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缺陷催生复读文化 名校情节促市场繁荣

　　透视中国式复读

　　高考复读现象愈演愈烈。如果说这是一个怪胎，那么，怪胎之母则是中国的教育体制——

　　本报记者 庞皎明

　　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郭旭（化名）的朋友如愿被报考的大学录取，他却落榜了——这已经是第二次。

“除了继续复读，我别无选择。”郭旭说。本报记者问他，第一次复读有何心路历程和经历，如今再次选择复读，有何感想？郭只说了一句，“这些，到网上一搜一大堆，我和他们一样。”

　　200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从狭义上理解，今年选择复读的高中学生，将是高考复读现象出现30周年的亲历者。

　　记者了解到，郭旭所在的海南省某重点高中，今年文科班复读的有20余人，理科有120多人，文科复读生将被安排在应届生班中，理科生是要重设复读班还是插到应届生班，该校尚未定论。

　　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实行扩招政策，此举曾被舆论认为缓解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然而，“自古无场外的举人”，从扩招之日起，另一批万马千军也开始涌进高考的大门——高考复读生。

　　近年来，中国高考复读现象愈演愈烈，并成为具有产业链雏形的独特景观。8月初，教育部长周济在一次会议上称，从2008年起，中国所有公办普通高中将禁止办复读班，禁止招收高三复读生，复读市场推向民间。

　　实际上，早在2002年，在《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已经提出禁止公办高中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

　　5年后，教育部老调重弹，不但道出了政令落实的悲凉境况，更映衬了中国复读现象的强盛景观。

　　中国式复读

　　复读现象已有“一千余年，科举考试中就存在大量的复读现象。”教育专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如果要对近30年的复读划分阶段，我认为它与恢复高考30年的阶段划分是相吻合的。”

　　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5年以前，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可归结为基本是“裸考”。没有多少加分因素，考生还来不及依据自己家庭地位和经济收入选择中小学，有比较多的人坚信考试是公平的出路，那时候复读的人比例较大，态度很坚决。彼时，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位姓“朱”的学生连续复读了8年，被人称为“朱八届（猪八戒）”。

　　第二阶段是1986到1999年，这一阶段出现了“委培生”，“五大”招生，对高校学生收费等一些政策，不少人不需要复读也能上大学，复读现象因此而减少。

　　在这两个阶段的“复读”，动机主要是想解决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

　　第三阶段是1999年至今，高校扩招后，复读人数大量增加。复读动机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能否上大学变为能否上好大学。

　　为考上好大学而复读，郭旭就是这样的学生。分数达到专科线，不上；达到二类本科线，不上。只有一类本科，才是他的目标。“学校的学习环境不理想，交通不便，城市太小……”，一位符姓的2007级复读生对记者说，选择好学校，是她复读的第一理由。

　　“现在上大学也比原来容易多了”，佛山市一位刘姓家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个普通大学都觉得不值钱了，学生和家长的期望都从原来的“有大学上”升级为“有名牌大学上”，“拿些钱让孩子复读一年，圆个名牌大学梦，不是更正当，更值得么？”

　　实际上，上好大学，上名牌大学，在高校扩招政策已经实行了9年的今天，已经逐渐演变成“中国式复读”的一大特征。储朝晖博士曾做过一个估算，近年来各地高考报名人数中复读生约占三成比重。在这一背景之下，高考应届生的升学压力由此增加——顺势而生，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高四现象”（即高三应届生不得不选择复读）几乎成为常态，并成为“中国式复读”的另一个特征——由此，复读雪球越滚越大。

　　这种“高四现象”和“中国式复读”的联系与矛盾，在一个叫张非的考生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在传媒及坊间有“考霸”之称的四川籍考生张非，2003年考入北京大学，其因迷恋网络被退学后，经过复读，2005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又因迷恋网络退学。2007年，再次复读后的张非又考入了清华大学。几进几出名校，张非创造了高考的“神话”；但有教育界人士批评，类似张非这种做法，让当地的应届生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他一个人浪费掉了当地几个进入名校的名额。

　　一方面，是高校逐年扩招，一方面是复读生在考生的比重居高不下。由此，一个怪现状逐渐显现：扩招拓宽了高考的独木桥，而复读却再造了一座新的独木桥——在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大学生事实上已经是“普通劳动者”的背景下，“上大学改变命运”，悄然改变为“上名牌大学改变命运”。在高考中初次竞争被淘汰者，复读几乎都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背后推动力

　　“复读是一种文化。”储朝晖对记者解释说，复读在中国乃至东亚已经不是个体孤立的行为，大家都无意识的受到复读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是重“名”而不崇“实”；重视社会统一的评价标准而不重视依据个体的特性进行资助评价。

　　储朝晖曾做过一个测算，以各地高考报名人数复读生占30％计，2007年大约有300万复读生，以平均每人每年花3000元计算，这一市场总额大约为90亿元。如考虑到生活及教学资料等方面的费用，这一总额将会更多。

　　复读现出产业的雏形，“复读经济”也随着诞生。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2007年，由于其考生考上清华、北大者众，占了江西省录取总数的三分之一，让许多外地复读生纷至沓来。据了解，临川一中今年的高三招生计划是52个班，其中，复读班20个。大批外地复读生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当地的经济。

