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开镛为学员讲解病例
九十三岁的老母亲与“四辈儿”
曹开镛兄弟为母亲出版的回忆录
刘畅∕文 张越∕摄
曹开镛说他这一辈子有三份放不下的情缘，这就是他的中医情缘、母子情缘、医患情缘。
作为医生，他曾为许多患者解除了病痛，为他们带来生活的欢乐。可是，他不是神医，一些患者的疾病他也不能治愈。但医不成，情还在，情依旧。他说，每当看到患者羞涩、苦恼、迷茫的神态，每当面对那求助的眼神，我的心灵就受到震撼，就对他们有深切的同情，因为，我也是男人，我最了解他们心中的苦痛和酸涩……是他们督促我在中医男科领域不懈地探索，患者是上帝，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
中医情缘
曹开镛来到这个世界，似乎就命中注定了与中医结缘。
1943年春季，可怕的天花像瘟神一样袭击着山西省汾阳东雷家堡村。
刚刚一岁多的曹开镛，被病魔缠身，高烧不退，昏迷不醒。
母亲日夜守护在他的身边，看着气息奄奄的小儿子，泪水浸湿了她的衣衫。她默默地祈祷，求菩萨保佑。她担心小儿子不能像两个哥哥那样逃离魔掌，因为他太小呀，身子太弱，怎能经受得起天花的折磨……
他有一个堂伯父是晚清秀才，略通医术，当地有“一个秀才半个医”的说法。堂伯父抓了些中药，又到地里挖了些野草，送到家里让母亲煎药给他喝。
堂伯父说，能不能活过来，就看这孩子的命了。
母亲把药煎了，盛在碗里，舀一小勺，轻轻地用嘴吹凉，小心翼翼地送到儿子的嘴边，喃喃地说，儿呀，喝药吧，这是救你命的药啊。
一勺又一勺，一天又一天，母亲给昏迷的他喂药……他竟然成了那一拨儿孩子中的幸存者。
儿时的历险，让他从小就特别敬佩能治病救人的医生，幻想着自己将来能做那样的人。他三番五次地追着“秀才大爷”，请求给他讲怎么治病。“秀才大爷”拿着一本医书说，啥时你能看懂它就行了，好好念书吧。
于是，他就好好念书，成为村里唯一考上汾阳中学的孩子。上中学时，母亲生病，没钱医治，为了给母亲治病，他放弃了学业，跑到演武镇上拜当地的名医柳成林学医。住在诊所里，白天抓药、研药、煎药、制丸药，晚上背汤头和药性等等。1958年，诊所改成公社医院，他被送到太谷中医学校学习，成为实习医生。1960年，他参军到部队当卫生员、军医、医疗队队长……
“文革”时，他参加了“军宣队”，在本市滨江医院任副院长（当时的名称叫“革委会”副主任），他是全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北京在中南海受到过毛主席接见。1972年恢复共青团组织活动，他成为和平区穿军装的团委书记（4年后转业）。他是令人羡慕的青年干部，年纪轻轻就有了相当于县团级的职务，前途光明。按照常规的发展逻辑，他的人生轨迹应该是由团干部而进步到党政领导干部，直至在机关退休。一些与他同期任区、县团委书记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走下来的。
可是，中医情缘让他选择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1978年，他主动要求到长征医院工作，原来，他是冲着老中医王季儒（天津中医界四大名医之一）去的，他对王老敬仰已久，要拜师学艺。王老说，你是领导，此事不可……他的诚心感动了王老，破例收下了这个当副院长的弟子。他先是跟着王老学门诊，然后，就每周二、三两个半天，自己看中医门诊，接触了许多病人，积累了临床经验。时隔不久，本市举办“中医学西医研究班”，半脱产性质，学期两年，学员为在职中医，他竟然也“挤”了进去。完成“中学西”刚一年，1983年，他听说市里又组织“西医学中医研究班”，而且是全脱产学习3年，就又想往里“挤”。这一次是卫生局的领导不同意，他是在职干部，工作怎么安排？他痴迷于学习中医，别的啥也不顾了，竟又让他给“挤”了进来。3年“西学中”让他系统地学习了中医理论，潜心研读了大量中医药文献。他发现中医自古没有独立的男科，有关男科疾病的记载散见于各种文献中，不成体系。于是，他要编写一部《中医男科学》。