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韩国的猪肉价格观察与农业保护

　　下一站，韩国？

　　对农业保护是一个社会公平的概念，只不过各国保护方式不同，利益分拆也就因国家而异。日本和韩国的保护以补贴加高关税为主，欧盟则是执行农产品直接补贴政策，使农产品价格降低。欧盟每年1000亿欧元的财政支出中有接近一半是给了农民，这还不包括各成员国向农民提供的补贴。

　　主笔◎邢海洋

　　肉价几许

　　两年前参加一次交流活动去了韩国，民宿时住在一个教师家庭，晚饭是家常菜，几个菜一个汤，饭后端上水果，香瓜、葡萄和橙子，切成小块吃，一盘盘端上来，主人真是殷勤。因为在超市里我们曾看到，所有水果价格都是我们这里的5～10倍，西瓜80元人民币1个，樱桃按百克卖，12元100克。

　　我们是一个几百人的大代表团，回到驻地，各民宿小组分别介绍自己受到的招待，有去料理店大餐的，有在家里的，还有逛街吃快餐的。对韩国吃饭之贵都啧啧称奇。比如餐馆吃饭，普通的海鲜饭、鸡腿饭每份8000韩元，相当于人民币80元。一人份的海鲜火锅，里面除了一片鱼肉、几个青口和蛤蜊，剩下的就是大量的白菜、胡萝卜和其他蔬菜，还要2万韩元。如果要吃鱼，一条1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就是1000元了。以上食品由于有时令和品质区别，不好以偏概全。韩国的牛肉和猪肉价格却是可比照的，韩国排骨很多是用来烤的，一个4公斤左右的肉食拼盘就要800元人民币。在烤肉店，这种烤排骨一人份的价钱大概是1到2万韩元，合人民币80～160元。牛肉的价格更是猪肉价格的数倍，首尔的超市里上等牛里脊的价格每公斤超过9万韩元，是美国洛杉矶的4倍。大米更是韩国人的主食，10公斤的稻米价格要200～300人民币。

　　韩国物价已上涨到世界最高水平。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下设的研究所在今年初对全世界132个城市生活费进行比较，首尔位列第11位。在美国《商业旅行新闻》发表的100大城市逗留费中，一天的餐饮费首尔以202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世界富豪的度假胜地蒙特卡罗。以物价昂贵著称的东京的餐饮费只有158美元，比首尔少44美元。国民收入不足2万美元的韩国物价比收入达到4万～5万美元的发达国家都高，其中肯定有什么问题。所以，曾在外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们回到韩国都说不敢轻易掏腰包。

　　这里有流通问题，以牛肉为例，因为要经过收集商、屠宰场、加工厂、销售点等各中间环节，仅流通费用就占牛肉价格的40%。从2001年到去年，牛肉价格上涨了9%，而销售价格上涨了100%。流通企业从中谋取了暴利。另外，比发达国家还高的关税和特别消费税也是导致韩国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限制主要农产品的进口、昂贵的土地价格造成的租赁费负担、越贵销量就越好的“有钱人营销”，消费者的虚荣心也是导致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但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现在的韩国物价仍令人难以接受。

　　其实，按收入水平，韩国的农产品收入比例并不高于我们，但绝对值上的确远远高于国际物价，因而引起我们的“可怜”，吃着世界上最贵的农产品，工资却未达到相应水平。但这里却存在一个社会公正问题，只是韩国的工会组织做得更为激进，使食物价格甚至超过了社会公正所需要的水平。

　　在日本，情况也相似，超市里1公斤猪肉的价格相当于80元人民币，牛肉的价格更是澳大利亚牛肉的数倍，相当于500元人民币。日本和欧洲很多地方的肉类都是按百克标价，可见金贵程度。在德国，1公斤牛肉20欧元，也远超过美国的价格，那里上好的牛肉每公斤不过6美元，猪肉更便宜。享受着人均4万美元的GDP，而食物价格如此便宜，美国的穷人自可放开怀大快朵颐，因此肥胖问题才成了公害。其实，同样发达的欧洲食品也相对便宜，牛奶价格几乎和我们一样，有时比矿泉水还便宜。但放在一个全球化的比较上，就不如美国来得廉价。

