湾人看到雪就跟看到宝藏一样，都看傻了。小时候，我家虽然不是四合院，是日式房子，但也是灰瓦。那一刻，我真的感觉自己回到了五六岁。儿子起床后，还在下雪，我带着他在胡同里走，就像两个小孩出去玩，而不是父亲带着儿子。《绝对小孩》就是在这种气氛里酝酿出来的，一开始都是在北京画的，中间是去美国画的，后面是在台北画的。

　　B：你形容了一场纳尼亚般的漫天雪景，这是北京带给你的创作感受，那么美国带给你什么不同的创作感受？

　　Z：美国的环境比较空旷，虽然屋子都是西式的，环境比我小时候的台湾好得多，但那种空旷感很像我小时候的台北。那时，台北很安静，在我家巷子口站很久，都等不到一个人，偶尔才有一辆脚踏车骑过去。《绝对小孩》没有收入的一些图里，一部分是画圣诞老人的。在美国画圣诞节的感觉很奇妙，好像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看着看着，就跳进银幕里，而里面正好在演圣诞节的情节。

　　B：《绝对小孩》中的孩子们天真可爱，却个个是哲学家，讽刺了成人世界。似乎《绝对小孩》并不仅是儿童世界？

　　Z：《绝对小孩》里原来确实没有大人，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表达小孩的世界。快成书的时候，才在最后一章画了大人，我太太说，应该让读者知道书中小孩的背景，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小孩。而且，大人的世界跟小孩的世界必然有冲突，如果只表达小孩，势必单调，不够全面；另外，小孩跟他的父母、老师总是有联系的。

　　B：你觉得什么样的小孩才是“绝对小孩”？

　　Z：每个小孩都是绝对小孩，小孩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他的选择或许很粗糙，没有通盘考量，但有时候经过理性思考，反而会违背本意。你跟小孩玩游戏，如果不好玩，他就不要跟你再玩了。大人就不同，每天都在玩不喜欢的游戏。

　　B：《绝对小孩》的画风和《涩女郎》有些相似，都是微翘的嘴巴、暖色调的颜色、简单的线条，这是为什么？

　　Z：我一直想画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婚姻、爱情、男女，也有小孩、上班族，所以我希望这些作品的风格、涂色、线条等都是一致的。

　　B：《绝对小孩》未来有什么计划？

　　Z：还会画下去，我对童年的感觉还有很多没有画出来，父母、老师、其他小孩，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画，甚至可以画奇幻世界。我小时候就生活在现实和奇幻的世界之间。开学第一天，我总会在教室里哭，因为好日子完了，要进入现实世界了，而且大多数时间都要在现实世界里，只有放学后，才能回到我的奇幻世界。“绝对小孩”朱德庸

　　B：说说你小时候的奇幻世界吧。

　　Z：我小时候上“大号”时，会和小矮人聊天。我家当时的厕所有一扇半门宽，上“大号”时，我盯着瓷砖、洗脸盆的水管看，看着看着，小矮人就跳出来了，他们的身高不足一尺，长得很可爱，鼻子、耳朵都是尖尖的，先有一个小矮人从洗脸盆里伸出头来，等一会，就有别的小矮人从其他地方出来。小矮人说我想要什么都可以。这些场景现在想起来，跟真的一样。

　　B：你说《绝对小孩》中“讨厌”最像你，你从小就不被人喜欢？

　　Z：我从小就被打击，满月的时候，我妈妈抱我出来，邻居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哪！这么丑的小孩！”从那天开始，我就受到诅咒。从幼儿园开始，我是非常糟糕，没有人喜欢我。我受到最大的干扰不是父母，他们不逼我，也不会说“功课这么烂，你给我去补习”，或者说“不许你画画”，我受到的最大干扰是老师，老师既不督促我读书，也不拖我进大人的世界，因为我还不够格，他们觉得我没有前途，只是在摧毁我的世界。

　　B：你有一个又帅、功课又好的哥哥，如此反差，一定让你的童年不好受吧。

　　Z：我小时候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公平”，我妈妈最常讲的就是“没那回事”。我们家尽量讲究公平，我哥哥有的玩具，我也有，但我总觉得哥哥的玩具比我的好。有一次，我家邻居吃火锅，那时候吃火锅可以吃到很多肉，很稀奇的。他们叫我哥哥去吃，却根本不理我。那时，我家客厅有一扇很大的窗，旁边是墙，他们就在墙那边的院子里吃，我们之间不过隔了几米，我坐在窗边听他们笑着说“这个很好吃，吃一块”。

