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书：我要为茨威格正名

　　张玉书：我要为茨威格正名

　　南都周刊记者 罗小艳 实习生 唐思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奥地利作家斯台芬·茨威格作品特别纪念版，整个系列共四卷，分别为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中短篇小说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以及人物传记《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茨威格是个谜。作为一个以描写心理见长的作家，对于人性，他似乎洞悉一切，我们以为他强大，他的生命却在瞬间凋零；被大文豪高尔基称赞为“世界第一流的作家”，却从未获过任何文学奖项；被誉为“世界上最了解女人的作家”，却至今让女权主义者心怀不满；作品翻译成各种文字畅销世界许多国家，关于他以及他的作品的研究却很少；一生写了12部与政治息息相关的人物传记，却自称“不问政治”。

　　悖论后面是茨威格颇具戏剧色彩的曲折人生，关于他的文学成就，他的生死情仇，他的政治态度，是几代茨威格读者心中解不开的谜团。而作为国内茨威格作品的翻译者和研究者，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日耳曼学者，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张玉书，也许更能接近这颗伟大的心灵，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茨威格的窗户。

　　采访是在电话里进行的，短短一个半小时，我们讨论风花雪月的事情，我们谈起德语文学的现状，他坚持爱情不应该是交易，他说要为茨威格正名，也说要为海涅平反，我想那应该是一个幽默健谈、精力充沛的学者，正义感这三个字在他这里应该分量很重。末了，这位老人乐呵呵地要与我交换照片，因为他说自己不能跟一个陌生的女孩聊天这么久，却不知道她长啥样。向采访对象索要照片的事情我经常干，被对方索要照片却是头一回。

　　关于茨威格的悖论

　　南都周刊：“最会讲故事的人”、“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茨威格被人们赋予种种光环，但是他却从未得到过任何文学奖项，有学者甚至认为茨威格是一个只会写情感小说的通俗作家、颓废作家，这些是否意味着主流文学界对茨威格的不认可？

　　张玉书：不能说没有得奖就不是重要的作家。茨威格得到的文学奖项很少，是有特定历史原因的，茨威格成名的时候是在上世纪20、30年代，兵慌马乱，文学奖项很少。而且，虽然没有得过奖，茨威格的作品却得到了许多重要人物的欣赏和认可，包括托马斯·曼、弗洛伊德、高尔基、罗曼·罗兰等等。

　　国内外有许多人将茨威格看作通俗作家，这也跟时代有关系。1933年，德国法西斯上台后，犹太进步作家的作品遭到禁止甚至烧毁，茨威格的作品也因此不复流传，对他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不多。现在对茨威格的研究，无论是出版界还是学术界，都有了很大改观。

　　南都周刊：描绘为情欲所驱使的成人世界，是茨威格作品中的一个创作基调。茨威格的创作深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除了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外，看不出别的特征”。你如何看待茨威格的创作与弗洛伊德学说之间的关系？

　　张玉书：弗洛伊德长茨威格20多岁，两人是很好的朋友。茨威格曾写过一本《精神疗法》的书，对弗洛伊德的个人生平故事和学说理论进行了全面介绍。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茨威格总的来说是认可的，但针对“恋母情结”和“情欲的不可控制”这两点，也阐述了不同看法。茨威格认为人的理性足够强大，人的情欲是可控制的。由此可见，茨威格并不是一个盲从者，他的小说在文艺理论方面有其自身特征，认为茨威格作品是弗洛伊德学说的文学注释，是错误的。

　　南都周刊：高尔基曾赞扬茨威格是“世界上最了解女人的作家”，但女权主义者并不能接受作品中为情所困以至忍辱负重、丧失自我的女人形象。你觉得茨威格与女权主义者之间存在立场的对立吗？

　　张玉书：首先，我认为茨威格笔下塑造的并非是爱得丧失自我的女人，相反，她们非常自尊自爱。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爱情刚开始时是甜蜜的，“陌生女人”怀孕了，如果她去告诉这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根本就不记得她这个人，可能反问：“孩子是我的吗”，那是多么煞风景的事情！爱情不应该是交易，不应该变成索取与给予的对等。所以，她并不愿意将怀孕的事告诉她爱的男人，她对爱情是无所企求的，宁可一个人背十字架，也不愿意让这个男人看不起。显然，这与女权主义者不存在立场上的根本对立。

　　南都周刊：茨威格一生的婚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关于他的传闻有很多，有人认为茨威格像他笔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的作家R，才华横溢，多情不羁。

　　张玉书：由于国内对茨威格的研究比较少，以讹传讹的东西很多。毫无疑问，作家R身上有茨威格自己的影子，喜欢旅行，在情爱问题上会有一些轻率。但茨威格的婚恋经历并不复杂，他也不是外界传闻中所说的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人。

　　红颜知己弗里德里克与原来的丈夫离婚后，成为茨威格的第一任妻子。弗里德里克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她对茨威格很了解，也很宽容，深知他是一位为女性娇宠的知名作家，有很多艳遇，也会有一夜情，有很多女性读者给茨威格写露骨的情书，都是由弗里德里克来整理的，茨威格从来不掩饰。

