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八月下旬，黄华陪伴埃德加·斯诺重访保安，在毛泽东旧居前留影。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8月版）是由我国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黄华撰写的个人传记。
作者从延安时期即开始外交工作，与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友情甚笃。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中，黄华担任顾问和新闻发言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担任我国驻加纳大使、加拿大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文革”时出使埃及，他是中国唯一一位未被调回国参与“文革”的大使，也是直接参与中美建交的领导人之一。
这部长达45万字的回忆录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接待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 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周总理通知调我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我是第一个从干校调回北京的干部。我们班里的同志为我饯行。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于1960年和1964年两度访华。1960年的那一次，我正要去加纳任大使，同斯诺的一些老朋友到机场去接他，但没有时间同他多接触。1964年，我在非洲，更没有机会同他见面。现在好了，我可以好好地陪陪我这位有近四十年交情的老友。当然，这还不是我个人感情的事。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毛主席、周总理这些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他的每一次访华，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60年他来中国，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访问了十四个省，十六个主要城市，寻访他旧时留下的足迹，观察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大河彼岸》。在他这次访华期间，毛主席、周总理分别同他长谈了两次。毛主席同他推心置腹地长谈，还说想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和波多马克河游泳。周总理对他谈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解释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原则，实际上提出了十年后他同尼克松总统谈判中美关系的框架。1964年斯诺到中国的前几天，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天，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周总理在斯诺抵达北京后很快见了他，给他看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十二幅照片。斯诺说他可以立即回日内瓦，在瑞士报纸上发表这些照片。斯诺高兴地开玩笑说，你们真是拿了一手好牌，一个K（指当时阿富汗国王来访），两个Q（指来访的阿富汗王后和布隆迪王后），一个J（指来华访问的怡和洋行董事长凯瑟克），现在又打出一张A（原子弹）。之后，他把这些照片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立即轰动了全世界。
1970年8月，斯诺要作为第一个西方记者来看文革中的中国。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友情，一直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西方传媒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使他迷惑、忧虑，他想亲自到中国来看一看。他写信给在中国的老朋友，甚至写信给毛主席，询问访华的可能性。
当时外交部有个高官，不想让他来。但毛主席认为应当请他来，不仅让他来看看，还有些想法要让他传播出去。于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受命把斯诺从瑞士请到了巴黎，同他谈了访华的事，问题迎刃而解，斯诺夫人洛伊斯也被邀同行。1970年7月31日，斯诺夫妇从瑞士乘飞机到香港。斯诺这时的身体太虚，又有高烧，一直休养到8月14日才坐火车抵广州，再换飞机到北京。《华盛顿邮报》的观察家说，斯诺的这次访华是中国人有兴趣发展与美国关系的信号；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也发电至华盛顿说，这次访华有利于创造中美关系的奇迹。
我和何理良到北京机场迎接斯诺夫妇。去接他们的还有斯诺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大夫等人。斯诺一下飞机，就同我热烈拥抱，我们正好有十年没见面了。
回到中国访问使斯诺兴奋不已。他对看见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和新鲜，连机场路两旁的整齐的杨树也令他赞叹不已。斯诺告诉我，他和现在的夫人洛伊斯结婚也有二十年了。说她原来是纽约市的一位话剧演员，对中国的舞台艺术很感兴趣，早想来中国，但是以前一直没有机会。还说，他们有两个孩子，男的叫克里斯多弗，女的叫西安，现在都在瑞士。斯诺性子很急，也很坦率，一开口就要我们这些老朋友向他介绍最近五年中国的情况，并说说这次邀请他访华的原因。这两个问题，他后来都得到了权威的和有说服力的解答。
