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玩着，成长着

　　来源：决策

　　策划人语

　　城市中国，城市是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还是文明的乐园？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当大部分城市纷纷选择前者时，长沙坚定的转向后者。

　　在长沙，得益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快乐正成为从市民生活中长出来的城市气质，就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当长沙享受着文化产业带来的快乐之时，也在更高的层面上考量着文化产业———在守护住自己城市特色的同时去张扬自己的个性、去拓展自己的一切可能。

　　这是长沙的生存方式，我们概括为“乐活”。作为一个舶来词，“乐活”具有快乐生活、健康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等多重含义，其中每一重都在长沙闪耀。

　　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城市生存方式，长沙才值得我们去触摸，去阅读。而阅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城市第三波投射的影子。

　　长沙：玩着，成长着

　　■本刊记者 徐浩程

　　如果说2006年以前，文化产业只是部分改变着长沙的话，那么在2006年以后，从文化产业中萌芽的创意将可能改变整个长沙的发展方向。

　　2007年7月初，长沙市政府郑重宣布其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92.7亿元，同比增长15.7%，无疑，中部第三座“两千亿城市”正在生成。

　　对于绝大多数城市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期盼与欣喜的到来。但在长沙，这份成长的喜悦却被另一场更大的狂欢所淹没。2007年7月，“快乐男声”终极PK在长沙上演，且不论随之沸腾的长沙城，仅决赛当天同步发行的一张音乐专辑《13》就在长沙几乎被抢断。

　　这就是长沙，一座迅速成长的城市，不过更是一座快乐的城市。

　　快乐之都

　　“长沙是一座快乐之都。”在途径武汉前往长沙采访时，一位湖北省委的官员如此告诉《决策》。

　　在长沙，快乐是从市民生活中长出来的城市气质，就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即使在物质不太充裕的上世纪70年代，仍没人能阻止长沙市的姑娘们在吃过晚饭后，一起排排坐在街道边，玩着“我们都是木头人，不准讲话，不准笑，不准动”的社会反讽娱乐。

　　“长沙是个什么节日都能过的城市，是个什么人都可以问候一下的地方。长沙人就是爱热闹，喜欢找乐。”长沙市文化局文化市场处处长海秋媛告诉《决策》，“你要是在长沙街边遇到扎堆的人，多半不是出了车祸而是有玩杂耍的；如果人流忽然向某个方向涌去，也不是因为那儿有人打架，而是来了一群艺人。”

　　但真正让长沙成为“快乐之都”的还是其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长沙，文化产业不是高不可攀的艺术，而是快乐的生活。自从2001年9月长沙率先推出《长沙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以来，长沙已经形成了媒体传播、文化娱乐、卡通动漫、文化旅游等七大文化支柱产业。其中最能体现这座城市快乐的本质、并给这座城市带来快乐的莫过于媒体传播中的“电视湘军”。

　　湖南师范大学区域社会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翔告诉《决策》：“长沙许多传媒节目在做出来之后都会到街上随机邀请几位市民去先看。先看看他们的反映，如果他们看笑了，那么这个节目多半就成功了，如果他们都没有笑，那这个节目就还得改。”

　　这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湖南广播电视集团下属的湖南卫视。从“快乐大本营”到“越策越开心”、“变形记”，从“超级女声”到“快乐男声”，短短数年间，湖南卫视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快乐。而在2005年“超级女声”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湖南卫视更是直接提出了“快乐中国”的定位语。

　　“我们能迅速崛起的首要原因，就是我们敏锐地抓住了一个重大的先机，及时地为国人提供了一种名叫‘快乐’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做到‘先天下之乐而乐’。”湖南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魏文彬告诉《决策》。

　　在魏文彬看来，饥寒交迫、风雨飘摇的时代，我们更多地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而殷实富足、快乐和谐的时代，我们便应当“先天下之乐而乐”，及时为人们提供能够带来快乐的东西，用优秀的文化产品，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

　　被改变的城市

　　长沙人会玩，但不影响它追求更高梦想。当长沙享受着文化产业带来的快乐之时，也在更高的层面上考量着文化产业。

　　过去，在人们的印象中，与长沙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悠久的历史就是红色的革命，绝无经济。即便有，也是农业。“从传统意义上讲，长沙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但长沙并不是‘农业强市’。”从这句出自长沙市统计局相关资料中的话可以看出，过去长沙的城市定位与突围方向均在农业上。

　　不过，这一定位与方向在2000年前后拐了个弯。2000年前后，张云川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兼长沙市委书记。2001年，长沙市正式提出“以文立市”、“文化带动”的城市发展观念，并与“兴工强市”等一同并列为长沙发展的三大战略。自此，文化产业开始与工业一道改变着这座城市。

　　“文化产业的发展通常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借助于经济发展来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比如深圳；第二种模式是借助于发展文化产业来带动经济的发展，比如长沙；第三种模式是文化产业与经济并行发展，比如苏州。对于长沙这样的城市来说，第二种模式更为适合。”朱翔说。

　　“在长沙文化产业是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2005年文化产业就已经占到了长沙GDP的9.7%，2006年大概超过了10%。而且文化产业还对整个长沙市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长沙市政府副市长谢建辉告诉《决策》。

　　2005年，“超女”的成功让长沙进账7亿多元，同时也给长沙做了一个活广告，提升了长沙的知名度与竞争力。而随着《恰同学少年》的热播，位于长沙市芙蓉区的湖南第一师范青年毛泽东纪念馆更是迅速升温。去年五一黄金周期间，这里的门票收入仅8000元，而今年同期门票收入则超过了11万元，总计约有1万余名游客前往参观。

　　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产业与工业的双轮驱动让长沙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城市化道路。

　　“中国日益迅猛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史无前例地改变着各个城市的面貌。而在这个进程中，几乎所有城市的选择都是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而忽略了其它因素，以至于出现了城市个性丧失、千城一面的结果。”朱翔告诉《决策》，“而长沙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关注到了工业还注意到了文化产业，让工业与文化产业形成城市化的双引擎。这就使得长沙这座城市最终得以守护住自己城市特色，并能在此基础上去张扬自己的个性、去拓展自己的一切可能。”

　　对此，谢建辉的阐释是，“长沙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使长沙这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充满活力、创新、对外的影响力与诱惑力以及整个城市的竞争力。”

　　“当我们用文化创意来确定城市的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远景，并实施最富有创造性的决策，不仅城市会变得更加亮丽、成熟、强健，而且更加人性化、智慧化、和谐化。”谢建辉告诉《决策》。

　　正是这种“非典型”的发展路径，让长沙最终成长为“快乐之都”，在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与杭州、成都等一样独具魅力城市，并带来快速成长的机遇。

　　数年前，美国莫莱克斯集团主席弗瑞德（Fred）到长沙商谈投资项目，看重的正是长沙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当时，弗瑞德到长沙街头走了一圈，与行人交谈、与扫马路的清洁工人交谈，甚至还在一个剧院旁找了一个老太太跳了一支舞。”一位湖南省政府的官员告诉《决策》，“后来他还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以后就把家安在湘江边上了’。”