　　现在，当我们的猪肉也20多元/公斤，是否也意味着与国际看齐，或很难恢复到原来水平？

　　农业保护是一个社会公平的概念

　　韩国和日本的食品价格高昂，完全是保护的结果。日本对海外进口的稻米征收490%的关税，日本财政支农资金甚至超过农业GDP总额。2003年日本用于农业的预算为2366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90.5亿元，若预算折摊到耕地和农户，则每亩达2368元，每户达56728元。日本农户靠出卖农产品获得的收入甚至不如从政府获得的补贴。每一件韩国食品中，也有一半的政府补贴，政府先对城市消费者收税，再补贴给农民，农民的收入因此被城里人“慷慨地”放大了一倍。

　　城市消费者就应该这样慷慨么？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本质上，对农业保护是一个社会公平的概念。只不过各国保护方式不同，利益分拆也就因国家而异。日本和韩国的保护以补贴加高关税为主，欧盟则是执行农产品直接补贴政策，向成员国农民提供大量财政支持，使农产品价格低。另一方面是农民富裕程度高，目前欧盟用于农业补贴的开支约为每年440亿欧元，占欧盟全年总预算的40%多。也就是说，欧盟每年1000亿欧元的财政支出中接近一半是给了农民，这还不包括各成员国向农民提供的补贴。当然问题也出来了，财政不堪重负。但对农业补贴的改革却难以落到实处，就因为各国政府对农民手中的选票有所忌惮。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农民们有权利要求和城市人口一样的报酬。

　　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飞跃，虽然也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但提高的速度远逊于工业部门。没有政府干预下，农业人口收入若要与工商业持平，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农业人口持续减少，且减少速度正好弥合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距。按理说，19世纪前欧洲大陆农业人口比重在80%以上，现在只有4%。美国最开始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拓荒者，现在农业人口只占到3%，且农业养活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工业革命前夜的1800年时世界人口只有9亿，现在是60多亿。但只要看看工业财富的增加早超过了这个速度，一旦人口转移不平衡，就会出现农业人口收入落后的现象。

　　从理论上讲，农业的收益率是不应该长期低于工业的。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不同资本用途的利益，总的说来，在同一地方内，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马克思也曾经分析过利润平均化的规律，说到利润平均化。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它会趋利避害，某一行业收益高，收益低的行业的投资就会转移进来。由于资本的这种自由转移，使得各行业的收益得以平均化。工业投资和农业投资也是如此。只要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它们的比较收益也将逐渐趋同。所以，说农业的收益低于工业，短期可能，长期并不成立。

　　理想状态下，农产品的价格应该是多少？这似乎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但在同一个世界，如果人员能自由流动，商品自由流通，从事的若是两种传统行业，社会平均利润的作用一定使两个行业的平均收入相同。只可惜，两个前提条件远没有达到。实际经济生活中，利润平均化的条件不具备。就是同一个国家，农村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尚不能自由向工业部门流动，更遑论国际化流动了。

　　按比较优势理论，韩国人均耕地只有0.5亩，而美国人均12.8亩，同样的东亚国家日本也只有0.5亩，甚至不如我国的人均1.5亩，都毫无比较优势可言。粮食生产的优势建立在土地资源基础上，也就是说，粮食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若计算起来，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人均耕地分别是韩国和日本的25倍、24倍、43倍和72倍。

