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养猪业调查：追寻猪肉涨价的经济动力(图)

　　青竹村养猪的成本核算

　　具体到每个单独的农户，决定每一年养猪投入的，是自家的一本小经济账。

卢国良是湖南一个普通村子的村支书，却因为对农村新经济模式的尝试和研究名声不小。记者见到他时，卢国良正在解决村里的抗旱问题，从湘潭市东北郊沿着仅有的一条水泥路走进深处的村庄，两边青油油的水稻刚插进不久。但是今年的大旱使晚稻只插了往年的30%，不少田地干旱得种不下稻子。

　　1999～2000年湘潭市畜牧水产局在响水乡青竹村办生猪产业联系点，当时作为副村长的卢国良引进项目，遭遇2001年生猪大降价，“养一头猪亏50～80元，好多人来我家又哭又闹”。卢国良冥思苦想找原因，1999～2000年猪肉行情不错，农民每头猪能赚80～100元，等到农民因猪价低而亏损时，那些收购猪肉的中间贩子大肆压价压秤，仍然能赚不少钱。卢国良于是决定和村民们撇开中间商贩。2002年，他向当时的湘潭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和农办主任联系，通过他们直接找收购和加工生猪的大公司，建立了“公司＋协会＋农户”的“青竹模式”。

　　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到上海青浦农村考察，写下了著名的《青浦农村调查》。在当时大跃进的背景下，他考察私养猪和公养猪的问题，发现私养猪比公养猪吃得饱、吃得好。当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如今早已克服，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20多年后，完全放开的最底层养猪户意识到了另一种风险，开始自发寻求某种调控力量来解决困境。

　　现在的青竹村是一个由412户村民组成的行政单位，与周围村子比没有任何地理上的优势，耕地面积与种植小水果的面积相当，在1600～1800亩的范围内，池塘养鱼是部分村民的副业。从2002年起成立了生猪产业发展协会后，青竹村将原本小规模散养的农户集中起来，统一购销、统一引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当把这个普通的村子作为一个调查对象时，它的养猪户结构在这几年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从2004年起，卢国良和村干部开始调研统计村子里的各种数据，“当时主要是想了解养猪的利益和村民外出务工的状况”。2004年全村412户里边有378户养猪，而经过接下来两年行情波动，如今只有228户养猪。有意思的发现是，3年时间里被淘汰的150户，养猪规模全部在8～50头之间，规模最小的2～8头的养殖户存活了下来，50头以上的越来越壮大。规模效应在青竹村不知不觉显现出来。

　　养2～8头猪的小户人家，并不需要专门的劳动力来喂猪，家里的剩饭剩菜和菜地里的青菜可以当食物，节省了不少饲料成本。而且青竹村沼气入户率88%，沼气池需要猪粪作为能源循环。对于8头猪以下的村民来说，他们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每年有几千元的卖猪赢利。

　　对于50头以上的养殖户而言，规模效应为他们节省了成本。按照青竹村算的一笔账，饲料价格、感染疫病的风险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成为农民养猪必须考虑的三大成本。饲料成本的增加在近几年来尤为明显。从更广泛的视野，全球商品从2002年进入牛市，几乎所有的资源型商品都进入快速上升。铁矿石、铜价、镍价、石油、大豆、玉米都在持续涨价，累计上涨的幅度超过100%。工业资源和农作物资源价格上涨逐渐传播到终端消费品中，从2006年初开始粮油价格普遍上涨。这种链条也早已传导到村子里的养殖户。以一头120公斤的猪为例，2004年饲料成本为580元，2007年上涨到958元。于是养一头120公斤的猪，所需饲料成本在3年内涨了378元。那些养殖规模50头以上的农户，可以自己配置优质低价的全价料，并且猪舍等硬件投资已经算入成本，消毒防疫也能节省耗费。

　　不过，养50头猪在卢国良这样有16年养殖经验的人看来，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因为养50头或200头猪，所需都只是一个劳动力，也就是说，所花费劳动力成本是一样的。这两年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上涨非常显著，2004年一个农民工一天的价格为25元，2007年涨到60元一天。卢国良算了这样一笔账，养200头猪的人家，一年能出栏400头猪(猪的出栏周期为五六个月)，如果每头猪给劳动力30元的工钱，那么这个劳动力一年能挣到1.2万元。可是对于养50头猪的人，一年出栏100头，劳动力只能赚到3000元。那么养猪的帮工显然愿意去给200头的大户打工，而不愿意让自己的劳动力闲置。当养猪规模达不到200头的时候，一个劳动力显得过剩，没有充分利用它的价值。

　　劳动力价格上升: 农民比较效益的核心因素

　　30岁的李文斌在长沙打工13年，他的生活如今看上去和一个城市的白领没有多大区别了。月薪5000元，长沙某钢结构公司的项目经理，去年才结婚的他已经不像村子里的伙伴，早早就拖家带口。1995年17岁的李文斌高中毕业离开青竹村时，从未学过建筑知识的他只能在工地当学徒，每月300元收入，1998年增加到600元，2000年月入1000元。从2005年开始，技术越来越熟练的他每月能有1600元的收入，而随着李文斌今年的一次跳槽，由于已经能独立承担项目，月薪达到5000，在长沙已属中高收入。

　　从2005年开始，劳动力价格上扬对于掌握熟练技术的农民工而言，增幅特别显著。这部分脱离农村十几年、已经完全靠娴熟的非农业技艺生活的人，虽然在户籍上仍然是农村人口，但在生产方式上已经彻底脱离土地了。

