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道勒：经济增长与社会不平等

　　演讲精彩观点：

　　1．贫困问题：

　　大卫·道勒教授认为中国的贫困人口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主要体现为：

　　1， 中国的贫困人口并没有明显的男女性别差异，具体体现为中国的贫困人口的男女比例为51%：49%。

　　2， 中国的贫困人口并没有显著的种族特点，汉族的贫困比例大约占97%。

　　3， 中国的贫困人口有53%集中在政府主要的最贫困资助地区外。

　　这给政府的扶贫带来了巨大的难度，首先在于如何更加有效地找到贫困的人口，并将扶贫问题由原来地以资助贫困地区转向重点资助贫困人群。使扶贫的财政支出更加合理，更具有针对性。

　　2．农村问题

　　1） 农村人口移民城市受阻：

　　中国的农业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人口。虽然中国以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但另一方面是：中国在农业上所占用的劳动力资源也是异常高的。农业现代化之后完全没有必要让这么多的劳动力资源集中在这一领域。将这些多余的劳动力用于其它产业将更加有力于中国的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户籍、工作岗位、社会保障等制度仍在改善之中，农村人口比较难以融入城市，在为城市作出相应贡献的情况下，却无法得到公正的待遇。同时由于移民的限制，也导致在农村产生了“留守儿童”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政府可以更好地制定政策，疏导管理这个人群（而非堵住他们），也同时出台环保政策减轻随之而来的污染。因为就算把钱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农村的差异终究还是无法消除，最终还是会有一大部分农村人口移入城市，既然无法阻止这部分人涌入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城市建设管理政策更有效。

　　西部现在也有很多发达城市。我所说的农村移向城市并非由西移向东，而是在这些不发达地方建立一些更好的城市，提高这些城市安置移动人口和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但要考虑到资源传输（如水）的耗资。所以说，这个与西部大开发并不矛盾。

　　2） 农村土地问题：

　　目前农村土地的使用并未完全放开。政府目前应该鼓励人口流动，户口改革，开放农村土地市场。目前农村用地转入城市用途仅仅以每年0.15%速率增长。虽然政府提供一定补偿给农民。但速率很低，影响在短时间内不大。

　　3） 教育不平等问题。一部分人上大学，一部分人由于贫困连6-9年的基本教育都无法保障。不同县教育支出的巨大差异，教育的部平等本身就是造成农村人口移动重要因素之一。以杭州为例，每人教育花费为5000左右，而四川仅为2000，两者之间差距达到了2.5倍。在不少农村地区，一个家庭需要其总收入的20%收入才能供一个孩子上初中，而且很多农村贫困家庭完全不能承受教育费用或者与教育相关的费用。

　　3． 社会福利问题：

　　目前中国的福利事业越来越私有化，医疗费用比较高，假如医保不能及时跟上，那么贫困家庭如果遭遇重病，将无法承担医疗费用。

　　除了医保外，教育福利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政府内部财政支出分配必须合理化，虽然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行动，提高教育支出，但还是有着很多的改进余地。通过加强农村教育，我们可以保证10-20年后的农民工能够从事更高技术的工作，以平衡劳动力市场。目前我们的农业人口过剩，过多的人口从事第一产业，而这阻碍了产业的升级。最好减少这部分人口，通过教育传授技术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

　　减轻风险：加强医疗和庄稼（欠收）等保险。比如医疗，如果没有足够现金，将会有不少农民无法接受应有的治疗。目前50%城市人都有各类保险，但农村人口基本没有。

　　尽管相关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私有部门市场发展了很多，但有些如教育、食品安全的问题还是得通过政府的财政解决,有时依靠政府将更加有效。这些重要的社会福利部分不能也不应该完全依赖市场调控。毕竟看不见得手有时是会失灵的，必要时刻还是需要国家相应的投入。中国需要平衡那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政府完全有能力，而且也应该将更多的财力和人力环境教育等方面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