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青
举报者罗列出十八条“罪状”，之后将举报材料上传网络，声称镇党委书记贪污腐败，之后各大论坛纷纷转载。遭受巨大精神压力的江西省高安市大城镇党委书记将发帖者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索赔精神损失费1元。
镇党委书记状告网络举报者侵权并提出索赔，在全国尚属罕见。
网络举报者接到法院传票
兰红波与周爱国之间“并无个人恩怨”。自周爱国2004年升任党委书记后，兰觉得周“霸道”，便有了举报的想法。
周爱国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承认，他“在任大城镇党政主要领导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一些改革，不知何故得罪了大城镇的个别人”。
大约在2007年3月下旬，兰红波找到时任大城镇财政所会计的黄斌，提出举报周爱国，两人一拍即合。二人罗列出“公款私存”、“水库承租问题”、“套取、挪用国家政策性补贴资金”等十八条“罪状”。在财政所工作的黄斌为这十八个问题还找到了相当多的票据作为证据。之后，举报材料被兰、黄二人寄往江西省纪检、高安市纪检等部门。后经记者调查发现，举报信寄出当天，黄斌正好从大城镇财政所调走，而据兰红波透露，“黄斌也和周爱国格格不入”。
高安市纪委收到兰红波的实名举报信后，按照程序，首先与二人取得联系，调查核实二人所反映的问题。2007年4月29日，高安市纪委给出初步调查意见，认为举报问题部分属实，部分失实，周爱国个人并无经济问题。然而，大约在7月中旬的时候，兰红波把举报材料的电子文本发到网上，各大论坛纷纷转载了这些举报材料。
8月1日，兰红波接到高安市人民法院送来的《应诉通知书》，他因上网散布举报材料，被周爱国告上法庭。
举报是权利但方式要合法
“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向纪检部门反映或举报问题，但举报方式要合法。”江西赣联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熊延生律师认为，举报者在网上传播未经证实的举报材料要承担侵权风险。具体到此案，熊延生认为在当地纪委已给出答复的情况下，兰红波再在网上传播材料的行为“是不当的”，“如果情节严重，被举报人还可以向警方报案，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周爱国通过诉讼索赔1元的维权方式，熊延生表示：“周爱国作为基层领导，并未利用职权对举报人打击报复，而是依法提起诉讼，这种方式是法律允许的，值得肯定。”“尤其是索赔数额仅仅1元，足见其真实目的在于明确是非、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熊延生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做法也值得举报人深思。
网上举报争议不断利大弊大众说纷纭 网上一度爆炒的“副市长殴打情妇”事件的“主角”，云南省个旧市副市长童某近日被免职。细考事件的来龙去脉后记者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炒作式“网上举报”：举报人将图文并茂的“丑闻”举报信贴在网上，并四处转贴，把此事炒成了舆论焦点。
类似这样的举报曝光事件如今在网络上屡见不鲜。在国内著名的天涯、西祠、凯迪等社区以及各大门户网站的论坛中，经常可见被热炒的“黑幕”或“丑闻”，网民言辞激愤、群起攻之。有些事件网上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如震惊国内外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便是通过网上曝光引起世人关注的。
据公安部门提供的数据，2006年全国各种成规模的网上“维权”事件一千一百多起，同时也形成了恶意炒作近二百起，均较上一年大幅增加。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先燕明说，今年以来，网上反映云南省征地拆迁等问题的事件已有三十余起。一些人把互联网当成表达利益诉求、发泄不满情绪的平台，使互联网成为社会矛盾的倍增器。
对于为何选择网上举报炒作，某举报人称其是不得已而为之，自己以前曾向当地纪检监察部门举报，但并没有得到回音。
还有人认为，这种方法比传统举报更加方便快捷，也更有效。“有些事必须在网上炒一下，形成一种舆论压力，才能促使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进行调查处理。”
云南大学新闻系主任单晓红指出，网上举报、维权现象的流行与互联网传播的特征密切相关。互联网作为一种开放式的传播媒介，话语权分散化，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几乎不受“把关人”的限制。而从网民接受心理来分析，揭黑、丑闻等消息更具有刺激性，因而更受互联网的青睐。
云南圣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宇认为，侦查权是一种公权力，个人无权进行侦查行为。个人如果掌握公务员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应向相关部门举报，而不能擅自进行侦查，也不应草率地上网曝光炒作。陈宇说：“正常的社会监督是必要的，但炒作式的网上随意举报曝光不是一个法制社会应该提倡的。”
云南省纪委举报中心主任刘钧说，只要是实名、具体的举报线索，纪检监察部门都会进行调查，并通常在3个月内向举报人作出回复。刘钧表示，欢迎群众据实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但对炒作式的网上举报曝光既不赞成，也不提倡。
新华社记者 伍皓 伍晓阳 王江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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