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美国全球经济援助背后的真实企图

　　揭露美国全球经济援助背后的真实企图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王 倩

　　关键词

　　经济杀手是一些拿着高薪的顶尖专业人士，他们以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的名义拉拢、腐蚀和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蓄意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

　　约翰·珀金斯是一位精明干练的男人，但他的性格弱点也非常明显：对父母的怨恨、对女人的性幻想、对奢华生活的渴求，极易被诱惑……正是因为这些特质，美国国家安全局认定他就是顶尖经济杀手的理想人选。

　　美国深陷越战困境的1971年，珀金斯被训练成为一名经济杀手。自此，他的足迹遍布非洲、亚洲、拉美以及中东。

　　珀金斯曾多次想揭露经济杀手所做的一切，但都未能付诸行动。直到“9·11”事件发生后，他才下定决心，最终完成了曾经四次停笔的自述——《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书中，珀金斯怀着忏悔的心情，讲述了自己不同寻常的经历。

　　踏入深渊

　　如果按照父母的希望生活，也许我的人生会很简单。

　　1945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父母从小就教育我要做上层人士，他们节衣缩食送我去贵族中学，拼命阻拦我与“农民阶级的女儿”谈恋爱。而我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一直力争出类拔萃，终于考上米德尔布里学院并获得了学业奖学金。

　　在大学里，我遇到了改变我命运轨迹的两个人：一个是伊朗国王的顾问兼将军的儿子法哈德；一个是美丽动人的安——我后来的妻子。

　　认识法哈德之后，他不断怂恿我喝酒、参加派对，无视父母对我的教诲。于是，我开始逃学，以此来报复父母一直以来对我的苛刻要求。大学二年级的一天，我决定辍学。父亲扬言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法哈德却继续火上浇油。于是头脑一热的我，一头冲进了校长办公室办理了退学。

　　从学校出来后，我在波士顿找到了工作，与安结了婚，并且认识了安父亲的一位好友。安称他为“弗兰克叔叔”（化名），他是国家安全局（NSA）的官员。

　　弗兰克叔叔介绍我去国家安全局进行面试，整个面谈过程都在测谎仪的监控之下。我先是认真地做了自我介绍：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但是他们对此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关注我的成长经历，我对双亲的看法，以及我作为一个穷学生在富家子弟中间的内心感受。他们甚至仔细探讨了我对缺乏女人、性和金钱的挫败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幻想症等。他们对我和法哈德之间的友谊也很感兴趣。这样的面试让我很纳闷。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他们选择我并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有多忠诚，而是我的反面性格让他们“欣赏”，觉得我是一个可造之才。后来我还发现，法哈德的父亲在伊朗本土为美国的情报机关服务，我和他儿子的友谊自然也成了我进入国家安全局的重要筹码。

　　此后不久，我被安排去厄瓜多尔进行长期的实地考察，并在那里认识了美因公司（该公司背后是国家安全部门，但我当时毫不知情）的副总裁艾纳，他要求我向他提供厄瓜多尔的经济评估报告。于是在一年时间内，我给他发出了15份长信，信中，我预测了厄瓜多尔的经济和政治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评价了当地人对国际石油巨头的反抗情绪。

　　很快我被邀请到美因公司位于波士顿的总部面谈，他们最近需要招募经济师，我正好适合这个职位。

　　于是，在26岁时，我成了所有人羡慕不已的经济师。但事后证明，这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3年前弗兰克叔叔安排的结果，而我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沙特阿拉伯洗钱事件

　　20世纪70年代，沙特阿拉伯发起针对美国的完全石油禁运，美国经济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为此，华尔街和华盛顿政府决定设法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华盛顿计划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技术支持，并组成一个“卓越”的组织——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该联合会用沙特阿拉伯的钱聘请美国公司建设沙特阿拉伯。这种模式无疑将加强沙特阿拉伯经济对美国的依赖。

