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手机读报

　　在人类艺术宝库中，宗教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说，在西方，宗教对艺术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建筑上，首先是神庙或教堂；那么在中国，它在这方面的贡献首先当推石刻了，准确地说，是石窟艺术。中国最著名的“十大石窟”，诸如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大多我都设法一个一个去拜谒了，唯独离北京最近、华北最大的云冈石窟，直到去年才如愿以偿，此举堪称我巡拜中国石窟艺术的“压轴戏”。

　　这一心愿的实现，当归因于一本有关著作的激励，这就是本文要谈论的《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以下简称《王朝》）。这是在云冈足下长大的山西作家聂还贵两年心血的结晶。在大同云冈的几天里，我观赏了当地古建筑的杰作、我国第一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善化寺和华严寺以及附近的古建奇观悬空寺等，此时终于领悟到了在这块福地上土生土长的聂还贵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精力来写这部书，并且他何以能够写出这样一部内容丰富又笔酣墨饱的力作，于是书中那大量的精彩描绘和精辟议论更加热烈地在我的脑海中翻腾，使我不禁欣然命笔，与之交流。

　　正如书的题目所写明的，《王朝》的主旨主要不是对云冈石窟这一艺术奇观本身进行专业评论，而是以此为切入点，把这一“石头的史诗”作为历史的见证，见证了我国古代一个周边民族奇迹般地崛起，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得力的一员，而且对华夏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把一个王朝无限的思想、无尽的语言和一个民族永远的灵魂雕进了一壁岩石”，因而她“凝结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大业、精神风貌、意识形态、社情风俗”，作者把这视为“云冈之魂”。确实，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时代，佛教才传入中国不久，佛学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甚至还有过一任君主“灭佛”的举措。在那时，造佛与其说出于信仰的内在要求，毋宁说是一个新兴民族出于自强自信而借佛自塑的强烈愿望。无怪乎，在云冈石窟诞生的全过程中，从来没有过谁严格要求按佛祖释迦牟尼或别的佛圣的模样来造佛，相反，人们倒是听到北魏开国皇帝文成帝的明确谕旨：“凿石造佛，如我帝身。”啊，这位国君是要自己充当“模特儿”来塑造当代高贵者的形象，取得“帝佛合一”的效果，难怪洞窟中的佛像那么栩栩如生、那么具有人间烟火气。它们是一个新王朝诞生的朝霞，是一个有为民族智慧和精神之美的化身，也是这个民族进军中原、成就大业的胜利纪念碑。

　　人贵识见，书贵明达。与某些“知识不少，文化缺席”因而读起来令人憋闷的书籍相反，《王朝》一书最吸引我的是作者文化视野的宏阔和见解的新颖，无论谈古论今、说“东”道“西”，都使我这个“喝洋墨水”出身的人从根本上忘了他是个“地方作家”，而当作是与我经历相同、思维合拍的现代文化人。他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大视野观照下来考察云冈石窟这一具体民族精神活动现象的，同时又从这一具体现象出发看到了不同文明和不同民族间的历史磨擦与互相融合的过程。在他看来，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国界观念自然是很淡的，闯入别人的疆界可以说多半出于他们的天性，而未必怀有“征服”的居心。中国古代在“胡人”泛称下的各周边民族先后对汉民族的奔袭与“侵扰”，反映了以“狼”为图腾崇拜的游牧民族强大的生存能力和进取精神，而正是这些具有野性基因、生性不安的民族四处奔突，屡屡及时地给予日趋衰退的汉民族“击一猛掌”，重新激活她的生机。正如书中所说：“每当农业文明衰微，就有草原文明注入活力”，不断优化汉民族血液的基因，使不同性质的文明共融共荣于华夏文明之中，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始终健康地、日益强大地向前发展。正如作者指出：唐人是汉人和五胡人的混血儿。君不见，唐太宗即是鲜卑人的后裔，因此“中华民族是由多支祖先不断组合和重组的结果”。

　　在对拓跋鲜卑王朝历史功绩作出积极评价的时候，作者将其笔墨的重彩泼在这个新兴政权在统一北方后所实行的极有远见的两大战略决策上，一是它锐意改革的精神，这是导致北魏王朝百年辉煌的保证；一是与其他民族实行和睦亲善政策，特别是文化上的汉化主张，从而使其最后与华夏融为一体，直至消失了自己的身影。而这一根本战略方针的制订者和关键人物是谁呢？冯太后！一位有远见的女政治家。她把12岁登基的孝文帝抚养长大，又教会他治国方略、培养他的汉化思维，使他后来做出南迁洛阳的正确抉择；她以24岁年龄胜利平息了政敌的叛乱阴谋；她实行的“太和改革”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三大改革之一，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改革家”；她先后亲自主持有15万凉州画师、石匠参与的云冈石刻盛事，开创了中国佛雕某种女性化的审美趋向。因此，在聂还贵看来，不仅汉宫的吕雉与清宫的慈禧不能望其项背，就是唐代的正式女皇武则天也无法与其比肩，甚至“叫多少男性君主黯然失色”。哦，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强人！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当代女权主义的始祖恐怕要追溯到北魏呢：君不见，云冈第七窟中的“六美人”正是冯太后主政时的产物。这一首创影响了此后中国许多地方的石窟佛雕，导致了中国最美的佛像——带有女性特征的卢舍那佛的诞生。