　　日本或韩国人是否可以到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经营农场以实现人员流动？似乎可以，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流动通常是自由的，如北美与欧洲很多国家，只有身份管理，没有户籍制度。可这些国家的农业比较收益，为何仍没有工业高呢？答案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虽然劳动力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土地，流动却受到了限制。比如美、英、法等国为了确保粮食安全，都对耕地实行严格保护，并通过立法加强土地管理。日本更是世界上土地用途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即使工业部门收益高，耕地也只能用于农业，而无法转用于工业。其结果，使得农业无法参与工业的利润平均化，农业的收益就赶不上工业。

　　分析至此，我们已经明白，农业比较收益低，并不是农业自身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了限制。既然如此，政府要想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必须着重做好两件事:一是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为进城民工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鼓励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加快农业人口非农化，用减少农民的办法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二是在保护耕地的前提下，政府必须对农业进行补贴。前面说过，保护耕地其实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需要政府支付成本的。再说，是由于限制了耕地向工业的转移才导致了农业的比较收益低，那么政府补贴农业，也就是理所必然的了。

　　实际上，即使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大物博的国家仍然对农业补贴。发达国家劳动力增长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已经远远领先，1965～1995年，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实际平均年增长率是4.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8%。但随着经济发展，根据恩格尔法则，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整个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的比例会越来越小。而且在食品的消费支出额中，支付给初级农产品生产者的比例也逐渐减小，支付给加工和流通环节的越来越多。由于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接近饱和，在工业化进程中，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农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发展很快，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而如果农业劳动力不减少，就会产生更大的供给，供给就会超过需求。即使在国际贸易的前提下，由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因此国内需求和对外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同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产出增加也会使农产品价格降低，由于农业劳动者不容易在短期内转移到其他部门，发达国家农业的收入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就会拉大。由于需求的限制，美国等国家往往在农产品价格低时，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1999年世界谷物库存极高。世界农产品价格走低时，美国、欧盟、挪威、瑞士等国提高了对农业的保护水平，以保持农民的收入水平。

　　而日本和韩国由于土地资源的下降和工业技术的快速进步，农业的比较优势的下降速度更快。与美国等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相比，日本、韩国农业的比较优势迅速下降，其日本农户经营规模小，阻碍集约化，故而不得不靠天价大米和牛肉保护农民利益，避免社会矛盾。

　　制造些通胀

　　从改革前的工农收入比2.5:1扩大到现在的3.5:1，我们政府虽然取消了农业税等一些税费，但距离城市和农村人口收入持平，还有很远的差距。

　　为什么不靠大规模补贴和关税提高农民收入？日本和韩国在改变农村政策前，农民和我们的农民一样处于赤贫状态，但日本只用了10余年时间就扭转了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2年起农村超过了城市，那时候日本的人均GDP不过2000多美元。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时候提高农民收入，做到社会公平，并非不可能的事。当年日本能够做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而我国这些年却不断拉大，根本原因是政策不同造成的，尤其是政策背后的发展理论是不同的。美国对农业的巨额补贴也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可见，改善农民收入根本不需要GDP达到何种高度，只需政府代表农民的利益。

　　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农民增收的必由之路，甚至是解决我国经济问题的一剂良药。甚至可以说，不管消费者愿不愿意，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土地、农业人口和能源等价格提高了，农产品价格没有理由不提高。否则，农田就会变相流动到房地产市场，农民也会进城打工。

　　但世界各国的补贴农业经验，若一定等到农产品自发提价，未免是政策选择的不智之举。全世界都在大规模补贴农业，我们没理由把农民推到和澳大利亚、美国的大农场直接竞争的地步。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成为鼓励农民种粮的唯一选择，这也使剩余劳动力的收入得以提高。沿着这个思路，人为制造些通胀，使农民的收入提高，甚至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好办法。我们的问题是经济过于依赖出口加工业消化剩余劳动力，带动经济。所谓“制造通胀”就是把长期低估的要素价格扭转，使能源、土地、资源、资本等回归，使因为缺乏监管而忽略了环保成本以及劳工福利的生产过程增加成本。政府通过要素改革来逐步提升要素价格，并加强执行环保法和劳动法来提高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