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的新教育实验(图)

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

　　朱永新小的时候，母亲在招待所工作，南来北往的客人一茬一茬，客人们随身携带的书籍是他的最爱。但客人往往今天来，明天走，借来的书得当天看完，这让他养成了读书飞快的习惯。

　　若干年后，他以同样的高速发起了“新教育实验”，狂飙突进中他领着一群理想主义者对全国的教师们高喊：“你去读书吧，你去写日记吧，你去聆听窗外的声音吧……”

　　关于他和“新教育”（他拒绝用“他的新教育”这样的表述），已经说得太多太多。

　　转　型

　　常被人提起的包括“朱永新成功保险公司”。

　　2002年，该“公司”在朱永新自办的教育在线网站上发帖“成立”，“参保对象”和“投保金额”均不限，投保条件要求“每日三省自身，写千字文一篇。一天所见、所闻、所读、所思无不可入文”。

　　“理赔办法”则是，如投保方自感10年后未能跻身成功者之列，“公司”以一赔百，“即现投万元者可成百万富翁（或富婆）”。跟帖者甚众。

　　魏智渊当时是陕西一个县城的中学语文教师，和很多老师一样，他也在僵化的教育体制中苦闷着，看到了这个帖子后“比较激动”地去留言，参与讨论。在用“铁皮鼓”的网名发表了几次意见后，论坛的总版主李镇西（朱永新的博士生）突然给他发来一条消息：“你这个名字读起来不大好听啊，呵呵。”

　　魏试着把“皮”读去声，果然。

　　他有点激动，被“大人物”注意到了——彼时，李镇西早已是全国知名的特级教师。接着，作为“比较优秀”的网友，他又接到了朱永新的电话，“问了我的情况，当时已经有希望我过去工作的意思。”

　　“新教育实验”的最早报道者、记者章敬平这样回顾早期新教育：“一开始都是很聪明的人在做，比如说山东一个女教师一年之内让班里的小学生个个会作诗填词。但这很难推广。”

　　2006年2月，在朱永新的邀请下，魏智渊来到苏州，成为新教育实验的第一个专职人员。

　　按照朱永新的想法，新教育实验的“浪漫期”在这一年结束了。“它的作用主要是唤醒，告诉人们"教育可以如此美丽"（这是未来一本书的名字，他补充）……但我们没有真正的技术、专业团队，人们的热情被唤醒后出现迷惘。我们成就了一批人，但更多的普通教师并不知道该怎么做。”

　　为　官

　　从1997年以39岁“低龄”任苏州市副市长到现在，朱永新身居庙堂已有10个年头。在此之前，他在苏州大学担任了5年教务处长。

　　常有人问他，既然对新教育那么有热情，为什么不辞掉这个市长算了。虽然新教育实验走的是NGO(非政府组织)路线，他也很少在辖地苏州运用行政权力予以支持，但他每每这般回答：在中国，要做一件事情，如果有更多的行政资源，可以让它做得更好。

　　为官10年，他最为得意的“作品”不是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而是“把很多理想变成了现实”。

　　这包括在全国率先实现免费的义务教育和举办阅读节。有意思的是，作为全国政协常委，这两件事他都是先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再在苏州实施。

　　他说自己到了政府后更加崇尚行动。“很多思想啊，如果不付诸可以实施的行动，就很难真正地改变现状。”

　　不过就在前几天的会上，还有人说他“太理想主义”。当时他提出，苏州能否在全国率先实现劳动就业准入？要求来苏州工作的人，包括建筑工人，都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

　　2006年初，他在新教育团队的一个内部会议上提出了不少愿景，包括“建立自己的学派、把视野投向国外”等等。这一内部发言经记者改写成专访发表后，成了挨批的靶子。华南师大教授黄甫全发表公开信，称教育界的浮躁之风在朱永新的嘴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指责他“带头吹牛自我膨胀”，甚至滥用苏州市副市长、民进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常委这“三顶帽子”。

　　朱永新说，黄可能是“把我们未来想做的和我们已经做的混淆了”。内部会议固然有“鼓士气”的成分，但他到现在仍然认为那些都是应该为之努力的目标。

　　在新教育“一号义工”、台湾新鸿嘉公司董事长营伟华看来，朱永新反而是“太过谦和”。营伟华帮助转型的团队引入了企业管理模式，自称要求“很多、很重”，但，“朱老师经常会很认真地说，"哦，对不起，这件事是我们做得不好。"”用营伟华的话讲，朱是个“完全没有阶级的人”——“对谁讲话都一样”。

　　“铁皮鼓”经常会“毫无顾忌地批评”朱永新。有一回，在场的另外一个朋友惊讶地提醒他，你怎么这么“放肆”？“铁皮鼓”当时一愣，一想，是啊，“但似乎从来都是如此，已经习惯了”。

　　朱永新自称做官让他学会了自我控制。“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当官其实就是坐牢。你的办公室就是牢房，你的小汽车就是囚车，你的秘书就是你的狱卒，你的任期就是你的刑期……”

　　“当然，有权力时可以去改变规则。”当初他这个副市长要分管卫生，“我说我不懂”，就面向全国请一些专家成立小组帮助苏州制定规划，他再把决定权交给专家。

　　对　话

　　1958年生人，1977年考上大学。朱永新的前20年，或许是最不适合读书的20年。

　　1975年高中毕业，按照他的说法，在那个苏北的小镇上，“毕业意味着失业”。做了一年的苦工后，1976年，他通过关系走进了大丰县棉麻公司的大门。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回到老家当起了棉花检验员。

　　在那里，他初次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收购棉花的时候，俨然是一个土皇帝，等级、品质，就是我们一句话。”但是，“天然的良心发现”又让他“手下特别留情”，还经常为了农民与县城轧花厂的技术员争吵。

　　日后，他在一本书中写道，我觉得和自己对话是一个人成长最重要的法宝，而“和自己对话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听起来有一点玄。他把“自我对话”又具象为阅读和写日记——这便不难理解他的“新教育”为何高举“读写”旗帜了。

　　像是为了把失去的日子补回来，他的阅读量极大。大学时每周都要读十几本书——手里那高高的一摞书常常吓坏图书管理员。即使到了现在，仍是“一日不读书，如同一日不吃饭”。

　　“比如，读梁漱溟时就会用我现在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不断地沟通，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我……”读了好书，还会在博客上与网友交流，那里已经成了他的日记本。

　　边 缘

　　5月28日，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新华社内参上批示，要教育部关注、调研、总结新教育实验，为中国素质教育开拓更广阔的路子，“但教育部似乎还没有动作”，这让朱永新有点失望。

　　此外，他和新教育团队数月前还碰到了点“误会”，某个领域的研究项目因某些原因没能继续。其实他们也才刚刚开始这方面的探索——3年前有媒体曾经提出，新教育实验的六大行动渗透的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修炼，忽略了“现代”的一面。但“麻烦”也未必都麻烦，“我觉得人类的普世价值在最伟大的著作中都有。”甚至在童话书中，“《夏洛的网》啊，《一百条裙子》啊……”

　　“应该说我们这些人，对国家都是一片忠诚的。”“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教育，最后必然体现为公民的自觉。”他说。

　　记者曾问来自台湾的营伟华，大陆的新教育实验是不是可以从台湾借鉴一些东西？她想了想，回答：其实很多东西最后都会是不约而同走到一起的。

　　挂了电话不久，接到营女士的短信：“刚看电视新闻播出，台北县规定辖内小学，每学期师生共读十本优秀课外书并上台讲演一次……”

　　“这与新教育实验何其相似啊！”她说。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