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阅读并欢迎黄华同志95岁高龄之时出版其回忆录——《亲历与见闻》。
黄华同志早年积极参加北京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曾是北平学联中共党组书记。在临近燕京大学毕业之时,黄华欣然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邀请,随他去陕北苏区采访,后留在红军,开始了他很独特的革命外事生活。
黄华同志生活的20世纪30年代到今天的70多年,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的斗争,赢得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经济社会建设巨大成就的时期。
在这个伟大的洪流中,有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参加,黄华是其中出色的一员。黄华常说他是生逢其时,他的一生是充实的。
黄华同志可以说是我党仍健在的最老的外事福将和寿星。他的工作阅历十分丰富。他参加过我党在解放前的一段重要的对外工作——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共事并在国、共、美军调处执行部任职。新中国诞生前夕,他被派至南京,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建国后,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朝、中、美、韩关于建立朝鲜和平的谈判,陪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和万隆国际会议,先后任驻加纳、埃及、加拿大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任外交部部长期间,他在邓小平副总理领导下,完成了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美建交等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未完成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自1983年起,黄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期间仍积极参加一些国际知名人士的会议,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反对“台独”和维护国际和平等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华还担任一些以教育、福利、对外宣传和友好活动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工作。
黄华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早在1944年延安美军观察组时,我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以后,因情况变化,长期不在一起,直到他出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外交部长,才又重逢。几十年的相知,使我深深感受到他身上具有的很多优秀品质。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敢于直言,勤奋认真,办事实在,不搞浮漂。他力行陈云同志的格言,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对同志,既严格又热情。对任务,既勇于承担,又慎于从事。
鉴于黄华同志的长期革命经历和外交经验,有一本书能把这些经历和经验记录下来,供后人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我以为,这本书至少有以下八个亮点:
“一二·九”学生运动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对运动情况,已有不少报道,但多是后人的追记,黄华是当时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从他的叙述中,更可让后人全面了解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形。
他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亲密关系,更是党内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经历。斯诺的《西行漫记》曾经影响了很多中国青年奔赴延安,我自己就是受它影响的人,而《西行漫记》是在黄华协助下完成的。书中对于斯诺访问陕甘宁苏区情况的叙述,是一段很宝贵的史料。
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半官方外交,黄华也是领导者之一。书中关于延安美军观察组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活动,以及当时它们引起的影响,有着详细的描述。
解放初期,各地军管会忙于扫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巩固新中国的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远未全面展开,大城市的外事工作比较复杂,外侨、外资等工作都需慎重处理。黄华先后担任天津、南京、上海外侨事务处处长,承担这一繁重任务。特别是在南京期间,与司徒雷登的接触,是中美关系史中的特殊一页。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两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黄华都作为代表团的顾问和新闻发言人,参加会务领导工作并活跃于各国记者之间,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
由于他工作作风认真负责,深受周恩来总理赏识,很多开拓性工作,多委派他担任,如20世纪60年代,他任首任驻加纳大使、70年代首任驻加拿大大使,直至任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文革”期间,他出使埃及,是唯一未被调回国内参加“文革”运动的大使,周总理有意保留他作为当时唯一对外的窗口。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时,他是配合周总理在现场接待五团的领导人之一。他并被指定为同秘密来访的基辛格谈判的三人小组成员。
在他任外长期间,他又完成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外交成就,如实现中美正式建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这些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都是经过长期艰苦的谈判后才实现的。
黄华同志的对外民间友好工作,也很丰富多彩。他是我国外交界前辈中极其少见的拥有很多外国民间朋友的领导人。这说明,他不仅重视官方外交,也很注意交普通外国朋友,这是很难得的,也是一般领导人难以做到的。
《亲历与见闻》以我国现代史为背景,从黄华工作的角度出发,阐述他对我国外交工作的体会,其中有对政府交涉的回忆,也有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感想。娓娓叙来,引人入胜。
我以为,这不仅是一部内容充实的史书,也是一部对后人有启发和教育意义的好书。我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爱这本书。
——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