　　“学生很多情况处于无权选择状态，周围的家长和同学起到了影响作用，一般城市家长都是望子成龙。”北京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三毕业班主任告诉记者，她认为家长及学生的名校情节，直接推动了高考复读市场的繁荣。

　　“不排除有一部分学生和家长复读的选择是符合自己实际的；同时，也确实存在一些学生和家长只看到眼前短期利益，看不到自己长远发展和利益。”储朝晖说，一般复读一年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下次考试成绩有较大的相对提高，进入到一所更好的高校；另一种是相对成绩比上年还要差，不得不进入到比上年还要差或差不多的学校，这种情况在实际中不仅存在，还为数不少。

　　在学校和家长之外，学校也是推动复读市场的有力推手。据了解，有些地方的高中，为了笼络高考复读生，往往主动送上“厚礼”：达到一类本科线的复读生免费，二类本科半价，专科线交全价。在一些民办复读班，复读能考上北大清华者，一次性奖励2万元甚至更多。

　　据有关调查表明，由于现在一般的普通高中虽然挂了公办的牌子，但实际上财政投入只能保证学校正常经费的30％，其余70％主要靠向家长收费弥补。高考的成绩，直接关系其社会影响力，这也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资金来源。“高中补习学校为了有生源带来的利益，学生和家长为了升入更好的学校，普通高校为了保住生源，”储朝晖说，复读实际上是一种博弈，这一博弈的总缆攥在各地重点高中的手里。不少普通高中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教学，而是用于“筹钱”，这种状况令人堪忧。

　　除此之外，当下社会的评判体系，亦是复读现象的背后推手之一。曾经弥漫于中国的学历崇拜，刺激了复读市场的繁荣。“考得好”，在国家放宽高考年龄的当下，成为了不少学生及家长的追求。据储朝晖的分析，复读现象与社会评价体系最重要的联系，就是用人单位更看重学历及获得学历的学校，而不看重人的实际才能与岗位是否相适合。“社会文化传统和既有用人评价体制对学生的误导，使不少学生偏离了自己成长和发展的正常轨道，不是依据自己的潜能有效自主地发展自己，而被外部附加的标准和封闭的知识牵引，这一点是很多人在决定复习时没有考虑进去的。”储说。

　　“近年来一些高校升格以后，没有老牌学校有竞争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对记者说，复读生希望选择更好的学校，可能还是基于学校历史悠久，毕业后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丰富等原因考虑。

　　在禁与疏之间

　　8月4日，教育部长周济的一席话，再次引起公众对复读现象的关注。周表示，复读班利用国家资源收费，不利于教育公平；2008年开始，复读教育将由民间力量来解决。

　　针对这一表态，《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来自全国30个省份3129名参与者中，49．1％的人赞成，另外50．9％对此表示反对。

　　在某网上，关于“公办高中明年起禁办复读班，您如何看待这一规定？”的调查结果是：表示赞成这项规定的网民占到48．19％，反对的占42．77％，而觉得“不好说”的网民占到了9．04％。

　　在禁与疏之间，赞成与反对的权重，几乎是一半对一半。

　　“从理论上讲，公办高中取消复读班是站得住脚的。”杨支柱对记者说，目前，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还处于较低的位阶，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中国的人才结构从技术工人、工程师到专家、学者应该呈金字塔结构。可中国的教育模式却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比接受中等专业教育的人多得多！“技术工人显然用不着上大学”，杨说，一个无奈的现状是，当下的职业教育办得一团糟。

　　“从有利于人才成长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不赞同大量的复读。”储朝晖说，复读对教育公平产生的效应是双重的，高考本身固有的理论和技术缺陷可以通过考生的复读和再次考试得到校正，从这一方面说，它有利于教育公平；另一方面，由于考试所获得的只是结果，不是过程，以同样的分数标准衡量复读与应届学生显然不公平。“正因为此，我不主张完全取消复读，但对其要进行适当规范。”

　　“复读现象和复读文化，是高考制度的衍生物，如果不从根子上改革高考制度，复读禁止公办或放开民办，都不可能在根本上体现教育公平。”一位教育界的业内人士如此对记者表示。

　　7月18日，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民间版本的《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其中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学生付费上学、自主择业，已经成为教育购买服务中的消费主体。因而，以学生为本的制度设计，应该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在招生方面，要求赋予学生更多的报考自主权和对高校的选择权。在高招制度中赋予考生主动，复读现象在一定程度或将得到缓解。

　　针对近年来“中国式复读”出现的名校崇拜，文凭崇拜，储朝晖举说，其实现实中很多人只要改变观念都可以成就自己恢宏的事业，而不少人放弃了，把生命花在追求一纸文凭上，造成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培养和发展起来。一个人发展的如何与他所上的大学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要看他在几十年工作中的表现。

　　在复读市场由民办高中消化之后，要缓解这种有可能愈演愈烈的“中国式复读”，储朝晖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在选人用人环节加强民主和专业化。依靠与某一件事相关的所有人来选人，自然能把人看得更全面，而不仅仅看他的学历和毕业学校，依靠少数几个领导选人就会采取最简单的办法，看您是什么学历，毕业于哪个学校？不从事哪个专业的人也就看不出那个人的才能如何，于是也采取看学历看学校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