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婕
作者:李开元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07年4月推出
一切不曾发生,除非它被记录。《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所要做的,是再次呈现秦汉之间纷繁复杂、多元交织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动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秦汉时代距离今天已经两千余年,还在于我们已经拥有了汗牛充栋的解释性文章,很多问题似乎在专业领域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么,关于这段历史,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当抱着如是问题开始李开元先生新作的阅读时,我们还是感到了一股新鲜气息,这绝不仅仅是说一些具体历史问题上的新阐释,而是作者就史学本身的探讨以及历史写作的尝试带来的启示。
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之前,有两点清晰的认识,其一,历史应当是鲜活的,声音可闻,容颜可见,人情相通,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划分;其二,单纯的考证、论文、笔记等文体以及文史哲的门户分化不足以呈现全面的历史。在作者看来,历史学的本源当是历史叙事,因此,他的追求是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诚然,史学家不可能让历史复活,但理论上却能在实践中进行不断重构的尝试。从这点意义上而言,李开元先生的新书与其说是一部专题著作,不如说是其历史观的一次尝试。
本书中,作者切取的历史片段是秦末到汉初,以西汉王朝建立为终点。将刘邦作为主线贯穿始终,不光对刘邦个人做了深刻的生命史和心理学的分析,更是将与其有着直接抑或间接联系的人物牵到了一起。比如,刘邦与秦始皇,看似两个时代的人,其实只相差三岁,在同一个时空中,二人有着怎样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记忆。再比如,刘邦平生唯一一次见到秦始皇的经历,他发出“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的感叹,实际上对人物性格的暗示。作者将那些为人忽视甚至忽略的历史元素汇集在一起,形成时代演进的洪流。而真相往往就蕴藏在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现象中。
该书的特点还不仅仅在于叙事和分析,而在于蕴藏于本书形式背后的结构,这既源于作者对秦汉史稔熟于心,更是因为面对文本中的历史,作者一直清醒地保持着“解读”与“整理”的角色。比如,作者对胡亥、赵高、李斯三人形成的权力三角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每个人的具体角色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发。同时将此权力结构与秦汉之交政治多元与民间群体的纷争战乱相呼应,实际上洞悉出了那个短暂而又瞬息万变时代中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元素,而历史的推进就发生在这些元素交互影响与各自嬗变之中。
作者相对合理的架构使得本书的叙事没有流于松散,然而也正是作者对叙事的过于强调,使得本书整体架构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比如,作者指出,秦帝国强大无敌的奥秘在于帝国以军队建设为中心,以法制为保障,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制度,使得在很短的时期内,中原由列国时代进入了帝国时代。然而秦始皇一人的驾崩却使整个社会旋即丧失了制度性的保障。这其中是存在问题的,但是作者没有在这一点上深入。
作者指出列国时代政权交替的动力来自于外国,帝国时代则主要出自于国内民间社会的武装暴力。作者显然在将秦汉之间的社会动荡往后一种类型上靠。但事实上,正如作者所特意分析的“亡秦必楚”的真意义,秦汉之间的社会纷争与更迭实际上仍呈现列国纷争和民间暴乱的双重特性。就此点而言,我觉得作者更早一些的题目“新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首发于象牙塔网站时的标题)更为契合,尤其是“新战国时代”的发明。这似乎在告诉我们,秦朝的建立在当时似乎缺乏一定的社会基础,而由秦入汉动荡,或许是历史在一定“倒退”的基础上的“前进”。作者始终强调受自于《万历十五年》“大历史观”的影响,而黄仁宇先生实际上在书中始终注重对技术性因素的洞察,他始终关注制度在实际中的操作与变迁,追索制度背后的种种关系,深入具体地把握制度中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种不同角色在其中发挥的实际作用。此外,陈寅恪先生也为解释北朝、隋、唐的历史嬗变提出了较具说服力的“关陇集团”的概念。因此,在为历史叙事建设架构时,本书所面对的题目是否还存在更合理的方式?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本书对地理概念的强调。事实上,历史发展存在着多样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任何事件都必须与特定的时、空位置相对应。作者非常重视零星的空间遗存和考古发现,一面将历史事件还原在特定的空间场景中,一面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点触式的推理分析。于是作者将行走与阅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历史旅行,本书便是这次特殊旅行的游记,在其中,那些远逝的人与事是鲜活的、动态的,我们在阅读的同时,也身临其境地感知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