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益面前，道德、良心都代替不了监督和制约。一个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的社会，必然是蠹虫的天堂。基于民主、法治的一种长效的制度建设，才是预防与惩治腐败犯罪的正确途径
吴丹红
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可谓是“八面玲珑、四面逢源”，韦小宝的生存哲学也被后世尊奉为“超级厚黑学”，流传于坊间和官场。
当然，《鹿鼎记》采取的是文学夸张、怪诞的手法，其中情节不能细究。但小说对于官场生存法则以及人性的描写，的确是入木三分。金庸谈到韦小宝时说过，“在某一个社会中，如果贪污、作弊、行骗、犯法的结果比洁身自爱更有利，应当改造的是这个社会和制度。小说中如果描写这样的故事，谴责的也主要是社会与制度，就像《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一样”。
因此，我们与其把它看作是对腐败的推崇，不如说是对当时黑暗制度的反讽，以及对现代社会的警示。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觉到韦小宝阴魂不散。据报道，安徽省宣城市委原副书记杨枫一共养过7个情妇，并且由“首席情妇”邹某把她们组成敛财团队，掩人耳目，大肆贪污。最后东窗事发，以受贿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这位贪官难道不像得到韦小宝的衣钵真传么？
根据2007年9月3日中新社的报道，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位，平均每年3位，而这些巨贪的“落马”都大多与色、赌、洗钱三大基本方式有关，与地产商“权钱交易”以及“权色交易”最为突出。这些巨贪中，有近9成(14位)包养情妇，有的甚至包养多位情妇，如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而被执行死刑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居然弃自己工作而不顾，特意飞赴羊城寻花问柳；更有甚者，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不仅长年包养情妇，而且与情妇生养子女，犯下重婚罪。据了解，这些贪官大多如韦小宝一样出身寒微，走上领导岗位后因为权倾一方，缺少监督，最终走上犯罪道路。他们有的将违法所得送给或者挥霍在情人身上，有的干脆将情妇当作“交通站”和“中转库”，借情妇之手为惯用的敛财手段，演绎了一幕幕利用职权换色、买色、养色的丑剧。他们甚至连韦小宝所具有的良知也泯灭了，目无法纪、瞒上欺下、因为受贿、徇私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
韦小宝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自小在妓院中长大，而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他不识字，没有读过孔孟之道；他更是没有学过法律，不知道大清律对于贪污犯罪的处罚规范，所以金庸说他其实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但是，现代的贪官污吏们，都是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接受过最为严格的纪律教育。不幸被阿克顿勋爵言中的是，“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在利益面前，道德和良心都代替不了监督和制约。一个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的社会，必然是蠹虫的天堂。
所以，现代社会的反腐，要依靠人民民主、舆论自由、权力监督，依靠政务公开、司法独立、完善法制，更重要的是以“法治”来取代“人治”。基于民主、法治的一种长效的制度建设，才是预防与惩治腐败犯罪的正确途径。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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