在别人看来这是异想天开，你既不是名医又不是专家，怎么可能编那样一部书呢？那一段时间，他基本处于“亢奋”状态，拼命地读书、拼命地搜集资料。每月只有基本工资，生活十分困难，为了省钱，中午舍不得到食堂吃饭，早晨多买几个烧饼，一毛钱买一包花生米，就是一顿午饭，边啃凉烧饼边看书……他写出初稿，把全书的理论框架搭建起来，其“创意”赢得出版社编辑的认同和支持，出面邀请了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王琦教授等6省、市的专家参与编撰工作。在即将付梓之前，为了提高书的知名度，编辑建议把王琦教授的名字排在前面。他说，怎么排名我都同意，只要书能出版就行。1988年，王琦、曹开镛主编的《中医男科学》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医男科专著。此后，他又开设了我国第一个中医男科门诊部及医院，努力地将其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为什么选择了中医男科？那是源于一段悲情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一天，一位部队首长找到曹开镛，说他带领部队外出拉练8个月，回来发现自己“不行”了，问有没有办法治。曹开镛也询问了一些熟悉的医生，当时，这种病没有药治，也没有人敢治。后来，首长的家里吵闹不休，妻子红杏出墙还怀了孕，服毒自杀，酿成了家庭悲剧。首长那痛苦的表情和无奈的叹息总是在他眼前晃动……他说，这是让男人最没有尊严、最痛苦不堪的事情。首长对我有恩，我却不能帮助他，我深感内疚。中医情缘让我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难题！可以说，这是让我放弃仕途并且选择中医男科作为主攻方向的最直接原因。
母子情缘
说起母亲，他十分骄傲。他说，我妈妈今年93岁了，能下楼溜达，还天天看小说，给我们讲历史上的故事，说起话来还一套一套的！
在他心目中，母亲很平凡又很伟大。因为，母亲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
在他一岁多的时候，父亲被日寇掠走，杳无音信。生活的重担全压在27岁的母亲肩上，既要养育他和两个哥哥，还要孝敬婆婆。他从小就跟着母亲到地里干活，亲眼看着母亲在烈日炎炎下吃力地挥着锄头，汗水湿透了衣衫……母亲是他的第一位老师，艰苦的田间劳作，让他懂得了要想地里长出庄稼，就要舍得吃苦流汗。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母亲把他的大哥送到朝鲜战场，又把二哥送到部队，还供他读小学、中学……
他说，家贫出孝子，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恨不得自己快快长大，帮助母亲多干些活儿。等将来有出息，长了本事，好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1958年，他学医的诊所改成公社医院，他成为吃商品粮的医生。第一个月到粮站买粮，他的粮食定量中可以买40%的细粮。看着买到手的两公斤大米、3公斤白面，把他美坏了。飞身骑上自行车就往家里奔，土路虽颠簸，他的心却高兴得跳跃着：母亲能吃上儿子的大米、白面啦！
当他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欢喜地喊着妈妈，回手往后衣架上一摸，顿时傻了眼！只有空荡荡的绳子，面袋子和米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颠掉了！
他站在院子里放声大哭，哭得好伤心。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蒸一点儿白馍，母亲一口也舍不得吃，把白馍让给奶奶和他这个小儿子吃。如今，儿能给母亲挣来白面，孝敬母亲了，却让儿子给弄丢了，他觉得太对不起母亲了！越想越伤心，越哭心越酸……
