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图书馆走“麦当劳”路线是方向
“图书馆应该麦当劳化、小型化、市民化,使图书馆真正走到市民心中,这是一个方向。
单从数字看,广州的基层图书馆并不少,然而它们尤其是街镇、村的图书馆大部分名存实亡。“常年没经费,没专人负责,没新书,基本没有开展正常的借阅服务。”方家忠说,目前仅一些大型馆的分馆才有保障。
阅海轩图书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溪林指出,现有社区图书馆附属于各个街道或乡镇文化站,大多无独立开馆服务的条件。以越秀、海珠、天河三个区为例,无专业技术人员专职管理,场地多不如麻将室大,作息制度沿袭机关办公做法,图书少、旧、差。
这些还不是基层图书馆最大的问题,“各自为政”才是要害。广州目前的社区图书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省、市、区图书馆自成一家,不能形成上下贯通、统一调配的体系。公共财政用于图书馆建设的经费难以合理地撒布到各个区域,如市图书馆的每年购书经费大约1000万元,海珠区约为50万元,而白云区图书馆只有10余万元。社区图书馆未被列入市一级预算,经费全靠财力较弱的街道和乡镇解决,发展缓慢、不平衡甚至可有可无的情况不足为奇。
同时,社区图书馆作用的缺位或不健全也造成省、市级的综合性大馆的资源浪费。
分析:可持续发展有多重危机
另一个制约社区图书馆的问题是资源。
目前社区图书馆建设依赖于图书馆和共建方的“你情我愿”,图书馆不能根据布局的需要来建基层图书馆,主动权在合建方,馆舍、工作人员、经费都要受制于人,其中最为致命的是“馆舍”。
“省、市一级的图书馆一般有专项经费,一些区级图书馆除了图书什么都没有。”海珠区图书馆副馆长郭应佳坦言,他们建分馆只有书,没有专项经费,人员、经费、馆舍都靠对方。“一旦对方不愿意,我们只有撤。”
“公共图书馆建设,主要靠政府。”方家忠说。各级政府重视程度不同,实际差别很大。目前区级图书馆中馆舍建筑最大达1.2万多平方米,最小仅2300平方米;经费投入多达118万元,少则仅15万元;馆藏量最多有60万册,少的仅13万册;正式职工人数多的超过20人,最少的才5人。在基层,一些图书室空无一人,门上成天挂把锁。
收入差距是另一层痛。有的以公务员工资为标准,有的是独立标准,待遇好的图书馆甚至比差的多一倍。方家忠说,“我们的收入还不如一些区级图书馆,和省馆、高校图书馆也有较大差距。”
“我是副馆长,实际到手的月收入全部加起来是3200多元,我一个同学在省馆无职务,另一个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任部门主任,职称相同,工资依次相差1000元。”这种差距拉开了各图书馆的人才、资源和服务水平。加上公共图书馆本身分布不均,实际上造成了公共服务的不均等。
“公众要求‘同城待遇’。作为大城市的特有现象,城市居民的素质和权利意识相对较强,同为一城公民,与教育、医疗、退休金、收入分配等诸多不均衡因素纠织在一起,使得图书馆服务不均衡、对市民公共文化权益保障不均衡的矛盾尤显突出。因此,在大城市,实现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往往更为迫切。”方家忠说。
资源上的差距,归根结底是体制上的制约。方家忠认为,造成公共图书馆发展困境的正是现有的图书馆管理体制。与全国各地一样,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事业管理从属于文化局行政管理系统,事业经费由本级财政拨付,各馆总体上各自为政。这种体制导致投入与发展的不平衡。
出路:通过立法来打破体制障碍?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外公共图书馆通行总分馆体制,由中央图书馆负责管理下属各级图书馆;中国的各级公共图书馆分别由与之对应的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设立管理。如广州图书馆由市文化局管理,各级图书馆之间除业务指导外没有任何关系。其建设好坏,取决于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视程度。
打破体制的坚冰在现阶段还不现实,但要改善这种状况也不是毫无办法的。通过立法来保障图书馆建设是一条出路。中大图书馆馆长程焕文说,“深圳、北京等地图书馆事业近年发展较快,因有立法提供制度保障。”
2006年9月开始,广州市开展图书馆立法准备工作,今年4月,《广州图书馆条例》被列入市人大立法预备项目。其中规定,广州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公共图书馆的经费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投入。
“方案草案已基本完成。应该不会等很久了。”程焕文说。
“如果这些点盘活起来,广州就有180多家公共图书馆,以1000万人口计算,差不多可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这个布局也比较合理。”方家忠说。目前广州图书馆通过建立分馆来构建图书馆基层服务网络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分馆数量的增加,分馆的可持续发展后继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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