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特别费案一审宣判全文(一)

　　马英九特别费案 一审宣判全文（一）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决 96年度瞩重诉字第1号

　　公 诉 人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

　　被 告 马英九

　　选任辩护人 宋耀明律师

　　陈 明律师

　　薛松雨律师

　　上列被告因贪污案件，经检察官提起公诉（96年度侦字第3844号），本院判决如下：

　　主 文

　　马英九无罪。

　　理 由

　　壹、公诉意旨略以：被告马英九系台北市民选第二届及第三届市长（任期自1998年12月25日起至2006年12月25日止），为具有公务员身分之人，明知市长特别费之报支，依据“行政院”1998年7月21日台87忠授字第05642号函及2004年4月22日院授主忠字第0930002556号函之规定“以检具原始凭证列报为原则，倘有一部份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得依首长、副首长领据列报，但最高以半数为限”，且依据台北市政府秘书处预算书“岁出计划提要及分支项目概况表”之说明，市长特别费之用途限于“市长因公所需之招待馈赠等费用”，故市长特别费中以市长本人所出具领据列报之部分（即无庸检具统一发票或收据等原始凭证请领之部分），仍须以有实际之公务支出为必要。讵被告马英九竟基于意图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利用担任台北市市长之职务上之机会，自1998年12月至92年12月止，于每月月底即提出其本人出具之领据一纸，请领次月之市长特别费半数之全额即新台币（下同）17万元，致负责审核之台北市政府秘书处会计人员赵小菁、孙蜀、庄美珍、谢鎙环、伍碧霞（按：应系伍必霞，起诉书误载）、周秀霞等人，均陷于错误，认定被告马英九于领得特别费之半数后，来日定会支出使用于预算书所指定之公务，而于次月初即将该月份之17万元汇进被告马英九于台北（富邦）银行市府分行之4112102300 09号薪资帐户内（惟其中1998年12月份之3万8千3百元、88年1、2月份各17万元、88年7、8月份各4万元、88年10月份3万元、88年12月份4万元及89年1月份1万3千4百元系以现金支付）。然被告马英九于领得该等金额计10,238,300元后，至多仅使用其中之3,495,874元于公务支出，而将领得款与支出款间之差额共计6,742 ,426 元全数纳为己有，并向监察院申报为自己财产（申报日期分别为1999年3月15日、2000年11月30日、2001年12月24日及2003年3月10日）。至2003年11月下旬，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接获台北市审计处2003年11月19日审北处壹字第0920003269号函转“审计部”函指示应注意机关首长之特别费“有无于月初尚未发生即先行支付情事”后，报请市长办公室延后每月以领据请领半数特别费之时间，讵被告马英九竟仍基于前述意图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自2004年1月起至2006年7月本件案发为止，于每月中旬时，明知该月份已有之公务数额尚未达特别费之半数，竟仍出具领据一纸请领半数特别费之全额，致负责审核之会计人员庄美珍、周秀霞等人均陷于错误，认定该月份马英九使用半数特别费之全额做公务支出之事实“已经发生”，而持续将特别费之半数汇进被告马英九之前述银行帐户内（其中93年度因台北市议会决议保留特别费预算一成不得执行，故该年度以领据列报者为每月15万3千元，至于2005年度与2006年度则回复为每月17万元）。被告马英九于领得该等金额计5,066, 000元后，亦持续将支出款（至多633,199元）与领得款间之差额共计4,433,801元全数纳为己有，并向监察院申报为自己财产（申报日期分别为2004年12月23日、2005年12月14日）。以上自1998年12月至95年7月止，被告马英九计诈领得特别费总计11,176,227元。因认被告马英九，系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2款之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及追加刑法第134条、第342条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背信罪嫌。

　　贰、按“犯罪事实应依证据认定之，无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不能证明被告犯罪者，应谕知无罪之判决”，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2项、第301条第1项分别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实之认定，应凭证据，如未能发现相当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自不能以推测或拟制之方法，作为裁判基础，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号判例着有明文；且认定犯罪事实所凭之证据，虽不以直接证据为限，间接证据亦包括在内，然而无论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其为诉讼上之证明，须于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怀疑，而得确信其为真实之程度者，始得据为有罪之认定，倘其证明尚未达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怀疑存在而无从使事实审法院得有罪之确信时，即应由法院为谕知被告无罪之判决，最高法院1987年台上字第4986号判例亦着有明文，再检察官对于起诉之犯罪事实，仍应负提出证据及说服之实质举证责任，倘其所提出之证据，不足为被告有罪之积极证明，或其指出证明之方法，无从说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证，基于无罪推定之原则，自应为被告无罪判决之谕知，有“最高法院”2003年度台上字第128号判例可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