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欣宇
自从师傅把一条皮尺搭在褚宏生的脖子上，他一挂就是七十几年。
每天早上10点半，这位90岁的老人，定会准时出现在上海长乐路上的翰艺旗袍店。瘦小精干的身材，纹丝不乱的银发，合身的绸子衬衫，一口吴侬软语，勾画出典型的上海裁缝形象。
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常腰板笔直地坐在一把木椅上一言不发，有时也耷拉着脑袋打个小盹。可只要有客人进门，他便条件反射般“噌”地站起来，笑呵呵地迎上前。
他的职责是“量尺”。他利索地把皮尺从自己脖子上拽下来，在顾客脖子上轻轻一绕，接口处，伸入食指留出些许空隙，又稍稍往外一滑。据说，这一绕一滑，即便略有差错，旗袍硬硬的高领也会让人受罪。
旗袍最讲究“可身”，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窄。做一件旗袍，需要量衣长、袖长、前腰节、后腰节等20多个尺寸，如遇体型特殊的客人，量的部位则更多。褚宏生眼不花，手不抖，皮尺在客人身上上下翻飞，不一会儿，整套数据全有了。他眯着眼睛，脑海里已勾画出成衣的模样。
这看似简单的一量，却是旗袍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褚宏生一辈子练就的手艺。要做到“手到眼到、眼到心到”，快速准确地弄清客人的尺寸和特征，绝非一日之功。
16岁那年，褚宏生被父母从苏州吴江老家送到上海学裁缝。通过熟人介绍，父母把他送到北京西路485号的“朱顺兴裁缝店”。裁缝店头号大师傅朱汉章，在上海滩极负盛名，做旗袍是他的绝活。
店里的学徒有几十个，从缝纫、绣工、盘扣到量体、打样，一路学下来，一般需要两年。当其他的徒弟开始动手干活时，师傅却仍然让褚宏生练手工。
“我不服气，气呼呼地去找师傅，”老裁缝慢悠悠地回忆，“师傅让我别心急，说以后我会比他们做得好。”
原来，师傅是看他聪明伶俐，人又长得清秀，要着力培养这个特殊的徒弟。又过了两年，褚宏生终于出师，老板派他负责给客人量尺寸。
因为这个特殊的“岗位”，褚宏生得以见到无数名人。还留在他记忆中的，有陈香梅、杜月笙、大将军粟裕等。而影星胡蝶，则是他眼中最美丽的女子。
那是60年前，一个盛夏的傍晚，褚宏生去胡蝶家里为她量身。那时的胡蝶正红极一时，刚刚当选影后。
“她穿着素净的淡蓝旗袍，没有化妆，脸上总带着笑，说话的声音很好听。”褚宏生说。胡蝶喜欢复古式的花边，心情好的时候还会自己设计。
褚宏生回忆，老上海裁缝店竞争激烈，各家都在细节上做文章。单一种抢针刺绣，就细分出3种针法。缠好一枚精美的盘扣，往往得花上3小时。时令、年龄不同，旗袍上搭配的盘扣也不同，春节配如意扣、凤尾扣，老太太做生日配寿字扣，年轻女人喜欢简单柔美的兰花扣、盘香扣。讲究的客人，会要求随着月份改变而更改旗袍上盘扣的花型，一年12变。就连如今看似朴素的裙摆滚边，在传统的技法里也要滚上三四道，极尽繁复。
“那时没有机器，全靠手工做。一件普通的旗袍最快也要做上一个星期。”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旗袍开始使用拉链，省去了手工做扣子的时间，制作时间大大加快。再后来，许多店铺开始用缝纫机给客人做旗袍，速度与以前更不能相比了。
但是，褚宏生却要求自己的徒弟们坚持手工制作。“机器踩出来的衣服硬梆梆的，体现不出女性柔美的气质”，老裁缝拿一件旗袍比划着，“人手才能缝出圆润的感觉。”
在他看来，旗袍是世上最美、最能体现女性特质的服装，而且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旗袍永远不会过时。可是，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爱美的上海小姐、太太们，纷纷穿上肥大的工装，来店里做旗袍的客人变得少而又少。
现在，翰艺店里的旗袍师傅都是褚宏生的徒弟，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年逾不惑，年长的则已到花甲。客人多是慕名来找褚宏生，其中名人不少。成龙的父亲是店里的常客，潘虹也很喜欢这里，还把陈道明介绍来……据说，影星巩俐的助手想为巩俐做一件旗袍，尽管只拿来巩俐的一张全身照片，单凭目测，老先生做的旗袍竟也完全合身。
虽然膝下早已儿孙成群，褚宏生却不愿回老家养老。因为这座城市和上海人穿的旗袍里，存着他人生美妙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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