母亲问明了原因，一边擦着他脸上的汗水和泪水，一边安慰他说，你这个“急毛猴儿”呀，丢就丢了，没啥。你有这份心，我比吃了大米、白面还香甜。
他非要回去寻找。母亲说，半路上丢的，你往哪儿找去？谁吃了也是吃，咱这是做了善事。母亲的慈善之心让他感动。第二个月买粮时，他把粮袋捆了个结结实实，骑着车子，还不停地伸手往后边摸，唯恐再弄丢了。这一次，母亲把白米捧在手里，泪水就滴在米上……
上个世纪70年代，他提任营职干部后，家属可以随军了。他向领导提出申请，恳求把在农村的母亲接来随军。按照有关规定，他母亲还有别的儿子，不能随军。他就找到首长，讲述母亲从27岁守寡，孝敬婆婆，先后把3个儿子送到部队，以及母亲对人民军队的特殊感情……他的孝心感动了首长，按特殊情况批准了他的恳求。当时，他已经在市里工作（“军宣队”），就把母亲、妻子和孩子接到天津，老少三代住在一个套间里，虽然有些拥挤，但一家人团圆了，每天都能见到母亲，他感到特别幸福。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津城，他家也住进了防震棚。长期住在低矮潮湿的防震棚里，母亲20年前患上的结核性胸膜炎复发，做手术锯掉了两条肋骨……他和妻子轮流日夜伺候在母亲身边，夜里，只有在母亲熟睡后，他才能趴在病床前睡一小会儿，母亲稍一动弹，他就条件反射地惊醒。白天，还有很繁重的工作等着他。更难的还不是累，是囊中羞涩，母亲没有“劳保”，医药费只能自己担负，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为了给母亲治病，他们夫妻把自行车、手表和稍微值钱一点儿的东西全变卖了，换来了母亲30年的健康。
结核性疾病非常顽固，30年后的2006年，92岁高龄的母亲结核性胸膜炎老病复发，需要做大手术切除脓肿。母亲执意放弃治疗，她说，我已经活这么大岁数了，也享你们的福了，这一辈子活得值了，就让我这么走了吧……他说，以前儿没钱还要给您治病，如今儿有钱了，说什么也要把您的病治好！没有您就没有儿，就没有咱们全家，您的恩情儿怎么也报答不完啊！老太太被儿子、儿媳们的孝心感动，终于同意配合治疗。身为医生，他深知结核性疾病手术后的护理非常重要，每次换药，必须将刀口深处彻底清理干净，如果稍有大意，留下隐患，表面愈合了，脓肿会继续发作，母亲已经92岁高龄，怎么经受得了这样的折磨呢？他把手术后的母亲接到自己的医院里，每天亲手给母亲换药，如果因工作需要而出差，他指定最细心、最认真的医生给母亲换药，还再三嘱咐千万小心。经过一年时间的精心护理，母亲完全康复，她说自己是“返老还童”了。
他说，年过花甲还能和母亲同乐是人生的幸福，抽空和二哥一起跟母亲聊天，真是一种享受啊，就好像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所以，他总是想方设法满足母亲的心愿。
1999年，母亲听村里来人说，原先的小学校太破旧了，已经成了危房，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村里正集资盖一所新小学。他听懂了母亲的心声，母亲对学校和学习有特殊的感情，她没上过学但十分敬重教书先生，家里生活再困难也要送儿子去读书。母亲通过自学儿子的书本及上夜校扫盲，达到能看书读报的水平。凡是听说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老太太都高兴地夸这孩子有出息。他对母亲说，村里建新小学，咱家支援10万元，您看行吗？母亲说，那好呀，咱就要多做善事，广结善缘，善有善报。不过，你得估量自己的力气做善事，可别为了我拉饥荒。他又拿出10万元，给村里的小学作奖学基金，帮助那些学习很好但家庭困难的孩子完成学业。此后，他又通过市慈善协会，每年资助10位孤儿上学。他这样做母亲很高兴，也是圆了老人家的心愿。
受到儿子在村里小学建立奖学基金取得良好效果的启发（村小学已成为乡里的重点小学，一些孩子还考上了汾阳市的重点高中），母亲想在家里设立一个“奶奶奖学基金”。老太太说，我的奖学金不吃“大锅饭”，只用来奖励四辈儿、五辈儿中学习优秀的孩子，鼓励他们将来都上大学、都有出息。他说，没问题，儿子支持您！