　　一个基于创意的未来

　　如果说2006年以前，文化产业只是部分改变着长沙的话，那么在2006年以后，从文化产业中萌芽的创意将可能改变整个长沙的发展方向。

　　2006年初，长沙市第二份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长沙市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创意长沙”开始成为继“文化长沙”、“山水洲城”之后长沙城市发展的新方向。

　　“从‘文化长沙’向‘创意长沙’的迈进是历史的必然，因为长沙文化产业的重要元素之一就是不断生长的创意。而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长沙文化产业中的创意正在升级为创意经济。”朱翔告诉《决策》，这其中“动漫湘军”是鲜明的代表。

　　“不管把卡通动漫产业划分为哪一行业，它都属于一种创意经济。可以说，动画产业就是典型的创意经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相关专家告诉《决策》，正如长沙卡通动漫产业创造出来了的蓝猫、虹猫、蓝兔一样，在这个产业中，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创意成了核心词汇。

　　尽管目前长沙创意经济发展的重点仍在文娱休闲、卡通动漫等文化产业上，但是萌芽于文化的创意经济已经开始延伸到了其他行业。据相关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除影视文化、休闲娱乐外，电信软件类的创意企业已占到了长沙创意企业总数的19.41％。

　　同时，“创意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经济的新形式，不仅孕育着现代城市的思维模式，而且需要用现代城市发展的理念来运作和管理。这就必将给长沙市政府的工作理念与运作方式带来很大的转变。”谢建辉告诉《决策》。

　　更为重要的是，创意经济直指的是超越工业城市的城市更高形态———创意城市。所以，“创意经济在长沙的发展不仅能改变长沙现有的城市经济与生活方式，而且还将改变长沙城市的发展状态，将长沙从工业型城市的发展阶段推向创意型城市。”谢建辉告诉《决策》。

　　尽管在同济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诸大建看来，创意型城市是城市经济发展到后工业时代的产物，在长沙，目前发展创意型城市的条件尚不全部具备。但在《新周刊》评选的“中国创意城市榜”中，长沙仅位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四大城市之后，并在点评中说到“长沙的创意城市特色有着独特的地位”。■

　　长沙文化巨轮的产业轨迹

　　■本刊记者 徐浩程

　　毋庸置疑，长沙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与厚重文化的古城，但文化的厚度并不必然导致文化产业的高度，从最初的“长沙歌厅现象”到现今的“长沙文化现象”，长沙文化走过的是一条漫长的产业轨迹。

　　2007年5月13日，经过多方论证，总投资约100亿元的长沙市文化艺术产业园建设方案最终敲定，并拟于年内开工。这是长沙继长沙广播电视中心、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等文化产业园之后，规划建设的第八个文化产业园区。

　　从2002年的第一个文化产业园———长沙报业文化产业园到如今的文化艺术产业园，长沙市文化产业园区从无到有仅用了5年。在这迅速增多的园区背后是长沙市飞速发展的文化产业。

　　自2001年长沙市第一份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以来，长沙市文化产业给外界带来的除了惊讶还是惊讶，并被冠之“异军突起”。到2006年，长沙市文化产业总产值更是突破360亿元，增加值高达170余亿元，占全市GDP9.8%。

　　毋庸置疑，长沙是座拥有悠久历史与厚重文化的古城，即便经历了“文夕大火”的灭顶之灾，今日的长沙仍能展示岳麓书院等文化经典。但文化的厚度并不必然导致文化产业的高度，从最初的“长沙歌厅现象”到现今的“长沙文化现象”，长沙文化走过的是一条漫长的产业轨迹。

　　草根时代

　　在今天，没人能否认长沙文化产业在中国文化产业版图上的位置。姑且不论其占据全国70％市场份额的动漫产业，即便是湖南电视台，也已开始叫板中央电视台在业界的位置。

　　一个细节是，以往湖南卫视的广告招商会一般均会选择在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会举行后的第二天，在北京举行，这被视为是借中央电视台的余热。但在2005年，湖南卫视却先于中央电视台在北京举办了其2006年度的广告招商会。显然，湖南卫视已经意欲与中央电视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这就是今日长沙文化产业的鲜明写照。但如果回过头来去梳理长沙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其起源与根都在长沙的歌厅里。“在长沙文化产业中最早发展起来的是歌厅。”长沙市文化局文化市场处处长海秋媛告诉《决策》。

　　长沙歌厅最早出现在1988年，在此之前，爱热闹的长沙人去的是说书的茶座，后来转成音乐茶座，这是歌厅的雏形。1988年，长沙出现了两家真正意义上的歌厅———航空、蝴蝶。两家歌厅甫一出现，立刻火爆起来，晚上9点钟的演出，7点半就没票了。“当时几十万的投资，两个月就能收回来。”湖南琴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德华告诉《决策》。

　　如此火爆的行情自然引来大批商家投入其中，一时间长沙歌厅泛滥，到1993年，长沙居然出现了150家歌厅，市场极为繁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长沙市政府开始对这个行业进行规范与管理。“当时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全市所有歌厅以及其演艺人员，包括灯光、音像等进行考核，每年一次。”海秋媛说。这不仅保证了长沙歌厅的质量，为其发展培育了大量的人才，而且促进了随后“大鱼吃小鱼”的市场浓缩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家外地娱乐公司的出现彻底改变了长沙歌厅行业。1999年秋，红太阳娱乐有限公司抢滩长沙，创建红太阳演艺中心。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当时长沙歌厅行业的市场格局，而且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演出形式———集歌舞、小品、相声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文艺演出。这种演出形式在长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让琴岛、大中华等长沙本土歌厅纷纷效尤，最终成为了长沙歌厅行业的“行业标准”。

　　而随着各大歌厅的发展，长沙市也逐渐加大了对这个行业管理和规范的力度，从宏观调控、经营方向及节目内容等方面进行监督与引导。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沙市文化局对歌厅节目的审核。“每次歌厅换了节目后，我们都会要求他们把节目单报给我们审核，主要是为了避免低俗节目的出现。”海秋媛说。

　　不过，这并不意味对歌厅发展的禁锢。在规范与管理中，长沙市政府表现出更多的还是宽容与支持。“前段时间，南京市文化局来考察时问我们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我的回答就是政府是抓政策的，在政策的框架下要有灵活性，不能一棒子打死，打死了文化产业就发展不起来了。”长沙市政府副市长谢建辉告诉《决策》。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对歌厅的管理中，长沙市文化部门采取了灵活的变通办法，即在按娱乐场所管理的同时，又核发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对其营业性演出活动进行规范管理。

　　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下，长沙歌厅走到了第一个高潮。2000年，以歌厅为主的长沙市文娱演艺业固定资产投资达24亿元，资本运作资金投入21.8亿元，实现总产值19.8亿元。