　　1933年，茨威格流亡伦敦。弗里德里克为茨威格找到了一个流亡的犹太少女夏洛特·阿尔特曼做他的秘书。弗里德里克带着两个孩子在异地生活，阿尔特曼与茨威格感情日增，并结为夫妻，这也是因为流亡中的阿尔特曼的特殊处境而不得不如此。

　　南都周刊：作为一个以描写心理见长的作家，茨威格最终选择了自杀，是否是因为他性格里像他笔下的女性那样有“控制不住的情绪”？

　　张玉书：茨威格自杀的原因一直为外界猜测。我认为茨威格的自杀并不是因为法西斯的迫害，在南美这个歌舞升平的地方，法西斯已迫害不到他，更不是因为贫病交迫、走投无路。真正的原因在于，他的作品在法西斯控制的欧洲地区被禁，南美也没人能读懂他的作品，再也听不到读者热情洋溢的声音。这正像《象棋的故事》中的B博士所讲的：“就像是沉在海底里的一个密封箱”，在这样一个寂静、黑暗的空间生活，没有了鲜花与掌声，他失去了活下去的耐心。

　　茨威格在中国

　　南都周刊：早在上世纪30年代，茨威格的作品就被零星地介绍到中国。当时被翻译过来的是哪些？中国读者有什么反应？

　　张玉书：最早翻译过来的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马来狂人》，分别由孙寒冰和陈占元两位先生译成中文，是中国读者最早接触到的茨威格的中篇小说。而商务印书馆出的《罗曼·罗兰》，由杨人缏翻译，那时作者的名字还被译作“刺外格”。当时的中国处于战争年代，人们对“陌生女人”的命运是不感兴趣的，那时候还没有出现铁杆读者。

　　南都周刊：中国的茨威格热潮什么时候才出现？

　　张玉书：茨威格热潮的出现，应该是1965年以后的事情，《世界文学》刊登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不过很快就为政治运动淹没。1978年，《世界文学》上发表了《象棋的故事》，是一位翻译家从俄文版翻译过来的，有一些错误。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到我，把四篇小说即《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看不见的珍藏》和《家庭女教师》从德语原版翻译过来。

　　1981年是茨威格一百周年的诞辰，国内有四个出版社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茨威格热潮”。此后一发不可收，二十多年来，大部分作品被译成了中文，且有多种译本。

　　南都周刊：但中国读者最熟知的还是他的关于风花雪月的中短篇小说。

　　张玉书：这与中国翻译界的介绍和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有关系。国内学者对茨威格的情爱小说的翻译有许多个版本，而对于传记作品，比如说《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也许翻译者自己都不觉得喜欢，所以翻译过来的就会相对少许多，而且人物传记会有许多注释，相比小说，阅读难度会大些。

　　南都周刊：是否也与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有关联？

　　张玉书：对，茨威格的作品非常注意对人性的描写，有很强的抒情性，有浓郁的诗意，而中国读者非常喜欢这样的作品。这也是有时代背景的，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极左思潮统治下的中国文坛是没有爱情小说的，在这种情形下突然出现一个茨威格这样的精彩描写爱情的作家，当然受到人们广泛欢迎。

　　茨威格是勇敢的作家

　　南都周刊：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次新推出的茨威格作品集在此次上海书展上引起了不小关注，在选文和选本上遵循了什么标准？

　　张玉书：茨威格最大写作成就在于小说和传记。新版本全面收录了我在不同时期翻译的茨威格作品，有我后来重译的，如《火烧火燎的秘密》、《感情的混乱》，也有新译的《贵妇失宠》、《十字勋章》，其中《贵妇失宠》是首次被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的。

　　南都周刊：您最早读到的茨威格的作品是什么？现在是专门从事茨威格翻译与研究吗？

　　张玉书：最早读到的是《世界文学》上发表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当时的感觉就是，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描写的方法，爱情描写起来不都是羞答答的，或是《金瓶梅》那样的。茨威格的描写非常优美、高雅、细腻，诗意浓郁。

　　翻译茨威格仅仅是我工作中的一部分，还并不是最主要的。我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和翻译海涅和席勒。从事海涅的研究也是为了让大家对海涅有个正确的了解，要给海涅平反。

　　南都周刊：今年1月份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你的《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介绍说是一部“颠覆了人们对茨威格传统看法的雅俗共赏之作”，在哪些方面进行了颠覆？

　　张玉书：传统看法认为，茨威格是个不问政治的作家，茨威格是个流行作家，这本书对这些问题做了交代。在极左的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学术界把茨威格放得很低，就像传统评论界把张恨水先生也放得很低，金庸的武侠小说更不用说了，甚至郁达夫也是。那么，现在我们应该为茨威格正名，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跟法西斯进行斗争的勇敢的作家。虽然他曾经犹豫过，彷徨过，但最后还是写出了《象棋的故事》和《昨日的世界》，表现了反法西斯斗争终将胜利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