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从乡下给我带来一篮过冬的红薯。我喜欢这种食物,每天晚上吃一顿,把红薯切成小块,放一些小米,细火熬成稀饭,就一碟小菜,吃起来是很舒服的。每吃到红薯稀饭,心里就生出一种情感,一种对家乡的思念,好像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养育我的黄河故道上。
我的童年是艰辛的,给我留下的记忆是灾荒和饥饿。一到春天,田野里到处是游荡的老百姓,他们为生命抗争,为饥饿驱使,仔细寻觅过冬的红薯。上年没刨净的红薯,藏在土里,经过一冬天的寒冷,已经冻僵了,用手能挤出滴滴的水来。正月里翻地,几场春雨过后,红薯露出了地面,风吹日晒,红薯就发硬了,掰开里面还是白生生的。这种经过冷冻的红薯不苦不酸,倒有几分甜味!能救人活命,伴你度过荒春。我常常扯着奶奶的衣襟,在田野奔走,帮奶奶寻觅红薯。奶奶一双小脚,走路很不方便,一步一个坑,加上饥饿,一天下来,奶奶就累倒了,腿和脚都肿得发亮,晚上用热水烫一烫,歇一夜,天亮还要去寻红薯。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把奶奶寻来的红薯在热锅里炕干,磨成面粉,用开水烫面,做成碗底大小的面饼。我家人口多,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就靠这种食物贴补。每人两个红薯面饼,一碗野菜汤就算一顿饭了。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黄河故道一带的农民主要口粮是红薯。地少人多,红薯产量高,成了这里的主要农作物。虽然也种一些小麦之类的细粮,可交了公粮,留下种子,也就剩下不多了。细粮逢年过节吃点,平时老人孩子一年也吃不了几顿。
黄河故道流传一句顺口溜:红薯菜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红薯夏天栽种,秋季收获。每到刨红薯的季节,老百姓忙得很。白天刨一天,傍晚分红薯。夜里切红薯片,一干就是大半夜,家里劳力少的,主要靠亲戚邻居帮忙,谁也不敢耽搁。要是碰上晴好天气,这年的红薯干一定很白,要是碰上阴天,红薯干发了霉,一年到头只好天天吃带苦涩的红薯干了。
红薯叶、梗也有很高的食用价值。特别是红薯叶,挑嫩的,拌一些杂面麸皮蒸熟,放一些辣椒蒜泥,可够味啦,直吃得让你鼻尖子上冒汗。
红薯面好看不好吃,但农民常年食用,也能做出许多花样来。我母亲常用漏瓢把红薯面做成面鱼,放锅里蒸熟,烧一锅菜汤,面鱼放在汤里泡着吃,味道别有不同。过年的时候,用红薯淀粉下套粉丝,就算是上好的菜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从乡下来到城市,多年过去了,从没敢生厌过红薯,我好像跟红薯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当在街上看到红薯烤炉,口里便顿生馋液,身不由己的走过去,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捧一块刚出炉的红薯,顺着街道的边沿,边走边吃,那红薯散发的香味带着热气扑在脸上,加上热食进肚,额上沁出了点点汗珠,寒气也给驱散了。我的女儿也喜欢吃红薯,每当她下学回来,一看见桌子上放着我给她带来的红薯,就高兴地拿起来,跑到自己的小房间享用去了。看到这个场景,妻打趣地说,你在城里呆一辈子还是个农民。
春节前夕,我回到了黄河故道的家乡,想看看家里亲人,一踏上黄河故道的土,我就想起儿时的朋友大华来,他外号叫“小红薯”。他的外号有些来历。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吃大伙,红薯成了救命粮。大华比我大,也比我有胆量,一天,他见我饥肠辘辘地难受,晚上在食堂开笼分红薯时,他在人空子里钻,趁人不注意,拿了两块,刚想溜走,队长说着话过来了,大华吓得要死,一急就揣到怀里了。队长拦着门说话,大华又不敢闯。那时要叫队长发现,扣他一家的馍票子,要命呀!大华被才开笼的热红薯烫的牙咬得咯咯吱吱的响,总算叫他忍痛吞声的把红薯带了出来,躲到一边,我吃着香喷喷沙浓浓的红薯,心里好受得无法说,知道大华是我的救命恩人。事后大华烫起一胸脯“燎金泡”,我奶奶用自己炮制的老鼠油给大华疗伤。从此大华的胸前留下了两块小红薯块的印印,也落下个“小红薯”的外号。
我望着村里村外家家户户都挂满粗细不等的粉丝,晾晒着各种各样的红薯制品,心里高兴,不禁赞叹着:真是一个花样翻新的红薯商品世界。我陶醉在欣喜之中,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是哪阵风把你刮来了!”
“小红薯……”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唉!”小红薯一拍大腿翘起大拇指还撩开肚皮说:“俺们现在是"红薯大王"了……”
我大哥高兴的对我说:“咱村里都富到他手里,他是黄河故道红薯产品公司的总经理,国内外都有生意,人们都管他叫"红薯大王"哩!”
我拍着大华的肩膀说:“你这个红薯蛋子也成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