　　而同期，其他文化产业均处在萌芽状态。1999年国产动画进入发展的低谷期，湖南三辰卡通集团虽已开始制作“蓝猫”，但受大势的影响并无多大的收益。其他如电视传媒等均还在原有的体制内运作。

　　“2000年之前，我们主要发展的还是文化事业，而不是文化产业。”谢建辉说。歌厅能获得如此大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草根的奇迹。

　　最关键的那几年

　　2000年以前，长沙文化产业是歌厅一枝独秀，而从2000年起，开始转向多头并进，这个转折对长沙的文化产业而言至关重要。

　　虽然歌厅崛起于草根，但它的繁荣却让长沙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具有了某种先天优势。“2000年，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定在长沙召开。可以说这次会议就是冲着长沙歌厅来的，文化部相关领导先后数次对各大歌厅进行明查暗访，就是要看看长沙的歌厅是不是真的如此繁荣。”余德华说，“最终大家一致认可了长沙歌厅取得的成绩，对歌厅的发展非常满意，认为可以大力推广。”

　　但此后不久，长沙歌厅却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1999年国务院出台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对娱乐场所的管理职责进行重新划分，部分削弱了文化部门作为主管部门的权利，致使对娱乐场所的管理有所失控。而就在此后不久的2000年，洛阳一歌舞厅突发大火，数百人葬身火海。惨痛的教训让国务院决定大力整顿歌厅娱乐场所，并于2000年6月下发了国办发[2000]48号文件，停止审批所有新开的歌厅、酒吧等娱乐场所。长沙歌厅一时噤若寒蝉，这也让长沙市政府开始冷静的思考其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

　　但这仅仅是对发展路径的思考，并未阻止长沙市发展文化产业的决心。

　　在2000年9月召开的长沙市第十次党代会上，长沙市委市政府首次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思考，并将文化产业确定为长沙的支柱性产业。“当时文化产业在长沙的确算得上支柱产业。2000年，长沙市文化产业总产值已达150亿元左右，占GDP的5.94%，远远高于全市GDP的增长速度。”谢建辉说。

　　不过在她看来，将文化产业提到如此高的地位还是源于长沙对发展的迫切需求。“与中部其他省会城市一样，当时长沙经济与沿海地区相比差距日益扩大，发展的需求很急迫。”谢建辉分析道，“当时我们将长沙与沿海地区的城市进行了一个比较，显然长沙的优势在文化产业而不在工业，而且当时文化产业在全国都是刚起步，如果我们抓得早的话，就会占有先发优势。”

　　此外，影响这一决策的另一重大事件就是长沙市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当时，长沙市提出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城市建设口号，力图打破长沙原本狭小的城市空间，构建一个大城市的格局。仅在1999年与2000年的两年间，长沙市就先后在城建上投入了60亿元，进行了30多条道路的改造，这个数字是长沙以往10年的总和。

　　在这场“造城”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工业退出、城市功能改变”。“工业退出如何退？退出后拿什么来填补这块空白？拿什么来拉动城市特别是城区的发展？城市功能转型主要就是一个再服务化的问题，那么再服务化又应如何进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专家向《决策》分析，“对当时的长沙而言，靠‘楼宇经济’拉动显然不太现实。因为到2006年底，长沙楼市仍然不温不火，市中心住宅售价也就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已有一定基础的文化产业显然是明智之举。”

　　但是，面对国务院的“禁令”，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显然不能简单地沿袭过去。在内在需求与外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长沙市政府再次表现出把握政策的智慧与发展的勇气。

　　对于迫在眉睫的禁令，长沙市文化局通过研究相关法律法规，顺利渡过了这一关。“当时文化经营许可证不让审批，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没有禁止，而长沙歌厅、酒吧里也有餐饮和表演。所以当时我们就把思路变了一下，请示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看能不能按营业性演出证来审批。后来他们居然都同意了，我们也就按照《演出管理条例》给这些场所审批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而非娱乐场所的文化经营许可证。”海秋媛告诉《决策》。

　　同时，长沙面向全国30多所大专院校、研究所“悬赏”96万元，公开征集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希望广纳智慧，为长沙文化产业的发展寻找到新的路径。

　　2001年，长沙文化产业终于走到了它的转折点。9月，长沙在全国率先召开全市发展文化产业工作会议，出台了《长沙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媒体传播、文化旅游、出版发行、文博会展、文教体育、文化娱乐”作为长沙着重发展的六大文化支柱产业，长沙文化产业开始走出歌厅一枝独大的局面。

　　同时，长沙还出台了《中共长沙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长沙市“十五”期间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各文化主管部门也制订了相应的发展规划，为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走向繁荣

　　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下，长沙市文化产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2002年长沙市文化产业总产值达到248．8亿元，从业人员超过17万人。

　　一个生动的注脚是“立”起长沙动漫产业的蓝猫。2002年，三辰公司的蓝猫在经过数年的经营后迎来了其发展的井喷期。三辰公司的一位员工说：“2002年，我们开通了蓝猫声讯电话，电话一天都没断过，小朋友都想跟蓝猫说话。他们把自己的奖状、零食寄给蓝猫，收到的信件一麻袋一麻袋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长沙文化产业就能如此一帆风顺的走下去。在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确定之后，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业的文化定位。

　　“就如同发展工业有一个是发展重工业还是发展轻工业，是发展石化工业还是发展加工制造业的选择一样，发展文化产业也有一个定位与选择的问题。”谢建辉告诉《决策》，“长沙文化产业的这个选择经过了一场大讨论，或者说大争论。”

　　这场大争论起始于2002年，一直持续到2003年末。现在已经无从考证究竟何时、是谁、是如何引起这场争论的，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与矛头几乎都集中在歌厅上，最尖锐的问题就是长沙到底还要不要发展歌厅文化。

　　“当时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歌厅文化是应该走高雅路线还是雅俗并进？大众文化和低俗文化如何区别？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歌厅文化是否符合整个长沙城市的定位？发展大众文化会不会影响城市的品位和城市的整体形象？大众文化的发展会不会影响主流文化？”谢建辉说，“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在这些问题上各方的分歧还是比较大。”其中，作为长沙歌厅文化的代表，琴岛歌厅在这期间数次面临被有关部门“关门”的命运，几乎成了整场争论的祭品。

　　显然，这场争论虽多是围绕歌厅展开的，但其背后所指的是整个长沙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与定位。

　　“最终大家统一了认识，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主流文化也需要大众文化。大众的文化不同于低俗的文化，不会影响一个城市的品味和形象。一个有品味的城市必须是多元文化兼容的城市，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谢建辉说。而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中的快乐元素被逐渐发现并放大，“多情长沙、快乐之都”开始成为长沙旅游的标语。

　　与此同时，长沙市政府也在思考用发展产业集群的方式来做大文化产业。在2002年4月国家停止土地划拨政策之前，长沙市一次拨给长沙广电集团、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印刷科技园、出版交易中心、演艺中心等五家重点扶持单位5000余亩土地，用于建设文化产业园区。