两天以后，斯诺夫妇在颐和园同朋友吃晚饭，突然接到周总理的邀请，去观看一场中国乒乓球队与朝鲜队的表演赛，并同他交谈。周总理在落成不久的首都体育馆会见斯诺，自然给在场的各国外交官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总理先同斯诺谈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关心的“防骄破满”问题，未点名地批评了林彪。从表情上来看，斯诺一点都不明白“防骄破满”的含意。总理还建议他先到外地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一段时间。斯诺急着要去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和了解中国情况，哪里舍得花时间去休养，他婉谢了总理的好意，同意先去各地参观访问。会见中，总理对美国情况问得很仔细，斯诺则询问中美关系是否有机会创造新的开始，总理说邀请他访华就是希望对此问题找到一个答案。
当时总理劝斯诺先去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的建议背后确有重要原因。那时林彪野心膨胀，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三番五次提出要修改宪法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实是想自己取代并当国家主席。他的主张几次被毛主席否定，但他仍坚持己见。周总理这时的工作非常繁忙，因8月下旬即要召开十分重要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之一是修改宪法，即是否要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当时有不少人在跟着林彪摇旗呐喊，因此有许多说服工作要做；第二个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方案问题，这事也因“四人帮”蓄意阻挠，要通过并不容易；其他议题是毛主席极关心的备战问题，需要大量投入，如何解决等。由于这些问题都很棘手，毛主席和周总理尚无暇顾及斯诺的采访问题。
根据总理的指示，从8月下旬起，我和何理良及外交部的两位英文翻译徐尔维和姚伟同志，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我们参观了清华和北大，包括斯诺三十年代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时的燕园。在林巧稚大夫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然后参观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二七机车厂等地。接着飞西安，去访问延安和保安。1936年斯诺和马海德骑着牲口到保安去的那条峡谷小路，现在是宽阔的黄土公路了。我们的汽车快到保安时，路旁突然钻出许多欢笑的孩子，向我们欢呼。斯诺像回到故乡一样，充满怀旧的深情。他寻找毛主席当年住过的窑洞、红军大学旧址和他当年住过的招待所，还同我在毛主席旧居前照了张相。斯诺夫人告诉斯诺，她看见许多人穿着旧的、打补丁的衣服。斯诺说，当年这里的老百姓一人只有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上衣在夜里还要当被子盖。还说：1936年这里只住着一百人，现在有三千人；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只有一家小铺子，红军是在小祠堂里开群众大会的，现在这里有十三个手工工厂、一个机修厂、一个发电厂，主要街道两旁全是小商店，还有一家小百货公司、一个有一千个座位的戏院。老百姓的住房、穿着和饮食虽然很简单，同过去那种赤贫的状况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保安的领导人在新建的政府办公楼热烈欢迎我们，欢迎宴会则在露天举行。干部和农民同我们一起吃新鲜的玉米、烤红薯、陕西式的大米捞饭、辣子鸡和红烧猪肉。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对斯诺这位美国老朋友是有真情的。
我们回到北京，很快又乘飞机去沈阳和鞍山参观，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到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汉访问。斯诺对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和从电影上看到的成昆铁路的建成赞赏有加，他没有想到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完成了这些伟大的工程。他的身体并不好，却坚持一步步走完两公里长的长江大桥。在上海，出面接待他的是徐景贤，他叙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动的经过，介绍了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们今天。这时他忽然站起来说，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弄得徐景贤很尴尬。自1936年就打从心眼里敬佩红军的斯诺是生气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斯诺这样生气。
再次回到北京后，10月1日，我陪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毛主席在城楼上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各国驻华使节握手致意后，请周总理来邀斯诺夫妇去主席那里，主席同斯诺作了一些交谈，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大约有四十分钟。事后毛主席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斯诺是个十分认真和勤奋的记者，看重实地调查，爱同各种人接触交谈，喜欢一个人到街上走走，用他那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同人聊天。有一天晚上，他走出北京饭店到后面的小街散步，看见一些人在排队买烤白薯，那是他最喜欢吃的，于是也排在人群中。轮到他买的时候，老头儿向他要粮票，他才明白在中国那时买粮食包括买白薯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他赶忙回饭店向我要了粮票，才吃上了那香甜的烤白薯。
