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风水掀起风潮 专家称以科学来衡量风水不妥

    北京是城市风水典型案例 主题源于“生”与“死”

    城市风水：以北京为例

　　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仅居住了几个月，这位外国人很快就明白，这是清政府为笼络汉人所采取的政策之一。

但他也承认，“明皇陵的宏伟深深震撼了落后的满人，以至于这些萨满教的信仰者们一入主中原，就开始依照汉墓的样式为自己建造陵寝。” 与注重生死的汉人不同，草原民族对于死亡和埋葬更多地采用回归自然的方式。这是他们很少留下众多遗迹的原因之一。来自森林草原的渔猎民族抛弃了萨满教，如同征服了中原的许多前辈一样，从鲜卑人到契丹人，从女真到满洲，游牧民族被中原文明所吸引同化，风水的观念自然也润物细无声。《元史》记载，蒙古贵族霸突鲁曾极力向忽必烈推荐北京作为首都的优势：

　　“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见。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很多时候，满族人甚至比他们学习的对象做得更好。17世纪初明清交替时期曾发生过三起大规模毁坏皇陵的事件：为了遏制后金的侵略，明王朝挖掘了他们认为是后金祖先的金朝皇陵；崇祯末年张献忠的部队毁坏了位于安徽凤阳的明朝皇陵；以及明王朝为报复而挖掘李自成祖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断绝对手的“龙脉”，破坏对手的“风水”。不过满清入关后却完整地保存了宏伟肃穆的明十三陵，以及大明王朝建立的壮丽的紫禁城。在中国礼制和风水文化的指导下建立的、规格和境界最高的皇家宫殿和陵寝，终于得以保留至今。此后他们几乎是按照完全相同的理论和形式，建造了东陵和西陵。

　　无论从大格局还是小环境，北京和十三陵地区历来被公认是“风水极佳”的“龙兴之地”。北宋时代的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就曾说：“骥都正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骥都。”朱熹所言的“骥都”当然不会是位于嵩山之南的北宋都城汴梁，而是暗指当时作为金国首都的北京。作为辽、金、元三朝的都城，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沙漠，无论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还是“形势宗”所持的风水角度，都是封建时代中国建都的上佳之地。但在按照南京紫禁城的形制修建北京城和紫禁城之前，朱棣首先选择建设的，却是未来明朝皇室的陵寝。

　　“生死”是风水的主题

　　风水虽然不仅仅是生死，但涉及的主体还是生死。生人的建筑和时韵，亡人的精神世界和对生人的影响。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半年的游历让他认识到，厚葬的风气从中国古代开始就非常盛行，因为中国人认为死后的世界和真正的现实生活差不多。但他也认识到中国人来世观念的复杂性：“孔子虽然承认灵魂不死，但从未提及灵魂世界，也不谈来世。而与他同时代的老子在其学说中就谈到了这些。老子的学说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的影响非常之深，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与儒学相抗衡，甚至经常居于上风。”

　　这也许是世界上许多乐于营建陵寝的国家的精神因素之一，但至少中国人营建墓穴的原因不仅于此。刘熙在《释名》中曾对“墓”的社会伦理意义和作用进行了解释：“墓 ，慕也，孝子思慕之处也”。这个功能性即便是对于贵如帝王的明皇室也是如此。1850年初春的那个夜晚，俄国人科瓦列夫斯基游历十三陵后，在昌平夜宿的旅店曾意外与前往十三陵祭祖的一位明皇室后裔相遇。科瓦列夫斯基写道，清朝知道有很多明王朝皇族后裔在民间，但对他们置之不理，也未加以严格限制。任由前朝皇族后裔扫墓祭祀，乃是因对祖先的尊重亦即孝，实为所有封建道德伦理的共同基石。即便是当年明成祖朱棣选择了长陵作为自己未来陵寝时，虽将当地的康家庄迁出，却保留了陵区内百姓的祖坟。

　　在科瓦列夫斯基看来，十三陵只是有“永远也看不够”的美景。对于这里符合郭璞《葬书》中“四灵”的风水标准他也许难于理解。不过一个王朝覆灭后不变的只是风景而已。风水未能阻止科瓦列夫斯基和明代后裔充满唏嘘感叹的夜谈。数百年后它也无法阻止另一个伟大王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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