　　《王朝》一书认为，比起游牧文明来，农耕文明是以守成为其特征的，只要看一下汉民族筑墙之多、规模之大、墙意识之强，就可获得证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封闭性与国民的内向性文化心理均根源于此。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一经“嫁接”或融合，就产生了强大的创造性基因，这种创造性基因的巨大活力不仅表现在政治战略和改革上，同时还表现在文化艺术的追求和创造上。北魏对文化追求的主要表现，首先是主动靠近并吸纳汉族文化，积极提倡儒、释、道的结合（不久以前在大同附近发掘出的北魏建筑“明堂”即是重要的证据之一）；其次是重视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主要是对佛教的传播，虽然期间有成武帝“灭佛”的黯淡一页，但很快就由他的后继者恢复了。艺术原创上的大手笔不仅有云冈石刻的华光，还有光彩夺目的魏碑体书法以及像《敕勒歌》《木兰辞》这样的《乐府诗集》中的民歌瑰宝；学术经典则有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郦道元的《水经注》等这些不朽文献。这多方面的辉煌业绩，充分反映了鲜卑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的巨大创造精神。

　　近两年来，姜戎的《狼图腾》出版后至今盛销不衰，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作者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以“狼”为图腾崇拜的游牧文明比以“龙”为图腾崇拜的农耕文明更具进取精神。这使中华文明的主体汉族读者受到震动和启悟，并引起反思，同时也使许多少数民族读者受到鼓舞，并增强作为中华一员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聂还贵的《王朝》与《狼图腾》出版于同一年。据笔者所知，两位作者事先未进行过任何交流，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仅此一点就足见《王朝》的价值了。

　　聂还贵是个富有灵气的诗人，他多才多艺、广读博览，有某些学者的素质。他下大力写的这部《王朝》不是学术著作，却胜似学术著作。它贯穿古今、沟通中外，其中一个个鲜明的观点都有具体的史实为依据，更有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众多学科大量名家的有关言论为“旁证”，令人叹服不已。叙述中不时插入一段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文学典故，使你的阅读变得轻松；又随时引出一两行名诗佳句，把文本点缀得绚丽多彩；在你兴味正浓的时候，又来一段哲理性的铭语警句，让你立刻有所顿悟或陷入沉思……总之，此书的叙述风格也是多姿多彩、独具一格的。这也是一种成功的创意吧。

　　叶廷芳

　　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和传播的学术佳作

　　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当前，历史文化学术领域面临着深入研究与广泛传播二位一体的时代课题，就是在全面、准确地把握历史文化内涵的前提下，深入浅出地向社会广大受众传播历史文化。在这方面，管芙蓉的《北朝散论》，是研究和传播区域历史文化的学术佳作。

　　本书所论，从《鲜卑族与山西》《北魏王朝》《东魏北齐与山西晋阳》到《北朝文学》，到《北魏冯太后》，到《北朝研究论文》，既是全景式的宏观概述，又有专题性、个案性的典型剖析，比较全面、准确地再现了鲜卑民族创建的北朝——北魏历史文化“粗犷质朴，大气磅礴”的独特风貌。

　　其中，诸如鲜卑民族的起源及其迁徙历程、鲜卑及其各部族的历史演化和流变、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漫漫长河中鲜卑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历来是我国民族学——鲜卑学领域热切关注和集中讨论的热点、难点问题。本书第一章所列《鲜卑族及其各部族》《鲜卑族的迁徙》《鲜卑族的辉煌》各节，便是依据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上述难点、热点问题所进行的粗线条勾勒；书后《北朝研究论文》、末篇《鲜卑民族与中华文明》以“鲜卑民族是影响中华文明进程最为持久的游牧民族”“是铸造中华文明的主体民族之一”为主线，从理论层面简洁概述了鲜卑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集中凸现了鲜卑民族独特的历史贡献。

　　综上所述，此书所论北朝——北魏历史文化，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具有传播历史文化的学术功能。

　　当今，历史文化研究成果面向社会受众广泛传播，已是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就此，我比较欣赏《光明日报》所刊发的题为《历史的第三种读法》的见解。该文提出了“历史的三种读法”：第一种即传统的“专业读法”，其产品属于“高雅”的“阳春白雪”，虽属“学术精品”，却难以融入社会广大受众；第二种即流行的“大众读法”，其产品属于“通俗”的“下里巴人”，虽然满足了社会受众“猎奇”“取乐”“逗笑”的感官享受，却不免滑入曲解历史的低俗恶搞，以致酿造出“戏说某某”“水煮某某”之类的笑料；由此必然催生出第三种读法，即书斋学者面向社会、融入社会，以雅俗共赏的语言文字解读历史、表述历史、传播历史知识，使认知历史、感受历史、借鉴历史成为社会大众精神生活的有机营养要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北朝散论》诸篇，在比较全面、准确地再现北朝——北魏历史文化风貌的同时，其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和明快流畅的文字描述，也比较适应向广大受众传播历史文化的社会需求。

　　李元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