　　李文斌的父亲李森林一直住在湘潭县的青竹村，但也能明显感觉到这种变化。比较起来，29岁的小儿子李剑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一亩梨树一年下来收益才200元，好在今年猪肉行情不错，家里养的90多头猪，能够收入7万多元。

　　打工和种田的收益差别一直在增大，对于青竹村村民或任何一个农业人口来说，都存在一个比较效益:是外出打工还是在家种田、养猪？劳动力价格与农业收入的比较，是农民留在田地或是进城打工的决定因素。2002年，农民工平均一天的工钱是20元，2006年上半年平均一天30元，这4年间涨幅并不大。但是2006年下半年涨到40元一天，待到2007年春节以后，暴涨到60元。在湘潭，每天请一个临时的农民工，除了60元工钱，还要包两顿饭，给一包烟和一包槟榔，雇主一天给每人的花费近80元。

　　而如果选择种田，农业生产的成本在不断提高，比如种田必须的碳氨和尿素，从2004年到2007年，每百斤分别上涨了7元和15元。每亩田地的耕种费，由2004年的80元涨到如今的150元。增长最高的是人工，开耕种机的人一天的工资，由每天30元涨到80元，开收割机的工资，由每亩65元涨到85元。

　　因此多数农民更愿意外出打工，比起种地养猪等农活，打工没有风险。据统计，整个响水乡抛荒的土地上千亩，至少在1/40以上，而常德农村抛荒土地达到1/10。2006年夏天，中组部、农业部组织专家在北戴河开暑期休假座谈会时，特意邀请了开创“青竹养猪模式”的卢国良参加。卢国良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讲述农民今年为何频频抛荒。

　　卢国良在几年详细统计村民家庭状况后，得到这样一套极有启发性的计算方式。以青竹村的实际情况，一年种早、晚两季稻子。一年下来，每亩地的生产成本包括种子、农药、化肥、雇佣耕种机、收割机费用等共计610元。一年每亩地需要30个劳动工，以现在农民打工每天收入60元来算，一年每亩地的人工成本为30×60＝1800元。那么综合起来，一亩地需要生产成本610元加人工成本1800元，得出2410元的成本。以收益看，一亩地一年产稻900公斤，能卖出1350元。于是农民种每亩地的亏损为2410元与1350元的差额，即1060元。

　　在农民的种地成本中，卢国良以每亩1800元作为人工成本相当特别。虽然是在计算土地方面的收益，但是卢国良以农民打工的价格来衡量在土地上付出的劳动力价格。在2410元的总成本中，1800元劳动力成本占到近3/4。也就是说，农民如果选择种地，他的劳动力价值得不到相应的承认。

　　养猪、种果树或外出打工，农民也通过比较效益得出各家的结论。在养猪大村青竹村，养猪是最主要的农业收入。全村通过调查发现，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收入与养猪收入两项是全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而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往来状况，与养猪收益成反向流动。

　　2002年和2006年猪肉行情低迷时候，形成了青竹村两个外出打工的高峰期。青竹村全村1557人，16～60周岁的男女劳动力有815人。其中，学校毕业到50岁以内的中青年劳力385人，卢国良以这385名中壮年劳动力作为调查对象。他发现，这部分人当中有25%的人是30岁以内有一定学历的，从中学或中专、大专毕业后，基本到沿海城市去打工，从事电子、通讯等行业里的技术工人。对于年轻人来说，主要是“价值观”使他们不愿继续留在农村，希望远离养猪种菜等农活。他们一年收入在1万～1.5万元之间，平均每年寄给家里5000～8000元。可见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并不富裕，属中下阶层。

　　在从学校毕业到50岁以内的中青年劳力385人中，有50%的人属于打工和务农兼顾的人群。他们在30岁到50岁之间，没有什么学历，已经在农村拖家带口，习惯于农业生产。为了使日子过得更好，他们基本选择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打临工。2003年，离村子仅仅两三公里，新建九华工业园区，需要大量劳动力。附近村庄30～50岁之间干建筑和装修的农民，白天在工地打工，晚上回家也可以兼顾一些农活，日子比较稳定。每年在外打工的收入在1万～1.1万元之间。

　　在城市边缘的九华工业园做更低级的收杂料、做木工的，则是村子里50岁以上的劳力，占到外出总劳力的10%。他们全职打工，并不兼顾农活。每年收入在1万～1.5万元之间。另外占到15%的外出劳力为女性打工，基本上在附近城市的纺织厂、槟榔加工厂工作。这些30岁到50岁之间的女性，并不兼顾家里的农活，每年务工收入在8000元左右。

　　2004年猪肉行情的高峰时期，青竹村外出打工人数最少，只有不到200人，仅为平时的一半。在养猪容易挣钱的年头，多数人选择回家干活而不去城市，只有30岁以下彻底希望抛弃农村的打工者才不会回家。

　　记者发现，近几年养猪这样的农副产品规模效应出现后，农村人口也出现分化。一部分靠养猪致富的大户，从养殖业里得到的收益已经远远大于进城打工，他们成为安心留在土地上的农业人口。以青竹村的莫石洪为例，500多头猪能为他一年带来30多万元的效益，四口之家无需外出打工来补贴。而其他30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没有成为成功的养猪或种植户，宁愿一直在城市漂泊下去，等待着像李文斌一样，成为娴熟的城市工人，得到不错的回报。不少经济学家正在预测，随着中国工业化加速，“刘易斯拐点”是不是即将到来。虽然目前并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但是随着实际上的农业人口减少，农业部门大量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判断，在基层的养猪大村也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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