　　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长沙文化产业正式踏上了通往繁荣的道路。■

　　琴岛：草根文化的成长史

　　■本刊记者 吴明华

　　曾经创造“琴岛模式”的琴岛歌厅，一度引领着长沙歌厅文化的发展潮流，从它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长沙草根文化娱乐产业的发展脉络，及其背后的兴衰之谜。

　　2007年4月，中国“首届娱乐博览会暨歌厅文化节”在长沙举行，而此前不久，长沙最为著名的琴岛歌厅停业。这两个标志性事件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以歌厅为代表的文化娱乐产业为何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城市能如此兴盛？如今它又将走向何方？

　　曾经创造“琴岛模式”的琴岛歌厅，一度引领着长沙歌厅文化发展潮流，从它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长沙草根文化娱乐产业的发展脉络，及其背后的兴衰之谜。

　　脱颖而出

　　1993年底，在长沙市一间毫不起眼的宾馆的二楼，琴岛歌厅正式开业。当余德华携琴岛进入长沙歌厅行业时，长沙歌厅已经发展多年。

　　长沙歌厅的前身是音乐茶座，上世纪80年代，爱热闹的长沙人喜欢去茶座听说书，后来一度流行舞厅和夜总会。随着改革开放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休闲的时间多了，商务交往也多了，但舞厅和夜总会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去的地方。

　　1988年，长沙出现了第一家的歌厅，这在全国也是比较早的。与舞厅等相比，歌厅是很透明的放松娱乐的地方，男女老少都可以去。这种新颖而时尚的娱乐消费形式很快受到长沙人的欢迎。

　　歌舞厅的快速发展也引来过人们的争论：搞营业性歌舞厅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种大众文化是否等同于低俗文化。但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随着对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认可，争论很快平息，长沙的歌厅和文化娱乐业迅速发展。

　　当琴岛歌厅开业时，长沙歌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空前的150余家。火爆的行情让大批商家投入其中，一时间长沙歌厅泛滥成灾，市场极为繁荣，但竞争也变得极为惨烈。

　　由于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部分歌厅为了迎合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荤”段子、黄段子等恶俗一度风行，加上演艺人员众多而良莠不齐，由此引发了社会普遍不满，也引起了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但对于文化娱乐业而言，很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特别是在其发展的初期。如何充分运用政策的灵活性管理文化娱乐市场，使之“管而不死、活而不乱”，这成为长沙市文化主管部门一门独到的管理艺术。在歌厅文化的管理上，文化部门提出“倡导高雅的，支持健康的，允许无害的，反对低俗的”。对如何“俗”也提出了要求，即“俗得要文明，俗得要健康，俗得要艺术”。对一些小品相声等语言类节目中容易出现低俗现象，长沙市文化局不定期检查和暗访，发现问题后不是简单封杀，而是督导其修改提高。

　　为了规范演艺市场和演出人员，长沙市文化局从1993年开始每年都对演艺人员进行考核，并且分等级发放从业证书，对他们提高自身素质和演艺水平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在文化娱乐产业起步阶段，有些地方只要有一点点出格就抓人或关门，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政策的灵活性和管理上的‘度’很重要，不能一棒子打死，因为那样可能把整个文化产业都打死了。”长沙市文化局文化市场处处长海秋媛告诉《决策》。

　　由于政府的规范与引导，长沙歌厅的竞争渐趋有序。但在这群庞大的歌厅企业中，琴岛无论是规模还是背景都不显眼。谁也没有想到在其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琴岛能脱颖而出。

　　当时，长沙的歌厅多处于发展的初期，规模小，以点歌为主，由于场地小、投资小，还没有大制作的节目。作为琴岛的总经理，余德华却花高薪请来了专业人才，放手让他们施展才华，在节目调度安排上一切由艺术总监说了算。为了留住后来号称中南五省王牌主持的欧阳胖胖，除了每月发给高薪外，余德华还把歌厅分出一成股份给了欧阳胖胖，并送他一辆高级轿车。琴岛歌厅除了善用人才外，搞节目也舍得花本钱，他们组织了一个班子，一年四季在全国到处跑，碰上了好节目舍得高价邀请。

　　根据市场需要不断变化的高质量的节目和演出人员使琴岛得到了观众的热捧，在竞争中逐渐壮大。当时，总面积500多平方米，能容纳200多人的琴岛歌厅，几乎场场爆满。琴岛独具特色的节目和经营方式很快在行业内树立了品牌。

　　“群雄逐鹿”

　　1997年，琴岛迎来了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由于原来的场地太小，舞台和设备都很简陋，1997年，琴岛搬迁至比原来大了一倍的新场地，可以容纳600多人。此时，长沙的歌厅已经发展到了“大鱼吃小鱼”的市场浓缩时期，很多规模小的歌厅被市场淘汰，最终只剩下十几家大品牌的歌厅。就这样，琴岛进入到了长沙歌厅“群雄逐鹿”的阶段。

　　面对如此大的场地和比原来高得多的票价，余德华有些担忧会不会有这么多的观众。事实很快打消了他的疑虑，歌厅又经常爆满。

　　“最火的时候，买票的队伍经常排成百米长龙，很多人为了买到票，专门请人排队占位子。600多个座位的歌厅硬是挤进了1000多人，一年的营业收入比原来翻了一番，达到3000多万。”余德华至今仍感慨那段光辉岁月。

　　更重要的是，搬迁后的琴岛在演出质量上也跃上一个新台阶，对表演节目的排练、包装越来越讲究。同时，为了学习先进的舞台艺术、演出模式和管理经验，琴岛不仅先后数次到香港、澳门、东南亚参观，而且还跑到了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欧洲五国取经。金牌主持、诙谐明星、实力歌手轮番登场，雅俗共赏、荟萃中外的精品演绎，奇特的策划、华丽的包装、轰动的演出效果，使得“琴岛”始终引领着长沙歌厅文化的新潮流，成为长沙歌厅的一面旗帜，并在业界形成了“琴岛模式”。

　　1997年，湖南经视新创办了一个名为《幸运3721》的综艺节目，把当时在琴岛最红的奇志和大兵请上了节目，在湖南创下了高达40％的收视率奇迹，并催生了叫响全国的电视湘军奇兵《快乐大本营》。自此，长沙歌厅的名星和名节目，纷纷走上电视、走向全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歌厅是湖南电视的活水，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湖南电视。

　　为了促进歌厅等文化娱乐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1997年，长沙市提出“管理及服务”的理念，成立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由市委副书记担任主任，成员由文化、工商、税务、消防、公安等相关部门组成，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一条龙服务，定期联合检查，解决娱乐场所出现的问题。并且规定任何形式的检查都要经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检查过程也有委员会派人监督，诸如“停业整顿”之类的处理意见必须报请市长办公会批准。

　　此外，长沙市文化局还经常组织业主培训班，对歌厅经理、艺术总监等人员进行培训。针对歌厅节目更新快，对好节目需求量大，文化局充分发挥在这方面网络广、信息快的优势，主动为歌厅介绍适合的节目，引进需要的演员，以加快上演节目的更新。为了方便歌厅引进省外、境外的艺术表演团，文化局尽量提高审核效率，为歌厅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剧场时代

