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来只见“小偷”怕警察，有谁见到“小偷”告警察？奇事发生在杭州。
因在公交车站涉嫌扒窃并当场被抓，杭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对市民章某作出了拘留十五日的处罚，章某不服将公安机关告上了法院。9月6日，法院一审判决，维持被告方杭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新华网9月7日）。
据了解，章某曾因诈骗罪、非法侵入住宅罪被判处刑罚，后又两次偷窃自行车被处罚。今年6月10晚，章某又因在公交车站涉嫌偷窃手机被反扒队员当场抓获。次日，警方给予其拘留15日的行政处罚。7月16日，章某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撤销该处罚决定。双方争议焦点是，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事实认定是否清楚。
对于争议的具体内容，以及章某会不会再次上诉，笔者倒并不感兴趣。笔者感兴趣的是，一个有前科的公民，在感觉到自己权益受到损害时，竟然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这无疑是法治的一大进步。而警方负责人应诉，并和原告“面对面”辩论，这同样是法治的进步。
从民告官，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传统的官民，存在着地位的严重不平等。对于自身权益的损害，民大多采取妥协、认命的态度。即使有不甘心者，也大多“曲线救已”，或举报，或上访，很少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把官把政府告上法庭。
如果说，“民告官”证明了法治向前跨出一步的话。那么后期，行政首长的到庭应诉，以及相关文件要求行政首长必须到庭应诉，则体现出了法治的真正进步。民敢于告官，是因为民认识到法的重要性；是因为民知道，法律才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最有效武器。而官上庭应诉，无论胜诉与败诉，都增强了自己依法行政意识，并利于“摆正自己的位置”，促进了社会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次次“民告官”以及其他社会新生现象，共同推动了中国法治化的进程。
在今天，民告官已经不是新闻；然而，“小偷”告警察，还是新闻。这是因为双方地位的悬殊性，身份的差异性。应该看到，“小偷”告警察，行政首长到庭应诉，更充分证明了中国法治化的进步，这一案件有理由记入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史册；应该相信，终有一天，“小偷”告警察不再是新闻。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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