12月7日，周总理给我写了封信，要我向他报告斯诺夫妇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总理提醒我，在我的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更不要提请总理见斯诺。总理要我报告斯诺的访华情况，是理所当然；对我的那些提醒，倒出乎我的意料。实际情况是，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后，尤其是以林彪和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又勾结又争夺最高领导权力的图谋已有明显表露，对此周总理和许多老革命同志看得十分清楚。1970年8月、9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言又提出设国家主席的主张，陈伯达鼓吹天才论，篡权意图被毛主席迅速识破，他指示收回林彪的发言文件，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并对之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
斯诺在中国访问已经四个月了，安排他采访毛主席的事不能再拖了。周总理知道斯诺的报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不能让斯诺被林、江利用，但其深层原因又不好对我明说，因此只好在12月7日夜里写了一封短信提醒我。至于他本人，虽然斯诺几次要求采访，可是他从来是克己奉公，严于律己，那时更不能招致非议，嘱咐我不要提到他。
斯诺对中国最后的报道 1970年12月18日晚，毛主席请斯诺去中南海谈话和吃早饭，由王海容和唐闻生二人参加担任记录和翻译，一直谈到中午。首先他说，外交部有人反对你来，说你是美国特务，此人就是乔老爷（乔冠华）。然后他谈到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的讲假话和武斗，也谈到个人崇拜。他问斯诺，如果没有人崇拜，你会高兴吗？当斯诺谈到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败的时候，毛主席未作出反应。关于中美关系，毛主席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见，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负责初审斯诺关于主席这次谈话的“纪要”，以便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全党和全国各基层单位。
12月25日毛主席77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报道了毛主席12月18日会见斯诺“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的消息，并且刊出10月1日毛主席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的合影照片，再一次用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他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在斯诺这次访华期间，周总理曾几次同他谈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国内形势，在毛主席12月会见斯诺之后，总理还同斯诺长谈了一次国内经济情况，给他提供了1960—1970年我国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数字。
为了在圣诞节时同儿女们团聚，洛伊斯·斯诺决定先离华回国，斯诺则留在中国等待毛主席审定谈话稿。这时，天气寒冷，斯诺还只穿一件毛衣和单裤，又是细致周到的周总理建议给斯诺做一件呢子大衣和买一件丝棉袄，以我的名义送给他。我们知道斯诺手头并不宽裕，原先要全程免费招待斯诺夫妇，但斯诺为了避免国外有人说斯诺受中共贿赂，在离京回瑞士前，硬是把几个月的旅馆房费交给了北京饭店。
1971年2月，斯诺结束这次长达半年的对中国的访问，回到瑞士。他的访华报道，最重要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同他的谈话，先后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生活》杂志的文章和毛主席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已放在尼克松办公室的案头。4月间，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
斯诺对7月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要访问中国等这些消息感到十分兴奋。他在瑞士家中，忙着撰写他这次访华的新书《漫长的革命》，准备在次年尼克松访华前先抵达北京，采访这一震撼世界的大事。但这时斯诺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感到疲倦。后来经过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肝肿大，得了胰腺癌，斯诺住进了医院。在医院他接到一封来自尼克松的信，问候斯诺的健康，对斯诺“长期杰出的生涯”表示敬佩，还说他将访问中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斯诺认为，尼克松的信是一杯苦酒，美国同新中国的关系早就该建立了。他没有回复尼克松的信。
斯诺夫人为丈夫的病写信求援，写给在美国和英国的亲友，也给在中国的马海德写了一封。马海德复信给她，请斯诺考虑到北京接受治疗。她还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信，其中附有毛主席和邓颖超的问候，不久又收到宋庆龄的信。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布置得很有家庭气氛，等候斯诺一家人的到来。我们还包租了法航班机的一等舱，供斯诺一家乘坐。去瑞士迎接斯诺的六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于1972年1月抵达日内瓦，立即由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陪同他们去斯诺家。医疗小组为斯诺作了检查，认为他的胰腺癌在手术后有广泛转移，肝功能衰竭，只好改变计划，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