　　“琴岛模式”的成功，引来了全国许多城市的学习和模仿，许多长沙人也向周边省市发展，把歌厅开到了武汉、南京等大城市，但长沙市内歌厅却面临困境。

　　据长沙市文化局的调查，从2002年开始，长沙歌厅的平均上座率和收入逐年下滑，2005年跌入谷底，这一年歌厅的数量只剩下6家。一方面外部竞争加剧，歌厅遭遇娱乐多元化的强烈冲击。在娱乐消费选择多样化的今天，酒吧、洗浴按摩城等行业将大批顾客从歌厅里吸引出去。另一方面，随着观众品位不断提升，业内竞争升级。现在的竞争不再像过去看谁的规模大，比谁抢到了最热门的笑星，而是更深层次的竞争，包括歌厅规模、硬件设施、节目创新，尤其是经营理念等的全面升级换代。

　　2007年初，由于拆迁和效益下滑严重等因素，琴岛各厅正式停业，歌厅时代也宣告结束。

　　与传统歌厅模式没落相对应的是，以田汉大剧院为代表的大剧院式歌厅逐渐显示出巨大优势。2002年，原来的“红太阳”歌厅因一场意外的大火搬迁至田汉大剧院。田汉大剧院以迎合更多的外来观众为主，追求“高大全”，注重场面豪华，规模庞大，服务全面，节目中西结合，以大型歌舞为主。规模化和国际化是剧院模式的主要特点。尽管票价最高达到300元，但自开业以来，田汉大剧院每天演出不断，1400个座位的剧场日平均保持着90％以上的上座率，年营业额达5000万元。

　　自琴岛停业，余德华便马不停蹄的到国外世界著名演艺场所考察，并且重新选址在一处更大的场地。每搬一次家对于琴岛来说都是一场革命。为了打造更高级的舞台艺术和壮观视觉效果，琴岛光舞台、音响等硬件设施投入就达3000万元。在节目制作上，余德华还准备请专门的编导和音乐制作，节目更加国际化和高雅化。

　　“哪怕是俗的东西也可以通过高科技的舞台艺术让人感到不俗，哪怕是传统的逗笑也会用另外一种手法和模式表现出来。”余德华的目标是新琴岛要做成中国闻名的演艺航母，引领长沙歌厅进入新一轮变革。

　　对于长沙歌厅长盛不衰的秘诀，海秋媛分析认为，一方面是长沙有这么一批敢为人先的文化人和一群热情的观众，另一方面就是政府的管理和扶植。为了扶持琴岛等歌厅发展，长沙市不仅取消了包括演出管理费在内的一切不合理收费，还给予一定的补贴。更为重要的是歌厅也成为长沙市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之一，政府将从产业的高度来推动歌厅的进一步发展。■

　　魏文彬与电视湘军

　　■本刊记者 吴明华

　　在区位、经济条件、政策环境均不具优势的中部地区，电视湘军是如何创造出文化产业的奇迹？

　　7月末的长沙，夏日炎炎，“快乐男声”总决赛的现场格外火热。

　　湖南广电集团打造的“快乐男声”不仅又一次引领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风潮，还带来上亿元的收入。从“快乐大本营”到“超级女声”，电视湘军给中国传媒界带来了文化产业的全新理念。电视湘军的崛起对于外界来说，就像谜一样。

　　2006年，湖南广电集团总资产达86亿元，总收入20亿元，相比13年前分别增长了22倍和40倍。而且在仅有500万元的条件下，建起了面积2900亩、总投资达40亿元的金鹰影视文化城。在区位、经济条件、政策环境均不具优势的中部地区，电视湘军是如何创造出文化产业的奇迹？

　　在外界纷纷解读湖南广电高速成长之谜时，电视湘军的幕后领军人物，湖南广电局长、湖南广电集团董事长魏文彬逐渐走上前台。正是这个被湖南人称为“霸蛮”的改革者，十多年来，强力推动湖南广电的产业化改革，一手打造了电视湘军。

　　梦想的起点

　　1993年是改革最激情澎湃的年代，43岁的魏文彬从湖南电视台台长升任湖南广电厅厅长，成为当时湖南最年轻的厅长。

　　怀着指点江山的激情与梦想的魏文彬，面对的却是湖南广电破旧的办公楼，和500万的“余钱剩米”。全厅近3000人，年收入却只有5000多万元。电台和电视台办公条件极差，大部分都是50年代的建筑，拥挤、破烂不堪。有线电视台连办公地点都没有，寄住在省气象局的过道里。有些单位为了给职工发奖金，还办起了餐馆和养殖场。

　　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魏文彬找来了国内外同行业的一大堆资料，关起门来苦苦研究了三个月。1992年，美国纽约时报年收入达到19亿美元，它的旗下有17张子报和杂志，还有一个庞大的电视网络公司；德国贝塔斯曼跨媒体集团总资产310亿美元，营业收入83亿美元；迪斯尼公司靠着米老鼠和唐老鸭，年收入100多亿美元，资产达到300多亿美元。这些数字给魏文彬带来了巨大的刺激与震撼，也让他看到了文化产品具有极其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

　　“文化产品是人类的基本需求，部分文化产品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商品的属性，不能产业化。但大部分娱乐、休闲等文化产品是提供社会消费的，有商品的属性，应该进行产业型开发。发达国家的媒体是按照产业规律来发展，而我们完全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集中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文化领域还没有顾及到。”冲破计划经济思想牢笼的魏文彬，眼前豁然开朗，他很快制定出“12341”的完整改革发展思路。一就是以宣传为中心；二是两个转变，体制上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经营上向产业型转变；三是三件大事，上卫星、建中心、建网络；四是四大任务，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最后就是一个保证，即人才是保证。

　　在魏文彬的这个严密系统中，最核心的就是产业化，建广电中心、上卫星是产业化的基础和平台，而体制上和经营机制上的改革则是实现产业化的重要条件，最终目标就是打造广电大产业。这个思路一直贯穿着湖南广电改革发展的整个过程，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变。这也是湖南广电产业高速发展的核心动力所在。

　　直到10年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才正式提出文化产业化。魏文彬成了最早吃螃蟹的改革者。超前的思想往往带来人们的不理解，甚至是巨大的责难。在固有的观念中，广电传媒属于最敏感的意识形态范畴，是党的宣传事业，根本不是产品更谈不上产业。

　　在一片质疑与批评声中，魏文彬并没有退缩。在他看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综合实力的增强，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将会对文化消费具有极其广泛和全面的需求，这就是广电产业发展的巨大市场。一方面是对文化产业化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念，另一方面是湖南文人特有的不畏个人官位、敢为天下先的顽强性格，共同支撑着魏文彬度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打造东方“好莱坞”

