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拾荒人群调查：自认对城市发展作出贡献

　　合法的拾荒者

　　大部分拾荒者都有遭受城管或保安驱赶的经历，有些来得早的，甚至被关进过收容所。

　　事实上，制度缺陷，意识差异与生存压力，往往导致拾荒者在城市市容管理体制下，行为与生活方式上的无意识的违法，这包括随意的倾倒、翻拣垃圾，非法搭建临时性建筑等。

　　而当城市执法者根据法规进行执法时，与这些持有“没偷没抢，劳动吃饭”等道德正义感的拾荒者之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在调查中，大多数拾荒者也认为自己对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拾荒者所面临的诸如居住和卫生条件恶劣等现实问题，从深层次讲，正是这样一些体制性障碍阻碍了他们成为合法的拾荒者。

　　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法律身份与社会地位基本上已经取得了社会的共识。与此不同的是，像拾荒者一类的非正规就业人口，至今缺乏比较明确的法律定位。

　　以前有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收容法》)，这个《收容法》将乞讨者和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人列为收容遣送对象。该法在1991年将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依照该法扩大了定义的收容对象，拾荒者显然属于所谓“三无”人员。2003年，当轰动一时的孙志刚案最终落幕时，存在了11年之久的《收容法》寿终正寝。

　　新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乞讨、流浪人员由原来受规管、收容的对象变为了受救助的对象，然而，拾荒者并非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因此该办法并不适用于城市拾荒者，他们是自食其力者，并不需要社会救助。

　　既然法律文本和主流话语都不再公然宣称流浪街头是非法的，也没有公然宣称拾荒者和其他国民的国民待遇有所区分，那么依照“法不禁止即为自由”的原则，城市拾荒即为一部分以生存为基本诉求的弱势群体的权利，这种生存权和发展权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

　　越来越高的合法门槛

　　然而，门槛越来越高的合法渠道却限制了拾荒者的生存发展。

　　据深圳新闻网的报道，截至1996年，深圳全市有950家左右的合法废品收购站，分属于8个大的国有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而无牌无照的约有2000余家。

　　据《深圳市资源综合利用条例》等有关规定，再生资源回收分拣整理场地登记注册的条件是：企业要首先在地方政府规划部门规划的专门场地内，拥有一定面积的土地使用权。根据深圳市的未来规划，这个场地，要根据深圳市目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和规模，由市规划局拿出共45万平方米的国有储备土地，其中分布在宝安的有7块、龙岗8块、南山1块，来作为深圳未来再生资源回收场地。

　　要想挤入这16块用地，没有雄厚的实力和背景，几乎是不可能的。深圳市有关官员也毫不讳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深圳的废品收购行业彻底洗牌，培育优胜劣汰的机制，让这种机制去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让那些无牌无证、依靠“落后的生产方式”经营的小废品站无法生存，结束该行业粗放经营，低成本运作的历史。

　　殊不知这样与民争利的政策调整，可能让地下的废品收购站越开越多，政府关乎的是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20万拾荒大军关乎的是自己的饭碗。

　　在网上随便搜索一下2006年深圳媒体对拾荒者的报道，从年初的《近百河南籍拾荒者“安家”红树林》，到年中的《布吉大坪巷4栋“烂尾楼”集居千余拾荒者》，再到年尾的《深圳同性恋包养5名拾荒者招来杀身之祸》，拾荒者无不是以负面形象出现在新闻栏目中，造成了城市居民与拾荒者之间更大的鸿沟。

　　与其他弱势群体渴望媒体关注形成鲜明的对比，拾荒者往往非常反感媒体的曝光，因为一旦曝光，他们在当地的日子就过不长了。在媒体的压力下，城管往往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行动撵人，这也是造成拾荒者与城管矛盾加深的外部因素。

　　另一方面，社会为拾荒者预设的文化道德特质也逐渐内化到拾荒者对自身的认识当中来。他们不轻易向别人提及自己的职业，他们的孩子耻于承认自己的父母是拾荒者。这种内化的“自贱”的亚文化，是阻碍拾荒者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性障碍，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其他市民隔离开来，对于外界的任何动作都保持着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