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一种“靖国史观”

　　值得注意的一种“靖国史观”

　　作者:刘岳兵

　　小岛毅强调“英灵”、“招魂”这些讨论靖国神社的关键词来源于中国，其目的何在呢？

　　2006年11月，由中日两国政府促成，成立了“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今年4月，东京筑摩书房出版了该委员会日本方面的委员之一、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小岛毅副教授的新著《靖国史观：幕末维新的深渊》。他在该书的前言和结语中反复强调，这是一篇“檄文”，它“声讨”的直接对象，是2005年筑摩书房出版的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高桥哲哉教授的著作《靖国问题》。

《靖国问题》批评靖国神社是“动员国民趋向战争的思想性、宗教性的设施”，在日本据说发行了数十万册，被誉为“有良心的哲学家的著作”，很受欢迎。小岛毅声称，高桥哲哉的这部著作具有决定性的缺陷：缺乏历史。

　　小岛毅的所谓“强调历史”的“靖国史观”，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

　　首先，他要从思想根源上重新认识靖国神社，认为靖国神社的思想根据与其说是神道，不如说是儒教。他认为，靖国神社是从自江户时代后半期持续到明治时代的儒教、汉学的思想文化潮流（即所谓“水户学”）中产生出来的宗教性设施。“水户学”兴盛于江户时代的水户藩（今茨城县），融合儒学、日本的国学、神道而具有很强的皇国意识，到幕府后期对尊王攘夷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靖国史观》的第一章“国体”，就是论述水户学的特色及其影响的。“国体”观念的确可以说是水户学最基本的观念，其意义简而言之，是指“在日本自神话时代以来持续不变的政治秩序”，即所谓“祭政一体”、“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明治时代，就有历史学家指出，水户学一方面在日本史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另一方面，对日本史学的发展也造成了很大危害：它太看重日本自身的优越性，即所谓“国体”意识，而不能贯通古今东西去发现国家盛衰的原理。从水户学的“国体”观念出发，来阐述“靖国神社”这一“大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的支柱”（高桥哲哉语）与儒学的渊源关系，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令小岛觉得遗憾的是，水户学意义上的“国体”、“天祖”这些概念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找不到相应的出典。于是，他另辟蹊径，经过一番考证，以“英灵”不是日本固有的语言，而是来源于中国为由，否定“靖国的祭祀是日本的旧传统”。他的推理是，如果靖国祭祀是日本旧传统的话，为什么给那些神起一个来源于外国语的名称呢？如果是彰显日本古来的“大和魂”的话，从“和歌”中为它们找一个适当的词语不是更好吗？

　　他愿意这样去推论，我们也不必在意，但问题是，他还评论说：“祭祀‘英灵’而被此语汇发源地的中国所批判，实在是具有讽刺性的事情。”他还说，“招魂”（靖国神社的前身叫“招魂社”）这一词汇所表现的行为，或许日本古来就有，但是“招魂”这一词汇，却来源于中国古典。强调“英灵”、“招魂”这些讨论靖国神社的“关键词”来源于中国，其目的何在呢？“讽刺”意义何在呢？按照他的逻辑，是不是说如果中国要批判的话，首先要作自我批判呢？

　　大概他自己也觉得仅凭这种牵强附会的“论证”难以服众，于是就从中国儒学经典中来演绎他所需要的“微言大义”。他从《礼记·祭法》篇中找出了这样的语句：“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由此他得出了所需要的结论：“颂扬殉于国事者的功绩、建造其表彰设施是朱子学的教义。”这样来理解朱子学的教义，或许有其道理。

　　问题是，这种“教义”如何能够与靖国问题联系起来呢？他紧接着开始推测，说在1868年，江户城中举行招魂祭祝贺战争胜利，对此前为明治维新的成功作出贡献的功臣进行表彰、抚慰，这一行动的策划者，具有丰富的儒学教养，在他们的头脑中很有可能就存在着这种经典的记忆。——且不说以这种推测代替论证的作法有多大的说服力，他所引用的经典的意思与他所要强调的靖国神社的本质，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

　　小岛毅主张靖国神社所祭祀的“英灵”，“是为了天皇而不是为了日本国”而牺牲的；那种将其说成是“为日本国而战亡”的说法，“完全是胡扯”！在这篇檄文的结语中，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根本不在乎什么甲级战犯的问题，只要神社自身真正认为他们是《礼记》中所说的“以死勤事”（就是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意思。按照他的逻辑，不应该是以死勤事，而应该是“以死勤王”）的话，就“作为英灵来堂堂地祭祀好了”。至于“应该分祀”或“既然合祀，与政府有关的就不要参拜”的议论，某种意义上都是多管闲事。二战战死者在量上虽然占靖国“英灵”的绝大多数，但是在本质上绝非重要。重要的是“靖国神社是为表彰、抚慰勤王的志士们而创建的。这才是靖国的本质”。

　　在靖国本质问题上，小岛毅为什么要如此执意地将“尽忠”和“报国”分离开，主张被靖国所祭祀的“英灵”，只是“为了天皇”，而不是“为了日本国”呢？众所周知，由于某些功利的打算，“天皇”的战争责任逃脱了法庭的审判。然而，即便那些“英灵”不是“为了日本国”而是为了未被追究战争责任的天皇而战死的，“作为战争主体的国家”（高桥哲哉语）就可以因此逃脱掉道义上的审判么？

　　小岛在靖国本质问题上将“尽忠”和“报国”分离开，其目的就在于以为了天皇的名义，把日本幕末的戊辰战争（1868年）或西南战争（1877年）这些日本的国内战争，与后来的甲午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日之间的战争等这些对外侵略战争，作等量齐观，从而“在靖国的意义上”将甲午战争理解为“在内战的延长线上”，以在天皇的名义下这个前提来“担保内战与对外战争的连续性”，并推而广之，认为这种逻辑无论是在日俄战争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战争）都是通用的。“九一八事变”或“卢沟桥事变”也是如此。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靖国问题不是国际问题，而明显是国内问题！

　　最后，他将自己的所谓强调的历史的“靖国史观”归结为：“长州藩向京都御所开炮的事情，谢罪了吗？”“萨摩藩在江户市中放火的事情，谢罪了吗？”这样两个问题。前者是指1864年的“禁门之变”的事情，后者是指1868年戊辰战争的事情，两者都是幕末维新时代日本国内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战争。那么，按照其“国内问题”的逻辑，是否可以说：日本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杀人放火与长州藩向京都御所开炮、萨摩藩在江户市中放火，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呢？如果说长州藩、萨摩藩已经不可能或没有必要谢罪了，那么，日本是不是也已经不可能或没有必要再谢罪了呢？

　　视靖国问题为国内问题，而无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中国及亚洲人民的伤痛，我想这不仅是中国人，就是任何国家的有良知的国民，都是不会允许的。这种历史见解无论以多么标新立异的面目出现，在本质是上都不过是“皇国史观”的翻版。关于这一点，作者在这篇檄文“后记”落款的日期上，用引号遮掩起来的“皇纪二千六百六十七年”的表记方式，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在《靖国史观》这篇檄文的“前言”中，小岛毅强调本书的内容是“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成果，而与日本方面“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的见解相区别。这种区别或许还是有必要的。但愿这些“委员会”们今后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起到通过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而增进相互理解的作用。（作者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