　　在魏文彬的大产业计划中，打造现代传媒的产业发展平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湖南广电厅原来计划在附近的黄土岭兴建占地90多亩的广电中心，但这显然承载不了魏文彬的梦想。在他的梦想中，是以美国好莱坞为参照，建成长沙的比华利山庄。就像全世界都因好莱坞而了解洛杉矶一样，二三十年后，因湖南广电而对长沙情有独钟。

　　几乎在所有人看来，魏文彬的理想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魏文彬没有争论也没有犹豫，而是迅速行动。在长沙市东北角的郊区选址后，第一次就征地近700亩，紧接着又在附近征了1000余亩的商业用地。1700余亩地总价近1个亿，而开发这个诺大的产业区，需要投入几十个亿。此时，湖南广电的账上仅有区区500万元。

　　魏文彬的这一大胆举动遭到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但幸运的是，魏文彬说动了湖南省委主要领导，取得了省委的支持。接下来，魏文彬面对的难题就是，钱从哪里来，而这个巨大的阴影从头至尾一直笼罩在金鹰城上方。

　　“从建广电中心的第一天开始，我就进入了一种玩命的境界。”魏文彬告诉《决策》。为了得到银行的贷款，魏文彬找到时任建行总行行长王岐山。被魏文彬振兴中国广电事业的梦想所感动的王岐山，派出了一个专门的评估小组，经过评估，魏文彬顺利地得到了1亿元的巨额贷款。

　　银行贷款和省里陆续划拨的几千万元启动资金，在广电中心的大工地上很快便用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文人出身的魏文彬也玩起了他并不熟悉的资本运作。建广电中心用了700亩地，剩下的1000亩通过滚动开发，不但可以引进资金，还可以实现土地增值，从中赚取差价。1995年，湖南广电先后引进了世界之窗和海底世界两个大项目，意向引资5亿元。虽然资金压力暂时得到缓解，但广电中心的建设，仍然随时都有资金链断裂之虞，而且已筹集到的资金对于庞大的金鹰城来说还远远不够。

　　1997年，身负近10亿元债务的湖南广电，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此时魏文彬想到了上市融资，而上市也符合产业化发展的大方向。但在当时，上市本身就很困难，传媒股上市更是没有先例。正当魏文彬一筹莫展时，转机出现了。国家发改委原则上同意进行传媒概念产业上市的试点，湖南广电上市又辗转得到了朱镕基总理的批示。湖南广电组建了“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把能剥离的几个小公司装进来，同时，把所属媒体的广告经营权收上来，成立一个广告总公司，然后把广告经营这一优质资源装进产业中心。通过包装，1998年底电广传媒作为中华传媒第一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湖南广电先后在股市募集资金26亿元，基本解决了一直困扰金鹰城建设的资金问题。如今，一个占地2900亩，集广播电视中心、影视拍摄基地、影视会展中心、影视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影视旅游娱乐景区为一体的多功能产业园区已基本建成。

　　“从资本运作到广电传媒上市，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正是在巨大的压力和玩命的精神下，魏文彬用几百万元，撬动了近40亿的资本魔方，实现了湖南广电的超常规发展，在中国广电产业发展史上创下奇迹，但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难度与风险也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放权”改革

　　金鹰城的建设只是打造了一个良好的硬件平台，湖南广电要实现大产业梦想，关键还在于软件。在湖南电视台干过10年的魏文彬深知，传统媒体落后的体制和机制不可能造就现代化的传媒产业。

　　早在1991年，刚当上湖南电视台台长的魏文彬就开始着手进行机制改革。但以权力为纽带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打破原有的体制和利益格局，必然会遭遇重重阻力，导致改革进展缓慢。“我们几个老台有点尾大不掉、萎靡不振，讲得难听一点，可以说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怎么改都改不动。”魏文彬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当时在厅里这样折腾那样折腾，想干一件大事；旧的体制，我想打翻它；几十年的死结，我想解开它。怎么解？没有路。”苦苦思索的魏文彬突然从邓小平的改革经验中得到启发：在广电厅内也建立一个机制特区。“我突然有一种冲动，要再办一个电视台。在这个电视台里，我要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按照能力的高低来配置所有的资源，不论资历的深浅、职务的高低，就看谁的本事强，谁的贡献大。”魏文彬告诉《决策》。

　　1995年，湖南经济电视台成立。对于这个改革实验区，魏文彬在办公场所、设备、资金等物质上什么都不给，而在权力上能给就给。首先面向全社会招聘台长，经过激烈的角逐，后来被称为湖南广电“绝代双骄”之一的欧阳常林成为新成立的经济电视台台长。在经济电视台内部，人才使用不惟资历、不惟职称，任人惟贤；员工合同每年一签，并推行3％～5％的滚动；分配上向节目质量倾斜，向生产一线倾斜，向收视率倾斜，特殊人才实行特殊政策；节目制作实行严格成本控制，人财限量、不足自筹、效益当先等。

　　经济电视台全新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才，并充分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办出了《幸运3721》等一批全新的电视节目，并且一炮打响。经济电视台第一年的创收达3200万元，第3年创收就突破了1个亿。

　　有了经济电视台成功改革的示范，魏文彬顺利地对湖南广电的所有媒体都进行了机制改革。各频道“道长”一律是公开竞聘，除导向、定位和上交利润三项权力以外，所有权力一律下放，激活了一大批人才。在魏文彬看来，在各种资源中，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盘活资源，首先要盘活人才资源。这个资源盘活了，一活都活；这个资源盘不活，其他的盘活了也是假的。

　　被魏文彬“放权”改革激活的这些人胆子大、思路新、约束少，以市场为目标，在独立的制片人制下，创造出大量新颖的节目。1998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红遍全国。这一年，湖南广电的电视节目制作能力比改革前增加了27.4倍，经营创收也增长了3倍，达到2.5亿元。短短3年内，湖南广电就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电视湘军”也从此而得名。

　　改革再出发

　　第一轮放权式改革解放了湖南广电的生产力，使其迅速崛起。1999年，湖南广电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总收入首次突破4亿元。但高峰过后，危机随之而来。

　　此时，湖南广电拥有7个电视频道，由于长期放权，实行频道总监负责制，生产经营和管理权相对独立，造成各自为政、机构重叠。在市场达到饱和之后，各个频道展开了激烈的内斗，广告竞相打折、节目雷同等恶性竞争严重。魏文彬形容为：“内耗猛于虎”。2000年后，湖南广电的经营收入直线下跌，到2002年达到谷底，仅有2.98亿元。

　　分的尽头便是合。2002年，魏文彬开始在湖南广电进行第二轮改革，这次改革的主旨就是整合。把3个同质同构的频道合并，一下子整合掉了200多人。同时成立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和节目营销中心，把广告经营权和电视剧购买权上收。整合的效果立竿见影。2003年，湖南广电总收入翻了一番，达到6.4亿元，湖南广电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

　　在魏文彬看来，第一轮改革风险大，而第二轮改革难度大。但无论分与合，更多的都是靠行政的手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依靠魏文彬个人的强力意志。两次改革都只是解决了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上的问题，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

