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震岳：“躲在角落也可以愤怒”

　　专访张震岳

　　“躲在角落也可以愤怒”

　　张震岳说自己代表着他那个时代台湾年轻人的愤怒。与愤怒一脉相承的，是他对音乐的看法。他告诉《外滩画报》：“摇滚在我眼里不仅仅是音乐，还是一种反叛的精神。”但从愤怒少年到现在的愤怒青年，张震岳体会到了太多的无奈。现在，他认为人生要寻找的终极目标不是其他，“是快乐而已”。

　　文/ 刘牧洋 　图/小武

　　张震岳的脾气够坏，爆粗口，在舞台上动作夸张。他的歌都是口语化，像一本本的日记，大多是不满，对政治不满，对生活不满。

　　几年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对被泥石流冲毁家园的原住民发表“移民论”和“矮黑人论”，招来原住民的张震岳不满，他直接在博客上大骂“副总统”是“肖查某”（疯女人）。

　　这个总是在蹦来跳去并摆出一副敌对模样的小子成为“台湾愤怒青年”的代表。提到这，他笑了起来，连连摇头：“我不算，罗大佑才是。”

　　1974年出生的张震岳，按台湾的算法，是“六年级生”，没受过太多苦，属于“丰衣足食”的一代人。不像罗大佑时期的音乐人，他说他的愤怒更多是一种感觉上的反叛，甚至听到那些歌颂美好的歌曲他就会觉得轻视，“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好？”

　　他说自己代表着他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愤怒，“来自正义感，不是无凭无据的。我不明白台湾政客为什么把时间花在吵闹上，而不去解决问题。”

　　时间改变了愤怒的方式。张震岳从愤怒少年成长为愤怒青年，《爱之初体验》时期为了寻找创作灵感而故意挑衅的时刻已经过去。他不再用简单的发泄来演绎内心情感，“现在碰到事情比较无奈。有些事情你知道无法改变。年轻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能量改变世界，现在我只要求传播点快乐出去。”接受采访的时候是晚上，张震岳坚持戴着一副墨镜，这个举动让他看起来少了几分愤怒，冷峻了许多。9月15日，张震岳在上海ark酒吧为新专辑《思念是一种病》演出，他说现在要唱给长大了的愤怒少年们听。

　　B=外滩画报

　　Z=张震岳

　　“我比台湾的政客好很多”

　　B：你为什么永远摆出一副张扬和愤怒的姿态？

　　Z：生活中我是比较低调的，但躲在角落里也可以愤怒，那是我情绪的一部分。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让大家了解这世界不仅仅有快乐，还有愤怒。

　　B：新专辑多半是慢歌，是不是意味你的心态开始平缓？

　　Z：有一点。这几年快歌慢歌都写了很多，只是这张专辑只收录了中慢版的歌曲。现在我要大家听我的音乐时感到舒服、温暖、没有压力。

　　B：你都是自己写歌词，十分口语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创作方式？

　　Z：现在台湾很流行方文山那种写法，他们有他们的好处。我认为唱歌就和说话一样。这张专辑更明显，回音部分制作得让听者觉得我的声音就在耳边。没有附加的音效，都很自然，自然到会有一点瑕疵，可是我很喜欢真实的感觉。再配上口语化的歌词，让人觉得就像一个好朋友在和他说话。我以前的歌曲也是一样，因为我觉得口语的东西很容易打动听者的心。

　　B：台湾的父母会不会担心子女听你的歌被教坏？

　　Z：不会。我只是在写年轻人想要说的话。年轻人身上一定有反抗的部分。

　　B：你觉得自己为什么受年轻人喜爱？

　　Z：七八年前，我的歌迷大多是青少年，现在我已经慢慢脱离那个族群。我创作出的东西也在逐渐成熟。以前一直听我歌的人可能听这张新专辑觉得改变很大，也许以后不再听我的歌。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我不能只为了一部分歌迷一直写以前的东西，那些可能已落后于时代潮流。做音乐应该一直往前走，不断改变才有新意，我才不会心虚。也许以前听我歌的人不再听了，但一定会有新的人认识我的音乐。

　　“我想写一个充满青春、热血、希望、快乐的剧本”

