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有外遇我最终忍辱退出

　　口述：丈夫有外遇我最终忍辱退出

　　同病相怜，草率进围城

　　上世纪70年代我出生于辽宁某山区小镇，在农村长大的我深知不学无术的艰辛。初中毕业后，我进入家乡某培训中心学习厨艺并考取了相应的厨师资格证书。

后来我还掌握了驾车技术，考取了小车及货车驾驶执照。在当时很多人眼里，我是个很了不起的女性。然而在婚姻路上，我却一直与辛酸和泪水相伴。

　　2000年初，与前夫一段短暂的婚姻宣告失败后，我独自背起行囊到某建筑工地从事驾驶货车运载材料的职业。自信美丽及勤快能干的我很快成了工地上的焦点人物，很多男工人在下班之后有事没事的总喜欢找我聊天，我觉察出他们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与我处对象，他们中有建筑工程师、包工头、一般工人等，其中不乏优秀之人。当时的我想到自己刚刚在婚姻路上重重地摔了一跤，应该慎之又慎地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切勿再经历失败的婚姻，因此，我对男工人的热情表现非常冷淡。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渴望有一个能让我依靠的男人为我排忧解难、遮风挡雨。

　　在工地上干了两个多月后，外表稳重大方的王亮走进了我的生活，他来自梅州兴宁，在工地上从事预算、出纳等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经常碰面。从他口中我得知：他的妻子已过世，他一个人既当爹又做娘地拉扯着两个儿子及一个女儿，现在女儿已外出打工，两个儿子仍在念初中。我深感与他同是天涯沦落人，于是惺惺相惜，很快拍起拖来，彼此的关系迅速明朗化，我们常常利用闲暇时间到工地附近的田间小道散步、聊天。虽然我们没有同居，但在很多人眼里，我们俨然是一对准夫妻。

　　2001年春节，我随王亮回到他兴宁的家。虽然他的住房就几间低矮破旧的瓦房，但当时的我认为：只要两人真心相爱、同甘共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心甘情愿，为家庭劳累

　　初进王家，一家人都对我尊重、热情有加。王亮深知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对我总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三个孩子虽然一时半会转不过弯来叫我妈妈，但都能礼貌地称呼我阿姨，这对于特别容易满足的我而言，已经满心欢喜了。春节过后，我和王亮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2001年3月，在王亮一个亲戚的帮助下，我顺利进入兴宁一家酒店当面点师傅，王亮仍旧在建筑工地搞预算、出纳工作。生活虽然忙碌而清苦，但我们都觉得无比的充实与快乐，毕竟我们是在为美好的将来而努力着。

　　随着两个儿子升上高中，学习费用随之增大。眼看夫妻俩每月的工资除去儿子的开销外，所剩无几，家庭生活捉襟见肘。当时，我的公公、婆婆在台湾居住，我和王亮经过一番商量后决定：我到台湾去做工，毕竟我所掌握的厨艺在台湾较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在台湾做工工资会相对高一些，王亮则留在家里照顾小孩。说干就干，在公公、婆婆的打点下，我很快在台湾找到一份厨师的工作，虽然远离丈夫，可想到我能挣到比以前高出好几倍的工资，能让家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这短暂的分离又算得了什么，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每月领到工资后，除去自己的日常开支，剩下的我总是第一时间寄回家里。在同一酒店工作的姐妹得知后，都说我是傻子：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为何不留下一部分作私房钱呢？我却认为，我既然嫁王亮为妻，他的家就是我的家，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应该和他并肩创造幸福生活，共同收入，共同支出。

　　2004年6月，大儿子如愿考上重点大学，当他在电话里欢天喜地地把喜讯告诉我时，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自己的辛苦终究没有白费。随后，王亮告诉我说家里的钱已不够支付儿子第一学期的费用，要我想办法尽快凑足5000元寄回来以解燃眉之急。放下电话，我马上向要好的同事阿丽借来3000元，再加上我手头仅剩的2000元一并寄了回去。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更加卖力地工作，以求工作更出色能得到老板的加薪，同时也更加省吃俭用了。我心想：现在辛苦一点无所谓，四年过后儿子大学毕业，苦日子也就熬到了头，到时候再与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丈夫出轨，竭力挽救婚姻

　　2004年10月的一天，王亮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他在家里整天无事可干，倍觉度日如年，不过昨晚买中了“六合彩”，赚了四百多元。听罢，我非常生气，当即劝他说玩六合彩都不会有好结果的，绝不能深陷其中，应该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可王亮却说：“现在家乡有哪个人不玩六合彩的，有些人还因此赚来房子、轿车呢，我只是偶尔买一两注，试试运气而已。”挂掉电话，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我不在他身边，孩子也不在他身边，王亮一个人在家难免寂寞、空虚，这样下去，他极有可能会做出糊涂事来，我应该尽快结束在台湾的打工生活回到他身边去，给他关怀、给他抚慰。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改变过去为节省电话费半个月才跟王亮通话一次的做法，三天两头就给他打电话，虽然都只是三言两语的问候，但这至少让我感觉彼此心灵还是相通的。

