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上帝杰克早死了

　　感谢上帝杰克早死了

　　50年前，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成为“垮掉的一代”的象征，并且在数十年内塑造着美国的青年文化。有评论指出，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凯鲁亚克和他的梦想已经被冲击得所剩无几。

　　文／刘莉芳　朱勤凤(实习)

　　2007年9月15日，杰克?凯鲁亚克创作的小说《在路上》出版50周年。世界各地纷纷出版纪念书籍，举行纪念活动。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去年10月以1991年企鹅出版公司“二十世纪经典文库”版为底本推出重译版，该版收录了《在路上》原稿的部分影印样，还增补了“垮掉的一代”权威安?查特斯的学术导言。迄今为止，该版的销量高达20万册。以《在路上》为起点，译文社还推出了“凯鲁亚克作品系列”，明年初将出版《达摩流浪者》。7月，译文社出版了尘封了50年的凯鲁亚克剧本《垮掉的一代》，这部作品当年因为遭到马龙?白兰度的拒演，被凯鲁亚克搁置，直到不久前才在美国新泽西的一个仓库里被发现。

　　此外，译文社也陆续引进了其他“垮掉的一代”作品，买下了威廉?巴罗斯《裸露的午餐》的版权，目前正在洽谈金斯伯格《诗全编》的版权。无独有偶，重庆出版社在8月也出版了凯鲁亚克生前未发表的一部小说集《孤独旅者》。

　　如果凯鲁克亚活到现在，他也许会惊骇于自己所受到的高度关注。今年底，BBC还将会策划喜剧明星、自封为“花花公子”的拉赛尔?布兰德和马特?摩根进行公路旅行，以此纪念《在路上》出版50周年。

　　当然，周年纪念还将有一种更为虔诚的形式—英国企鹅出版社将在9月5日出版《在路上》的卷轴原稿，那是凯鲁克亚在三周内疯狂写出的未经编辑的原文。那些和凯鲁克亚一起“在路上”的伙伴—艾伦?金斯伯格、威廉?巴罗斯、尼尔?卡萨迪将以本名而不是化名出现在书中。而那句著名的开篇语“我在和我的妻子分手后不久第一次遇见了迪安”，也将变为“我在我的父亲去世后不久第一次遇见了尼尔”。

　　原书在出版时，由于出版商的坚持，删掉了许多对同性性爱场景的直接描写，比如金斯伯格对尼尔?卡萨迪的爱在书的前几页就写到了，这些描写在此次出版中都将得到恢复，尽管它们在今天的标准下已经显得平淡乏味。

　　另外，企鹅出版社还将出版两本与凯鲁亚克有关的书，一本是《纽约时报》记者约翰?利兰撰写的《凯鲁亚克为什么重要》，另一本是凯鲁亚克第一任妻子撰写的回忆录《你会是很好的》(You’ll Be Okay)。

　　此外，《纽约时报》将在9月举办一场关于凯鲁亚克周年纪念的研讨会。而凯鲁亚克的家乡从7月起，就在举行音乐会、读书、公共艺术展等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Naropa 大学“Disembodied Poetics”学院也将在8月举行为期三天的“凯鲁克亚节”，“垮掉一代”的健在者也都会出席这次活动。

　　目前，《在路上》正计划被翻拍成电影，剧本由罗曼?科波拉—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儿子完成。导演是沃尔特?塞勒斯，他曾执导过反映切?格瓦拉横越南美洲的电影《摩托日记》。

　　在凯鲁克亚英年早逝将近40年之后，他继续活着—虽然是以某种奇怪的方式—一边在热闹地纪念，一边在快速地遗忘。凯鲁克亚对于当下的许多美国年轻人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在这个文化越来越被消费所定义的时代，苦行僧式的公路旅行尽管充满个性，却被消费文化所取代，凯鲁克亚和他的梦想已然被冲击得所剩无几。《卫报》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哈利?波特》才是今天影响时代思潮的书，‘垮掉一代’和他们疯狂的冒险似乎已经随着久远的年月而逐渐暗淡。”