　　B：从写给愤怒的少年听到写给愤怒的青年，以后再写给愤怒的中年听，这是你创作上潜在的改变吗？

　　Z：是这样的。写歌是为了记录我的生活，听我的歌就大概知道我的生活和心情。说一路听我歌的人也是在成长的，有时我和他们一起成长，一起到达同样的阶段。社会上面的人想要听些什么，我会去观察总结，写出和一直听我音乐的人有共鸣的歌。

　　B：还像以前那么容易愤怒吗？

　　Z：方式不一样了。我很不喜欢看电视，一看电视就容易愤怒。我的愤怒是正义感，不是无凭无据的。就像刚才提到的台湾政客，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每天都花时间吵闹而不去解决问题。

　　B：除了音乐，还希望怎么表现？

　　Z：已经开始觉得音乐容不下我的想法。周杰伦都当导演了，但我不想当导演，我想写剧本。因为文字才是我最擅长的。我想写一个充满青春、热血、希望、快乐的剧本，其实我写的东西一直都很诙谐，像《爱之初体验》就是这样的风格。现在我希望写一个快乐的故事，大家看了之后会从中有一些领悟，为周遭的人或者为你的生命变得更快乐。台湾已经够乱了，不能去创造些让人们觉得更糟的东西。我希望我的剧本是简单的，不需要花很多钱拍，但很好看。

　　“我的歌都是在揭人伤疤”

　　B：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台湾愤怒青年的代表人？

　　Z：在我这个时代的人中，我算是，但上一个时代，罗大佑才是。我们这一代是“丰衣”的，什么都有。好比在他们的年代要想买一把吉他可能要存三年的钱，现在就不会这样，什么都唾手可得。我的愤怒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事情。我的歌很少给别人希望，都是在揭人伤疤。有一些事情让人觉得不好，其实美好的事情很多。我是个不会逃避问题的人，听到那些歌颂美好的歌曲我就会觉得轻视，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好。

　　B：台湾年轻人的愤怒从何而来？

　　Z：台湾一些新乐队写的词都是类似于我躲在黑暗里面，心里如何苦闷徘徊。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到底在苦闷什么？仔细地体味会发现真的有苦闷和彷徨，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清楚自己要什么。罗大佑他们的目标就是想要一把吉他，达到目标会开心。现在什么都有，年轻人根本就没有目标。现在的孩子是能上网就可以了，他们不会关心政治。只有和我一样年纪的人才会比较关心政治。我觉得有愤怒是一件好事，会去反省一些东西，麻木的人是最可怜的。

　　“要为自己的生活创造冲突”

　　B：崔健是你的偶像。

　　Z：如果说罗大佑是最早那个年代的愤怒代言人的话，崔健就是罗大佑之后的代言人。20年前，他的歌中有很多隐喻。那个感觉很棒，有愤怒和抗争存在。他的唱法、编曲我都觉得很棒。

　　B：你最早的唱片公司是魔岩唱片，他们曾经推出过“魔岩三杰”，这是内地摇滚的代表人物，你对他们怎么看？

　　Z：我觉得他们在真实地生活。他们可以有万贯家财，可是却不选择那条路，这是我佩服的地方。他们至少都没有被名利收买。比如窦唯，前妻王菲过得很好，不愁吃穿，然后结婚生孩子。窦唯明明可以选择好的生活，最后却放火烧办公室。艺术家天生有这样的个性，他一定要为自己的生活创造冲突。

　　B：你选择了一种怎样的生活？

　　Z：我曾经有一段与之类似的时期，需要有刺激才能写出好的作品，生活安稳时就无法创作。窦唯的行为比较极端，但是他的精神我是佩服的。什么是摇滚，那才是真正的摇滚。摇滚在我眼里不仅仅是音乐，还是一种反叛的精神。摇滚产生时，猫王就很反叛，在他出道之前没有人像他那样唱歌。

　　B：以前碰到一些事情会用极端的方式把愤怒表现出来，现在呢？

　　Z：现在碰到事情无奈比较多，有些事情你看得久了就知道无法改变。靠一个人无法改变，不论小到自己的朋友圈子还是大至这个社会，到最后只能变成无奈地叹气。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有很多能量想要去创造，有很多的梦想，可是真的达成梦想的又有几个呢？慢慢的大家就开始按部就班，生活工作，到时间就结婚生孩子。这样的人生看起来很无趣，所以很多人都希望在这中间还能有一些小小的、可以实现的梦想；年轻时很大的梦想逐渐变小，小到只期望周六可以偷偷跑出去喝酒而不被太太骂。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最终要寻找的是什么？只是快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