　　美国财政部让美因公司以顾问公司的身份介入。上司告诉我，任务艰巨，并且要严格保密。

　　我的工作是竭尽全力夸大沙特阿拉伯经济的预测前景：投入巨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里的变化将翻天覆地；当然，前提是让美国的建设公司完成这些工程。上头要求我独立完成工作。于是，我开始了“隐居”生活，独自呆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埋头工作。

　　在我手头只有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据，诸如发电万瓦的成本，每英里公路的造价等等。但我无需细化这些数据，只要展开想象，描述出“美好的设想”，并粗略地计算出与之相关的费用和成本即可。

　　有人提醒我，我的工作不但关系到国家安全，对美因公司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我当然明白这一点，这一次的任务非比寻常。沙特阿拉伯将会为此背上永远还不清的债务，而巨额的美元则会安全地流入美国的口袋。在此过程中，沙特阿拉伯将被拉下水，而其经济发展要永远依赖于美国。

　　我将我的报告用信封装好，通过公司内部的邮件系统，寄给“财政部项目经理”。由于该项目那时尚未命名，于是我们私底下把它称为“SAMA”，字面意思是“沙特阿拉伯洗钱事件”（Saudi Arabian Money-laundering Affair）。

　　重返厄瓜多尔

　　我第一次到厄瓜多尔是在1968年，在那以后的日子里，这个小小的国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我和我的同行，已经成功让这个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我们向其提供了数十亿的贷款，让厄瓜多尔有能力聘请美国的工程公司，建设那些仅仅对该国最富有的家族才有利的项目。结果是，在过去的40年，官方统计的贫困人口从50%上升至70%，国债从2.4亿美元飙升至160亿美元。如今，厄瓜多尔50%以上的预算都不得不用于偿还外债。

　　成千上万美国跨国公司的基层员工来到厄瓜多尔参与这些建设项目，他们甚至乐观地以为是在帮助这个备受贫困煎熬的国家。所有被蒙蔽的人与真正的幕后主使们一起，合力将这个弹丸小国拉入了美国设计好的圈套。

　　当我2003年再次踏入这个国家，不出所料，由于美国石油公司的进驻，厄瓜多尔的热带雨林正在大面积减少。美国为了让厄瓜多尔成为自己的十大供油国之一，斥资13亿美元修建了一条300英里长的新输油管道。大片的热带雨林倒下了，稀有的金刚鹦鹉和美洲豹消失了，厄瓜多尔三个土著部落的文明快要瓦解了，昔日清澈的河流变污浊了。

　　我想起当地一位长者的话：“梦想是怎样的，世界就是怎样的。”美国人的梦想是规模庞大的工厂，数不清的汽车以及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们的梦想实际上是一场噩梦。

　　幡然醒悟

　　我曾经为自己经济杀手的身份自豪过，单纯地认为从事这项工作是热爱美国的表现。但我现在发现自己当年的想法是多么幼稚而可笑。

　　全球最有名的公司，以雇佣奴隶般微薄的薪水，让亚洲制衣厂的工人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贪得无厌的石油公司将有毒物质倾倒在河流里，而它们清楚地知道，这些物质能致人、动物、植物于死地。

　　而更令我感到心寒的是，一旦经济杀手失败了，政府就会派出一群更加心狠手辣的“豺狼”出动。“豺狼”潜伏在黑暗的角落里，随时准备对那些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动手。一旦动手，这些领导人往往就难逃厄运——不是倒台就是在“暴力冲突”中丧命，甚至死于极其意外的飞机失事，比如厄瓜多尔前总统杰姆和巴拿马总统奥马尔。一旦“豺狼”意外失手（比如阿富汗和伊拉克），那么年轻的美国战士们就会出征，在疆场上杀戮。

　　以上种种，不得不令我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富人拿着大笔美元逍遥，穷人在污染和暴力中挣扎……承认问题的存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承认自己的罪过也是赎罪的开始。

　　（本文素材选自广东经济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