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体育教师

　　“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朝被迫割地赔款……水兵张伯苓死里逃生，痛定思痛，募捐办学，决心教育救国，创办南开救国，就是要培养有科学知识，有强壮体魄的人材，富国强兵！”

　　这是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9月，重庆南开中学体育部主任郗文星老师给我们初一新生上体育课前的讲话，情真意切，使我没齿难忘。与此同时，教育家张伯苓领导的中华全国体育促进会首次提出“邀请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

　　老校长张伯苓十分重视体育，是我国早期提倡和组织奥林匹克运动的第一人。1907年他就公开提出“我国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代表队。”他领导创建的中华全国体育促进会于1931年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员。他还选派我国短跑运动员刘长春首次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往事悠悠，在北京奥运会即将来临的时刻，不由得想起南开学校体育老师对青少年学子的教育培养。

　　我6岁那年“七七”卢沟桥事变，随父母从北平逃难去南方，患过肺病、伤寒。考入重庆南开中学时，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最担心因体育不及格而被“默退”。南开教育德智体并重。功课不及格的还可以补考或留级，而体育不及格者必定“默退”（不挂牌的开除）。此做法是否偏颇，可留给教育家去研究。但在我这个白发学生的记忆里，母校如此重视体育，的确使我终身受益。

　　重庆南开中学两千多学生全部住校。清晨6点起床，10分钟整理内务；10分钟洗漱；20分钟早操，由郗文星老师带领我们在大操场做操，他是全校同学每天最早见面的老师；50分钟早自习；列队进食堂，10分钟早餐；8点上课。您算算，从起床到上第一节课，这120分钟里，只剩下20分钟“富余时间”，我们要往返于宿舍、盥洗室、操场、教室、食堂之间，校园很大，几乎都是一路小跑，吃饭时也没人说话。后来我参军10年，知道军营生活也不过如此。

　　南开有句术语“三点半”。每天上完6节课，下午3点半到5点半，学生全都被“轰”到操场上去“强迫运动”。调皮的男生像猴一样撒欢。文弱的女生想藏起来读书，郗主任就成了最忙碌的老师，马不停蹄地到处巡察指导。虽有体育教师协助，但要天天组织两千人的“篮排足垒，田径体操”运动，也要科学的施教方法呀。

　　张伯苓校长对日寇的侵华野心有深刻认识，于“七七”事变前就在重庆郊区沙坪坝购地800亩，新建南开中学，从天津及时迁校（南开大学则与北大、清华一同迁到昆明合办西南联大）。重庆南开中学拥有一个标准运动场，400米跑道环绕着足球场，跳高、跳远设备齐全，可以举办正式运动会。另有一个大足球场，上体育课时，这两个足球场可分作4个小足球场，也可作为垒球场使用。篮、排球场更多，还有风雨操场，可进行体操运动。郗文星主任领导的体育部，每天都要准备好几十份篮排足垒球，包括垒球棒、手套等大量体育用品，供各班学生按时领取。

　　体育也要考试，按班级、男女，田径项目各有及格分数线。我初一的成绩是勉强及格，到了高二的百米成绩达到12.2秒，跳高1.52米，跳远5.66米，相当不错了。南开每年校庆都要举办3天运动会，邀请家长、校友，十分隆重。郗文星老师任总指挥，学生社团承担服务工作，一如今天的志愿者，有个“野猿队”很出名，也很能干。我还记得，高二女生齐春子百米成绩11.5秒，高三男生贺家驹46秒跑完400米。这或许是当年国内的上好成绩呢。南开中学与重庆大学赛足球，互有胜负；与援华美军打垒球，还是胜利者。上个世纪之初，“南开五虎”就曾经荣获东亚运动会的篮球冠军。郗文星老师告诉我们，张伯苓校长早就说过：必须除掉“东亚病夫”之骂名，咱中国人也要夺取奥林匹克奖牌！

　　在南开校园的5年正规生活，接受郗文星老师们严格的体育训练，包括那可爱的“三点半”，使我和弟弟都长成了一米八的大个子。在校时我就敢横渡嘉陵江；参军后，无论在湘西剿匪，还是抗美援朝战斗中，强健的体魄就是革命的本钱，“一口炒面一把雪”不在话下，还立了4次战功。

　　1984年校庆，一千多位校友从全国各地和海外回到重庆南开，祝贺母校八十大寿。在熟悉的大礼堂，我们这些花白头发的科学家、艺术家、教授、部长，把郗文星老师拥上主席台，像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地给老师三鞠躬，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给老师唱歌，唱老师当年教给我们的歌，直唱得热泪盈眶。

　　南开体育百年，万千学子蒙恩受惠。参军离校50周年后的校庆，我们百余名志愿军老兵又回来参加母校的运动会，眼前呈现的却是更多的体育教师，辛勤培育青少年的园丁，是北京奥运会的盛况，更高、更快、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