　　由于湖南广电产权不明晰，造成政企不分。目前，湖南广播电视局与湖南广电集团仍然是合署办公，作为广电局长的魏文彬实际上是通过广电集团来管理整个电视湘军，而管理手段也更多的是一种行政行为方式。这种半市场、半行政的体制显然和现代化的传媒产业大相径庭。有时候，魏文彬也很困惑：我是当局长还是作为企业家管理这个集团？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集团独立运行？

　　在与国外大型传媒集团交流中，魏文彬发现，无论是发展前景，还是创造能力方面，现在的电视湘军与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惟一让魏文彬心虚的就是体制。“雷石东的传媒集团规模这么大、效益这么好、管理这么强，原因就在于他的系统比我们先进。”在魏文彬看来，中国广播电视业的竞争已经开始升级了，从节目、栏目和频道的竞争，上升到了系统间的竞争，而系统的核心就是清晰的产权。

　　在魏文彬的梦想中，5至10年内，把电视湘军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有话语权的大型现代传媒集团。对于魏文彬和电视湘军来说，实现这个梦想的关键，就是能否在第三次改革中，打破现行的行政、官办、事业夹杂不清的系统，建立一套市场的、自由的、与国际接轨的科学系统。■

　　中部文化双城记

　　■本刊记者 徐浩程

　　在中国文化产业的版图上，有两座中部城市不容忽视，一座是长沙，一座是郑州。作为古城与古都，长沙与郑州正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着现代的文化产业传奇。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追问他们共同的成功经验。

　　【写在前面】

　　去年末，《决策》在河南采访文化产业发展时，原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庚香恰巧从长沙调研回来。在谈话中，他建议《决策》到长沙去看看，说长沙文化产业的步伐迈得更快。而如今当《决策》踏上长沙这片土地时，因为李庚香的那一句话不禁想起了郑州。在中部，长沙与郑州的文化产业均走在前面，在发展中，两地之间的交流不少，相互学习与借鉴之处也不少。但最终两地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那么，是什么导致两地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呢？不同的发展路径是否有其相同之处呢？

　　在中国文化产业的版图上，有两座中部城市不容忽视，一是长沙，一是郑州。

　　有着3000余年历史的古城长沙，拥山水洲城之胜，得湖湘文化之魂，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而顶着“中国第一座国都”光环的郑州，更是继承了中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过当历史逐渐褪去之时，这两座文盛之都却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现代的文化产业传奇。

　　殊 途

　　2006年，郑州市文化产业借禅宗大典等活动带来的影响与关注一路高歌，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82.6亿元。同时，长沙全年共实现文化产业产值360余亿元，增加值170余亿元，占湖南省文化总量的“半壁江山”，其动漫产业更是占据了全国70％的市场份额。而此时，北京的文化产业产值也不过400亿元。

　　如果从官方提出“文化产业”的时间来看，长沙先郑州一步。早在2000年，长沙就正式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并将之作为城市经济的支柱来发展。而郑州一直到2003年初，才在河南“郑汴洛文艺精品工程”的带动下进行相关方面的工作，并等到2005年前后才逐渐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当郑州认识到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时，长沙文化产业已成蔚为壮观之势。从当时两地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出，郑州曾先后多次到长沙调研文化产业。但从其后的发展来看，郑州显然走的是与长沙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个巧合的细节是：2007年4月19日，“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郑州下辖的新郑举行。而就在黄帝祭拜大典第二天，“首届中国演出娱乐博览会暨歌厅文化节”在长沙开幕。

　　作为郑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项目之一，黄帝祭拜大典不仅已成为郑州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标志与品牌，而且带动了郑州乃至整个河南“根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作为“快乐之都”最好的诠释者与缔造者，长沙歌厅文化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电视湘军”等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孕育了长沙文化产业巨大的消费群体。二者在当地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地位显而易见。

　　一边是长沙、一边是郑州，一边是黄帝祭拜大典、一边是歌厅文化节，显然，几乎同时举行的这两场活动生动的阐释了这两座城市在文化产业发展上的不同路径。

　　在总结长沙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因素时，长沙人爱消费的个性总会添列其中。长沙人爱消费、敢消费，这已经成为了共识与事实，还有人调侃的将长沙人的这一个性与上海、成都人进行比较说，如果有100元钱，上海人只会花50元，成都人会花90元，而长沙人会花150元。

　　正因为有这一爱消费的消费群体，才使得长沙的文化产业在发展中特别注重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力求抓住城市消费群体的心理与城市消费发展的阶段，给消费者带来快乐的体验和感觉，并向着“玩经济”的方向发展。在“玩经济”形态下，长沙文化产业向消费者所提供的，不再是具体的商品与服务，而是一种玩乐的过程，消费者消费的也不再是实实在在的商品，而是一种玩乐的感觉以及由此产生的愉悦体验。

　　在这方面，“超级女声”提供了深入骨髓的诠释。在这场全民参与的集体狂欢中，湖南卫视引领着数千万的消费群体，把节目中的一切情绪———欢乐、刺激、煽情，甚至矫情———放大到了极致，并最终收敛于市场利益回报这一终极环节。湖南卫视、“超女”产品提供商、通讯服务商、广告商、赞助商，以及那些一夜成名的“超女”们通通成为这场游戏的大赢家。而消费者享受的仅仅是这个过程以及其中的一切情绪。

　　郑州，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消费群体，但郑州有五千余年的文化积淀与资源。而正是因为这一资源禀赋，让郑州的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更多的强调利用其文化的资源，强调其文化的渗透性，试图用一切现代的元素去演绎古老的题材，并向着“符号经济”的方向发展。在“符号经济”的形态下，郑州正在将其文化资源变成一个个的文化符号，并通过“文化＋媒体”、“文化＋旅游”、“文化＋社会资本”的“1＋3模式”用现代元素对传统文化进行嫁接，进行更系列、更高层次、更有深度的开发。

　　除了黄帝祭拜大典，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有河南版“超女”之称的民间豫剧电视擂台赛—“梨园香”。与“超女”不同，“梨园香”并不试图通过比赛来放大和释放其中的情绪，而是更为强调豫剧的文化传承，并试图借此复兴豫剧，带动整个豫剧产业的发展。

　　同 归

　　显然，从长沙与郑州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路径中可以看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无固定模式可循，但这并不妨碍对他们共性的探讨。

　　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这句话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理解，那就是文化产业也是一个发展较为滞后的产业。对于一个发展较为滞后的产业来说，其企业就必须面对市场培育的成本与风险。虽然每个企业都想寻找到自己的“蓝海”，但是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愿意付也付得起市场培育的成本。在这个时候，政府的“有形之手”就至关重要了。

　　如果仔细梳理长沙、郑州两地文化产业发展的细节，会发现政府一直担当着“第一推动力”的角色。

　　当人们还在提“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时候，长沙就提出了“发展文化经济”、“把文化作为产业来发展”的思路。根据这个思路，长沙不仅出资96万元悬赏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从体制、资金、环境等方面对文化产业予以扶持。