2月初，我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病危，周总理要我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问候。我赶到斯诺家，他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他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我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1936年，我们三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现在听他这样说，我既感动，又心酸！我在斯诺家看望他两天，同斯诺的儿女谈了很久。我讲述他们的父亲如何同情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如何不畏艰险去偏远的中国西北，探访和了解中国的革命道路，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革命伟业。我问斯诺的女儿，知不知道她为什么叫西安。她回答，“中国有座古城叫西安，爸爸年轻时就是从那里出发去寻找毛泽东，寻找东方的魅力的。”儿子克里斯多弗说，“妹妹的名字多好，那么我的名字就叫延安吧！爸爸也去过延安。”
1972年2月15日，尼克松访华的前六天，中国的春节，斯诺辞世。
斯诺在遗言中写道：“我热爱中国，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生前一样能留在中国。美国抚育我成长，希望死后我也有一部分安置在哈德逊河畔。”
1973年5月，北京大学举行了非常正式的斯诺骨灰安放仪式，洛伊斯·斯诺带着女儿和妹妹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大理石墓碑上的碑文是叶剑英元帅书写的。一年后，斯诺的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纽约市哈德逊河东岸的林间空地。
1974年4月10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大会发言后，各国代表前来祝贺。正面左一为黄华。
邓小平率团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 1974年4月上旬，联合国大会召开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大会，即第六届特别联大。这是由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倡议，得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支持而召开的一次特别联大。这次联大名为讨论原料与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一次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推动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重要会议。对布迈丁的倡议中国代表团迅速给予积极支持。英、美、法、苏等国也委派总理或部长与会。
我们得到国内通知，邓小平副总理将率团前来出席这次会议。几年来，小平同志被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饱受批斗和压制，这次居然能东山再起，代表中国人民走上国际舞台，标志着国内政治形势将出现重大转机，国际上也引起广泛关注。邓小平来到纽约，成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据了解，小平同志出席特别联大是周恩来提议并经毛主席批准的。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企图加以阻挠，主张由张春桥率团前来，但遭到毛主席的批评。
4月7日，小平同志一行乘专机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我和代表团的其他负责同志全体前往机场迎接。肯尼迪机场警卫森严，许多华侨在机场警卫线以外的范围内，打着横幅，举着鲜花前来欢迎。小平同志身穿黑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和我们一一握手，还同前来欢迎的侨领交谈。侨领们向我们反映，邓先生这次出来工作，中国可大有希望了。
小平同志一到代表团，不顾时差和长途跋涉带来的疲劳，立即召集代表团二秘以上外交官开会研究工作。他对大家说：“这次会议将要载入史册；亚非拉国家受人欺负那么多年，今天提出要建立经济平等关系，这可是划时代的事件，我们中国一定要支持，我们要配合他们通过一个好的文件和行动纲领。”
4月10日，他在联大发表演讲，讲话稿是他根据毛主席的思想亲自主持撰写的。在这篇讲话中，他不拘泥于原料和发展的问题，而是针对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形势，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指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牢固的。”
他还提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他强调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假如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压迫和欺侮别的国家，全世界人民应起来打倒它。”这一讲话得到各国代表强烈反应，纷纷向邓小平副总理祝贺。我国周边国家的代表更是热烈欢迎小平同志的这一讲话，因为它有力地消除了当时的“中国威胁论”的毒害。