　　B：小时候会幻想神仙来帮你吗？

　　Z：会，我觉得只有小矮人理解我。放暑假时，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跟虫子玩了两个月，这就是我的世界，虫子是我的玩伴。

　　B：你这个不被大人冀望的孩子，后来放弃自己了吗？

　　Z：我被很多学校开除过，到高二，我又被开除了，我爸爸用关系把我弄到一所很糟糕的高中，那所高中就像电影《黑狱风云》里一样，所有学生都是没有学校肯要的。我就是在那时警觉到，怎么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我开始好好念书。我妈妈被我吓了一跳，这小孩怎么搞的，原来拿着棍子逼，他都不读，现在每天回家都读书。我念了一年，考上一所破大学。

　　B：长大后，你还有这种童心吗？

　　Z：我现在睡觉前，都会想象自己像E.T（外星人）一样，穿过屋顶，在自己家上面飞—那是我童年的家，我从外面走近，看到第一家、第二家里面住着什么人，路灯什么样，每户人家里的大树是什么样的。因为小时侯，我不可能跑很远，所以记忆都在以我家为中心点的方圆两三百公尺内。我就是用这个方式提醒自己，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人长大以后，很快就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谁，这是最危险的。有一天你会发现，前半生白活了。

　　B：和儿子的童年相比，你们两人的童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Z：最主要的是，他比我幸运，有一对注意他的父母，而我没有。就大环境来说，我比儿子幸运，因为我小时候，时代没有这么发达，小孩还可以在大自然中享受童年，而我儿子连享受院子的机会都没有。同时他承受的压力比我大。

　　B：你和儿子的关系据说像是兄弟常常一起玩。

　　Z：我每年都会假装圣诞老人写信给他，他一直到初中都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我还骗他说，我是超人，你不要跟别人讲，每天晚上你睡着了之后，我就从窗户飞出去，维护世界和平，所以你起床时，爸爸还在睡，这是因为我晚上要出去和大怪物打，跟恐龙打，非常累。我讲过也就算了，结果有一天他放学回来，趴在我耳边说，爸爸，我跟你说，我没有跟别人讲，你是超人。哈哈。我笔下的人只会更丑陋

　　B：2003年你结束了自己的成名系列《双响炮》，去年又结束了涩女郎。不断结束、开始，这是为什么？

　　Z：国外漫画家画一个系列，会画到老、画到死，但我是靠感觉做事的，不会计划。我跟系列的关系就像跟朋友相处一样，虽然开心，但总要分开的。那是一种感觉，不能用市场去衡量。

　　B：你画过女人、孩子、上班族，今后是否会画男人？

　　Z：其实在十三四年前，我还在画《涩女郎》的时候，就画过男人，画的都是男人的观点，男人对女人、性、生活、其他男人的看法。但一直没有出版，我不能确定适不适合出。

　　B：在你的漫画中，男人被暴露了很多缺点，比如好色、不负责。在新作中，你对男人的描绘是否会客气一些？

　　Z：不会，其实我笔下的所有人只会更丑陋、更糟糕，这才是我感兴趣的。

　　B：你在书里观点犀利，而在生活中，则显得温和。生活中的你和书里的你为何如此不同？

　　Z：我不是故意要在书里显得那么伶牙俐齿，画画必须有特定的表达方式，有自己的观点，有讽刺性，而且篇幅只有四格，必须一针见血。

　　B：快乐是你的人生目标吗？

　　Z：我不会追求所谓的快乐，当追求快乐变成一种压力，就会很累。我现在很满足，满足跟其他的差别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咽下最后一口气，都觉得没有什么遗憾。我现在和太太在台湾，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到后面的山上散步、打太极，然后回家，冲个澡，随便吃点早餐，接着我画画，中午也只是简单吃点，吃过午饭就商量下午去哪儿玩，可能开车去远一点的山上，或者逛街。我们在台北有一些比较喜欢的固定的散步路线。有时我会跟太太玩一个游戏，她说我“神经病”—这个游戏叫“一天环游世界”，我们走到某一个景前，我会跟太太说：“这像不像日本东京的某个地方？”到下一个路段，我又会说：“这像不像北京？”我们就这样一天环游“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