　　在2002年4月国家停止土地划拨政策之前，长沙市政府更是一次就给长沙广电集团、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印刷科技园、出版交易中心、演艺中心等五家重点扶持企业解决了5000多亩用地。所有的手续都由相关部门代为办理，所需资金也先由市政府垫付。

　　并且，在相关手续办好后，对需要各企业缴纳的4000万土地出让金也采取了免交2000万、缓交2000万的特殊政策。这等于让这五家企业在没有任何资金压力的情况下，拥有了5000多亩土地的使用权。

　　此外，长沙市政府还对广电集团、报业集团与卡通企业等文化企业施行文化事业建设基金全额返还的政策，以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并且，还以对其毕业生包分配的政策促使长沙市九所大学开设动画系。这些都使得文化产业或在资金或在人力资源上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后劲。

　　在郑州，政府正在用工业化理念来运作文化产业，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进入广电、报业、动漫卡通、文化娱乐、文博会展和文化旅游等优势产业以及数字传媒、出版印刷、艺术创作、广告设计等新兴特色产业。

　　未来几年，郑州文化建设投资规模将突破140亿元，重点规划建设项目将达到20余个，以借此将郑州打造成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和国家区域性文化中心。

　　而运作河南市场90%以上的涉外文化项目和70%的国内文化项目的中原国际文化公司目前仍隶属于郑州市文化局，并由文化局局长兼任中原国际文化公司董事长。

　　当然，随着文化产业的成熟与其走向市场的趋势，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将逐步从政府转向市场。但从长沙与郑州两地的经验来看，在文化产业发展之初，政府“第一推动力”的角色显然不可避免。

　　除了政府的推动之外，长沙与郑州两地文化产业发展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创意。文化产业不是文艺的复兴，而是在创意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文化再造。

　　2006年5月18日，作为第二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演出的“大戏”，郑州市歌舞剧院的“风中少林”成为时次会上最精彩的节目之一。在交易会期间，郑州市歌舞剧院与深圳市演出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代理合作协议。而据郑州市文化局局长介绍，仅在国内演出的35场中，“风中少林”的票房收入就有600多万元，盈余200多万元。

　　显然，作为郑州文化产业发展的代表“风中少林”是非常成功的。而“风中少林”的成功，不仅让人们领略到了中原文化的巨大魅力，也让人看到了“现代形式演绎古老题材”给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启示。郑州市文化局局长这样评价“风中少林”的运作方式：“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不仅具有精神层面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应该是娱乐大众的文化商品，‘风中少林’体现的高雅艺术和商业化的运作并不矛盾。相反，正是依赖商业化的运作，才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了中原文化的魅力。”

　　而长沙动漫品牌“蓝猫”的出现本身就是创意的结果。1999年12月，三辰卡通原创制作的以一只“蓝猫”做主角的动画片《蓝猫淘气3000问》首先在北京电视台播出。自此，“蓝猫”在以后的6年间创造了中国动漫市场的奇迹：打破了洋卡通一统天下的局面。

　　随着《蓝猫淘气3000问》卡通片持续播放，“蓝猫”已形成了长长的产业链，从图书到音像、从玩具到鞋服，跨越了十几个行业，并创造了业界公认的“蓝猫模式”。■

　　中国城市第三波———对话同济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诸大建

　　■本刊记者 徐浩程

　　随着长沙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到长沙去参观调研的各地代表团越来越多。在去年一个月内，仅长沙市文化局办公室就接待了近百批调研团，平均几乎每天要接待两批。那么，为什么在现阶段各个城市会如此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决策》：随着长沙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到长沙去参观调研的各地代表团也越来越多。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去年一个月内，仅长沙市文化局办公室就接待了近百批调研团，平均几乎每天要接待两批。而且许多调研团队的规格还很高，都是由书记或市长带队。为什么现在这个阶段各个城市如此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诸大建：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长沙正式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在其城市建设提速，提出城市功能转型时期，而现在多数到长沙去参观调研的城市也处在城市发展的这个时期。所以这么多城市到长沙去学习应该与我国城市发展的阶段有关。

　　我国城市发展按照数量以及内容可分为三波。第一波是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普遍不认可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当时，在城市的数量上表现为反城市化，在内容上表现为从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第二波是从1978年到2000年以后。这中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重点发展乡镇企业，以乡镇企业拉动城市发展，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上著名的“苏南模式”。不过，这种模式发展到后来逐渐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主要是乡镇企业对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逐渐减弱，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比较困难。所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国城市发展的方向就转向了大都市或城市群发展战略，比如河南的郑汴洛一体化等。这样一来，我国城市发展基本就是以大城市带动小城市。

　　现在，我们正处在我国城市发展的第三波，这个阶段大约将持续到2020年。在这个阶段，我国城市发展在总体及细节上都面临着一次转型。在总体方面，这种转型可以概括三个趋势：从经济增长到人类发展，从物质资本到综合资本，从政府管理到网络治理。

　　《决策》：能否请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城市发展的第三波？这一波与第二波有何不同？

　　诸大建：在城市发展的第二波，城市发展完全是一种数量扩张。所谓数量扩张就是圈地型的，蔓延型的发展。从产业上来说，就是粗放型的工业化，工业园区一圈就圈一大块地，圈了之后却多数是空着。从居住上来说，城市整体居住条件不高。从城市文化上来说，表现为破坏传统，建造一些“假冒伪劣”的仿古建筑。

　　而城市发展的第三波就是要把城市从经济主导转向生活主导，从创造就业转向构筑适宜的生活空间，从经济增长的引擎转向文明的乐园。多年来，我们城市关注的重点不是人居而是经济，只要你能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可以牺牲。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现在在城市中最主要的工作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成了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其实，在招商引资中，企业不仅会关注你能给他多少优惠政策，也会关心你这个城市整体发展的品质。比如跨国公司到你这个地方来发展，不仅仅会关注你能给他提供多少税收优惠，还会关注他在这儿是否能招到高素质的员工，过来之后孩子学习、生活休息等是否能舒适。

　　也就是说，在城市发展的第三波中，一个城市要有“三性”—城市的可居住性、可投资性和可旅游性。目前，我国城市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交通半径越来越大，但就业问题也越来越麻烦、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而长沙在这几年却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有效的提高了这个城市的可居住性、可投资性与可旅游性。

　　《决策》：那么，这其中政府应该如何作为？毕竟相对于城市转型这个概念，仅仅重视和发展文化产业似乎还是不够的。

　　诸大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从三方面来做，即提高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城市的社会竞争力和城市的环境竞争力，而且这三方面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要增强这三方面的竞争力，并将这三方面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就必须变革现有城市发展建设的模式。现在，城市建设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要提高城市竞争力就必须让你的居民参与到城市发展与建设中来，形成互动，也就是说要形成一个能让各方参与讨论的氛围与机制。因为，如果能有机会参与讨论，大家就会更关注城市应该朝哪一个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