　　让我们回顾一下“垮掉的一代”的核心成员的结局：尼尔?卡萨迪1968年2月4日死于墨西哥的一条废弃的铁轨旁；杰克?凯鲁亚克1969年死于肝硬化，享年47岁；艾伦?金斯伯格一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直到1997年4月过世；威廉?巴罗斯1997年8月2日死于心脏病突发，享年83岁。

　　84岁的卡罗琳?卡萨迪，尼尔?卡萨迪的前妻，是“垮掉的一代”最后一位健在者。对于当下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她非常愤怒：“现在一切都是肤浅的，向钱看，你的穿着，你买的东西，没有人因为自己的浅薄而感到丝毫的羞耻。我经常感谢上帝，杰克和尼尔没有活得足够长，以免看到他们的梦想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凯鲁亚克：中产阶级的巫师

　　凯鲁亚克本质上不是一个小说家、戏剧家，而更接近于一个现代巫师，能够提供让你拥有自由幻觉的秘方。

　　文/菲戈

　　1957年的普利策戏剧奖颁给尤金?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而不是杰克?凯鲁亚克的《垮掉的一代》(它要到48 年后才被“发现”)，可以被看作某种“天意”，尽管凯鲁亚克那个支离破碎的剧本，给予了一代人及其支离破碎的生活以一个响亮的名字。

　　凯鲁亚克曾在一封信中说：“我想做的事是改革美国的戏剧和电影，给它以自然的活力，不要做‘情景’的事先构想，就让人们有如在现实生活中那样哇啦哇啦说话。这才叫话剧：没有特别的情节，没有特别的‘含义’，人们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或许凯鲁亚克有十足的理由憎恨并且试图去改革上世纪50 年代沉闷、乏味、平庸的美国主流戏剧，但就其戏剧观念，及其通过《垮掉的一代》所进行的戏剧实践而言，凯鲁亚克本人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他只有一腔热情，对戏剧、小说、电影都只是一知半解。凯鲁亚克的文学手法，说白了就是“自然主义”，只不过属于他的“自然”生活不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如普鲁斯特的世界)，也不是工人阶级底层民众(如斯坦贝克的世界)，而是特定时代条件下迷惘、混乱、不稳定的中产阶级狂热分子的反叛生活。在文学手法上他没有任何创新，除了以所谓“自动写作”的名义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的大杂烩。但是“自动写作”早在上世纪初，超现实主义者们就玩过了。凯鲁亚克从没弄懂的一点，就是真正的戏剧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让人们有如在现实生活中那样哇啦哇啦说话”的。戏剧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舞台艺术，而不是生活本身。凯鲁亚克不应该搞文学，他更有机会成为“老大哥”一类“真人秀”电视节目的鼻祖。

　　文学需要“真诚”，这毫无疑问，但并不是靠简单的“直抒胸臆”就能抵达“真实”和“真诚”的，因为你并不清楚“直抒”出来的“胸臆”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仅仅是成功的自欺。真正的“真诚”是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的，否则越是“直白”，往往越显示出你自欺到了何种程度。举例来说，当米洛、巴克、维基们在《垮掉的一代》中大肆叫嚷“灵体”、“鬼魂”的时候，他们确实是在“直白”地说出他们的感受，但这种直白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是一种“直白的不真实”，因为凯鲁亚克只热衷于对自己那个圈子里的人“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进行支离破碎的描述，而缺乏必要的“技术”能力，去挖掘那些幻觉的成因。同样的问题，《在路上》、《荒凉天使》里值”越来越局限在一点上：帮助特定的读者群发泄多余的热情和对生活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可能来自生活不够优裕，也可能来自生活过分优裕)。