　　2005年五一假期，酒店里让我放假一天，公公、婆婆要我回去吃饭，午饭过后，我无意中从两个亲戚的窃窃私语中听到：王亮上个月中旬的一天到兴宁某发廊剪发时与发廊妹进行了肮脏的“交易”，恰好被当地的扫黄人员逮了个正着，王亮因此被处以罚款。听罢，我如晴天霹雳，顿时瘫坐在椅子上，在心底发了疯似地喊“不可能、不可能！”我急急离开公公、婆婆家。回到住处，打电话质问王亮事情的真假，王亮矢口否认，口口声声说这纯属是无中生有。无奈，我只好作罢。是夜，我辗转难眠：无风不起浪呀，究竟谁言是真谁言是假，我在苦苦思索，却又无法做出个判断来。第二天一大早，我试着又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王亮见我紧追不放，便支支吾吾地说出：“那天，我到发廊剪发时，自己也搞不清楚是发廊妹的有意挑逗还是为什么，糊糊涂涂地就犯下了荒唐事。”最后，王亮一再恳求我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原谅他。面对王亮的自白与恳求，我脑海里一片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任眼泪在心底奔流。

　　当天上午，我到酒店辞了工，匆匆收拾行囊登上归家的列车，凝视着窗外渐行渐远的高楼大厦，泪水又模糊了视线。

　　久别相见，王亮一脸的平淡，没有丝毫的喜悦。回到家后的第三天，我便到当地银行把自己的所有积蓄取了出来，用于重新装修房屋，并把剩余的钱购置了新家具和一些家用电器。这样，整个家旧貌换新颜，亮堂起来。左邻右舍见了，纷纷夸王亮命好，娶了个既能干又爱家的妻子。王亮闻言不动声色，对我却体贴了许多，也勤快起来，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活，把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栽起花来。王亮愿意好好过日子，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万般无奈，忍辱黯然退出

　　房屋装修好后，我到兴城重新找了份厨师的工作。白天，我上班，王亮在家里打理家务，我们商量着供大儿子读大学，平平安安过日子。然而，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句话一点都不假。我上班不到两个月，王亮又开始频繁出入兴城某发廊，与发廊妹纠缠不清，甚至还趁我不在家时把发廊妹带回家里鬼混。任凭我三番五次、苦口婆心的劝说，王亮都抛之脑后，毫无回头之意。想到自己远离父母、远离兄弟姐妹，真心实意千里迢迢地跟王亮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王亮却做出如此对不起我的事情来，我不禁悲从中来，可又毫无办法，只能默默告诉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总有一天王亮会回心转意的。

　　2005年11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上班，邻居何叔打电话来告诉我说王亮出事了，要我迅速回家。我想：王亮无非又是被扫黄人员抓住了，我才不理他这等丑事呢。下班后回到家方知：下午四点多，王亮又把发廊妹带回家来，可能是发廊妹与其丈夫早有预谋，正当王亮与发廊妹缠绵时，发廊妹的丈夫突然出现，要求王亮拿出5000元来做“赔偿”，否则他就要告他们通奸。囊中羞涩的王亮只好厚着脸皮叫何叔打电话来向我求助，面对仍在僵持着的三个人，我不得不拿出积蓄和刚刚领到的工资，凑足5000元，了结了此事。

　　事到如今，我已心凉透顶，不想再听这个自己为之交付了全部身心的男人的任何解释、哀求，他说的一切都是谎言。以前，我对王亮一忍再忍，可现在已忍无可忍了。事发后第二天，我向王亮提出离婚，我什么都不想要，只要求他把我以前在台湾打工时寄回来的钱分一半给我。令我始料不及的是，王亮竟厚颜无耻地说道：“那钱早已被我花得分文不剩了，何况，那钱我还不知你是用哪种方式挣来的，干净不干净。”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感觉天昏地暗，站不稳脚步，仿佛中，我听到自己心里滴血的声音。两天之后，王亮召回三个儿女，这几个我视同亲生儿女的孩子，在得知事情的经过后，竟伙同他们的父亲催促我，要我马上滚出这个家门。

　　离婚，我并不觉得可怕，可怕的是这四个我曾经视为至亲，并心甘情愿为之劳心劳力的人的冷漠与绝情。我平静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带着几套衣服离开了王家。没有想到，自己在婚姻路上绕了一圈，仍旧是以悲剧收场，真叫人悲痛欲绝。然而，生活还是要继续，我重新振作起精神悄然来到广州，我希望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从头开始，过得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