为期一周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同帝国主义国家作斗争，使西方国家遭受持续数年的能源危机。第三世界的声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大大提高。
在纽约，小平同志还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这一时期，尼克松在越战失败后又陷入水门事件，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美方除1973年削减驻台美军三分之一外，没有迈出新的步子；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有后退表现。基辛格在与小平同志谈到关系正常化时表示，美国正在研究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这表明尼克松政府在水门事件缠身的情况下，不可能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难题。
小平同志的这次纽约之行在国际国内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的平易近人、求真务实和高效的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抵纽约，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除发表正式演讲外，还会见了几十个国家的外长。他召开内部会议，言简意赅，但指示明确。他在生活和饮食上没有特殊要求，住在代表团为他准备的第十层楼一个套间里。他晚间工作一般不超过12点，但每天早晨6点即起床，到屋顶的阳台上来回散步，思考问题。7点早饭后即开始工作，9点去联合国开会之前便批完了电报，看完了有关材料，做到了心中有数。
在纽约开会的一周时间内，小平同志没有外出游山玩水。只是在回国前的一个星期天，正值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在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陪同下，到纽约郊区转了一下。据陪同的同志说，小平同志外出时讲话不多，只是听介绍，看沿途景物。有时讲上一两句颇有分量的话。他说，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出去看看，才能了解外面世界；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不长，对它的发展我们要好好研究。其实，在那时，小平同志已在开始思考如何借鉴外国，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了。
特别联大开得很成功。小平同志离开纽约前，有一次大家围着圆桌吃饭时，我问小平同志打算怎样花公家发给每位临时出国同志的三十元人民币零用费。他说他也不知这些钱能买什么，这时我说，您不是认为牛角油酥面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吗？这些钱可以买许多个，回国可以送送人。他说，好啊。我即电告驻法国大使曾涛代买一百个油酥面包交小平同志在回程经过巴黎时带回去，既新鲜，又易带。听说小平同志到了北京，周总理到机场迎接，小平同志说，总理，我给你带来牛角面包了。总理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谢。之后，许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和留学德国的同志如朱德、聂荣臻、李富春、蔡畅等都吃到了可口的牛角油酥面包。
陪同法国总统访问西藏 在担任外长期间，我忙于接待来访的贵宾和出国访问，只有两次陪同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到外地参观访问。一次是1979年12月，在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先生在北京的访问日程结束后，我和何理良陪他和夫人大平志华子到西安访问。另一次是1980年10月，我陪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圆满结束在北京的正式友好访问的日程后到西藏访问。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80年10月15日应叶剑英委员长的邀请来华访问，受到我国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同德斯坦总统进行了会谈，气氛十分友好。两国关系在两国领导人互访后进一步快速发展。在陪同他访问北京时，我曾问他，在北京的日程完成后，他愿到中国的什么地方去参观。他表示，他爱好登山，希望到西藏去看看。我陪他飞抵拉萨。拉萨市的海拔为3600米，10月份空气中的含氧量比北京低20%，下飞机后不久，我就觉得头重脚轻。从机场到拉萨市需要乘坐两个多小时汽车，主人为防止来宾出现高山反应，在轿车内配有枕头式的氧气袋。我吸氧后觉得舒服多了。到了拉萨市，当地同志告诉我们，只要走路慢、少说话、不喝酒、及时吸氧，头痛会减轻，甚至没有不适之感。在宾馆的客房安排好后，我去找德斯坦先生时，他早已不见人影了。原来他兴致极高地去跑步登山，看那些喜欢在海拔4000米高原上生活的牦牛，同它们拍照留念。
我回到北京后，带着一尊精致的小铜菩萨像去看小平同志，并向他汇报情况。他听说我去了西藏，羡慕之至地说：“我真想去西藏啊！哪怕仅仅到拉萨机场用脚踏一下西藏的土地立即返航也好哇。但是医生们和中央坚决不让我去，说是对我很危险的，我只好从命。”
小平同志说：“我还想去的地方就是香港。我个人生活中就这么两个愿望。”我说：“第二个愿望总没有问题吧。”他说：“谁晓得。”
小平同志是四周前从黄山参观回到北京的。他撩开裤管对我说：“你看，我的腿肿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完全消掉。我坚持自己走上黄山，爬到山顶。他们要我坐滑竿，我坚决不干，下山也是自己走的。”我深深感到小平同志那种刚毅精神还像他年轻时一样，丝毫未减，令人敬佩。 (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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