　　今天的文艺青年，如果你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设定为中产阶级—事实上这是大多数文艺青年的必然归宿，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那么你应当读凯鲁亚克。看上去这是件颇为吊诡的事情，因为当初他明明是以反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斗士身份而暴得大名的。凯鲁亚克本质上不是一个小说家、戏剧家，而更接近于一个现代巫师，能够提供让你拥有自由幻觉的秘方，并且能够以自身生命力的疯狂投入为代价，诱惑你和他一起上路。与A.M. 霍姆斯在为《垮掉的一代》所写的序言中试图让我们相信的相反，凯鲁亚克离“戴尼提”心灵治疗术的距离，要比离贝克特近得多，他更适合的，也许是去组织传销事业，而不是写作。A.M. 霍姆斯对凯鲁亚克匍匐膜拜的态度(“凯鲁亚克就是我的父亲??苏珊?桑塔格就是我的母亲”)，恰恰为我的观点提供了佐证—这个《名利场》、《纽约客》的“著名专栏作家”，正是地道的中产阶级“知识女性”，从社会地位到文学趣味，从对自由的浅薄理解，到对某种“适可而止”的混乱的嗜好，都堪称一具“标本”。我并不歧视所有中产人士的趣味，总有一些人拥有更超拔一些的认识能力，比如同属中产阶级，杜鲁门?卡波特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用3 个星期写完《在路上》的凯鲁亚克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打字。对此我可以补充一句：幸运的(或者不如说不幸的)是，凯鲁亚克的打字节奏具有一种绝大多数文艺青年(即未来的中产人士)难以抗拒的催眠效力，从而在半梦半醒间塞给他们一种虚幻的自由体验。根本的悖论就在于：中产阶级是文学的最主要的消费者，但同时他们绝大多数又是完全不懂文学的，他们不需要真正的文学，他们真正需要的，只是从替代品中寻求刺激或安慰。

　　1957 年，就是凯鲁亚克写《垮掉的一代》和《在路上》的那一年，另一个写下了关于自己长途旅行的文字的家伙，刚刚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站住脚跟，这个人就是切?格瓦拉，几个月前他与卡斯特罗一起，坐着小船偷渡上岛，想要通过游击战推翻独裁政府。格瓦拉本来很有机会成为另一个凯鲁亚克，无论激情、文笔、反抗现实的渴望还是对旅行的嗜好，他们都很像，科波拉把拍格瓦拉传记片《摩托日记》的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请来拍《在路上》，应该不是偶然的。然而格瓦拉在一点上与凯鲁亚克有根本的分野：凯鲁亚克始终只是一个美式个人主义者，无论怎样挣扎反叛，他真正关心的都只是自我灵魂的获救，佛教之类对他的吸引力，仅仅在于禅宗公案式的顿悟体验，对“自度度人”的辩证法则既无兴趣更谈不上理解；而格瓦拉悲天悯人的气质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通过与古巴革命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的相遇，帮助他一举超拔出了纯粹个人的精神追求；这就是为什么格瓦拉具有一种“世界意义”，而凯鲁亚克始终只是“美国土特产”—当其他地方的文艺青年拼命想要挤入崇拜凯鲁亚克的圈子时，他们绝大多数只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赶(美国)时髦而已。

　　凯鲁亚克的产生和流行是有其强大的时代背景根源的，抛开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人的生活与心路历程，凯鲁亚克的意义至少要打个对折。尽管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但实际上他离自己的偶像十万八千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就在于他虽然始终是针对时代的问题发问，但不管是追索答案的过程还是具体的写作技巧，都能够超越与时代本身的纠缠。凯鲁亚克如果脱离了他用一种亢奋的生命体验与当时特定的沉闷社会气氛(冷战、麦卡锡主义、核恐慌、种族隔离、物质主义等)所进行的对抗，剩下的那些东西，无论是性乱、大杂烩宗教信仰、旅行强迫症还是“准自然主义”的写作风格，都不过是一些软绵绵的象征性姿态、一些二三流的思想观念、一些自诩能逃离时尚的时尚。因此今天他能在中国的某个人群中走红，同样也是有其时代背景根源的，只不过在美国的背景上，当年的凯鲁亚克无论如何还是代表了一种反叛和“寻找自我”的企图，换了中国背景，他就彻头彻尾变成了迷魂药，以便那些实际上时刻准备着同流合污的人们，能够用心灵的某个角落还为凯鲁亚克这个疯狂的名字保留着位置，来有效地实现自欺，从而得以心安理得地等待(捕捉)堕落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