2001年，母亲说想出一部回忆录，让曹家的后人知道艰难的生活是怎么走过来的。老太太非要自己写，他说，您老年纪太大了，还是您老口述，让我二哥来执笔吧。第二年他们帮助母亲出版了回忆录，实现了老人家的心愿。
医患情缘
他对患者怀有深切的同情之心和感恩之心。他说，这种情缘的产生，首先是那位部队首长的“家庭悲剧”刻骨铭心，其次是我在长征医院看中医科门诊时，常有患者羞羞答答道出“不行”或不育的痛苦。每当看到那羞涩、苦恼、迷茫的神态，每当面对那求助的眼神，我的心灵就受到震撼，就对他们有深切的同情，因为，我也是男人，我最了解他们心中的苦痛和酸涩……正是有了这一份情缘，才使我克服了艰难险阻一定要干成中医男科这件事。
他与患者的情缘故事有许多，篇幅所限，略讲三段：
其一、欢欢笑笑
本市宫姓夫妇1987年结婚之后，经历了艰难的“多年抗战”，为了得到爱情的结晶小宝宝，他们四处求医问药，在一次次失望中，几近绝望。1993年5月，夫妻俩听说了中医男科，求助于曹大夫。经诊断为男方精子成活率低、活动力差，他给以辨证施治。天天喝苦药汤子，夫妻俩曾一度产生动摇。在他的鼓励下，坚持不懈服药6个月，女方有喜了！1994年，生下一对“龙凤胎”，夫妻俩感恩不尽，给儿子取名欢欢，女儿取名笑笑。夫妻俩把他当作恩人和亲人，不断报告孩子的成长喜讯：欢欢在航模比赛中获全市第四名；笑笑爱唱歌，已达到小学声乐最高级9级；他们已经小学毕业考上中学了。
其二、农家三姐妹
1998年本市静海县一对农家夫妇向他求医，他查明病因为男方精子数量少、成活率低，经辨证施治，妻子怀孕，喜得儿子。她的姐姐婚后多年没有孩子，看到妹妹有了儿子，十分羡慕，也来求助“送子观音”，经诊断为男方精子数量少，坚持服药治疗半年，大姐身怀有孕，2000年生下一个大胖小子！小妹婚后一直没有身孕，两个姐姐劝她别再等了，赶紧去看曹大夫，他查明为男方精子不液化，经辨证施治，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王氏三姐妹先后喜得儿子和千金，在当地传为佳话。
其三、坦诚相告
1990年，一对患不育症的李姓亲兄弟从河南赶到天津求医，经检查发现：哥哥左侧睾丸萎缩，只有花生米大小，右侧睾丸基本发育正常；弟弟左侧阴囊是空的，右侧睾丸只有黄豆大小。原来，兄弟俩小时候得过腮腺炎，引起睾丸炎，致使睾丸萎缩变小。他坦诚地告诉弟弟，你再也不要瞎跑了，你的病情谁也治不了，没有种子哪能长出庄稼？千万别再瞎跑了，免得花冤枉钱。他对哥哥说，你右侧睾丸还有恢复生精的希望，可以吃药治一治看。听完他的话，兄弟俩感动得哭了。哥哥说，俺们跑了这么多地方，没有人说句透亮话，都是看完化验单就开药，只知道让我们一个劲儿地掏钱。这回，俺们就是死也死个明白了。后来，哥哥经他治疗，妻子怀孕，生了一个男孩。弟弟回乡后抱养了一个孩子。兄弟俩把他当作恩人。
对患者的坦诚源于真心和真情，源于他对患者的感恩之情。
他说，中医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很强的科学。从医学史的角度看，是先有患者，后有医生。离开患者，医生就失去了价值。从事男科医学二十多年，经我治疗的患者数以万计，是他们各具形态的疾病使我增长了见识，是他们用药后的病情变化，印证或修正着我的科研理论，是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促使我思考、钻研、提高。表面看，是我为患者咨询、答疑、治疗，实质上是患者为我提供了大量的病例和研究课题，没有这些，我的医术就无从提高，疗效也无法得到验证，中医男科事业也无法持续发展。所以，患者是上帝，我对上帝怀着深深的感恩之心，如果没有这些患者，如果没有我对这些患者或成功、或失败的治疗经验，哪里还有我曹开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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