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人与枪的如烟往事

　　本报记者 陈璐 见习记者 沈勇兵

　　【周末报报道】 “谁都羡慕香港电影《英雄本色》中小马哥那举手撩衣拔枪的流畅身手。现实生活中，随意把玩真正的枪械是一种奢望，很多人都幻想着有一个能和枪‘亲密接触’的地方……”

　　作为上海公安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这段讲解词中的开头语，早已被唐菲背得滚瓜烂熟。

　　上海公安博物馆坐落在上海市瑞金南路518号，馆内收藏了从晚清至今的公安题材藏品3000余件。而其中最有看头的就是它的装备馆，俗称“枪馆”。

　　238支长枪短枪，穿越历史的浮云，静静地在繁星一般的灯光下，默数前尘往事，欲言又止……

　　镇馆之宝：孙中山的佩枪

　　在上海，知道公安博物馆的人并不多。

　　唐菲是上海理工大学大三的学生，她利用暑假时间，来此义务实习。

　　“来这里参观的人主要是学生，但实际上我们这里非常有看头，特别是4楼的枪馆。”

　　唐菲并非自卖自夸，走进枪馆，在最醒目位置摆放着的两支手枪，就能够让人驻足不前了。

　　其中一支是西班牙制造的7.63毫米口径阿斯曲拉驳壳枪，俗称“快慢机”，枪身纹饰华丽，24K镀金，枪柄用深海贝壳镶嵌。

　　而它边上另一支比利时制造的6.35毫米口径勃朗宁手枪，则像一只丑小鸭，黑黑的枪身黯淡无光，小小的枪体远没有“快慢机”那么张扬。

　　这支勃朗宁手枪的主人，名叫孙中山。上海公安博物馆馆长汪志刚用“镇馆之宝”四个字来形容这支勃朗宁小手枪。

　　“它的枪身编号是464550，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们已经一致确定它为国家一级文物。”汪志刚的口气中带着自豪。

　　为什么这支不算起眼的小手枪，有着这么高的历史价值？完全是因为它和著名的“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息息相关。

　　1895年10月26日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脱险赴香港，转往美国檀香山。次年6月，他离开檀香山赴旧金山，3个月后乘船至英国利物浦，10月1日到达伦敦。

　　那时候，清政府正命令驻英公使馆“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死活不论”。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当街被清使馆工作人员“一左一右强行夹入使馆”，囚禁在使馆三楼一间窗户有铁栅的斗室里。

　　孙中山被囚后，第一个知道此消息的人是他的老师康德黎。

　　康德黎和孙中山相识于1887年，孙中山由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就读。入校后，他结识了该校创办人、英国医生康德黎，师生交往弥密，感情甚笃。

　　1892年7月，孙中山以优异成绩在该校毕业，康德黎亲自为孙中山颁发了毕业文凭。

　　孙中山到伦敦的次日，就去了康德黎的寓所。

　　康德黎得知孙中山被绑架后，非常焦急，连夜赶到警署，请他们出面干预此事。第二天，他又到驻英使馆交涉，遭到冷遇。

　　于是，康德黎驱车至泰晤士报馆，拟约见该报记者，揭露清使馆在英国非法囚禁孙中山一事；同时又雇了私人侦探，坐在离使馆大门不远的汽车里，注视着使馆的一举一动。过了不久，困坐囚室的孙中山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勉之，毋自馁！吾政府正为君尽力，不日即可见释。康德黎。”

　　这一夜，孙中山在囚室里安然而睡。

　　10月22日，英国媒体披露了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事件。消息传开，伦敦市民拥向清使馆，强烈抗议清政府的非法行径。清使馆在各方舆论压力下，被迫同意释放孙中山。

　　10月23日，孙中山恢复自由。事后，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康德黎遂赠孙中山勃朗宁枪一支。这种小手枪当时被人称为“小贝贝”，主要为政要人物用作自卫用枪。

　　1956年2月8日，已故国民党元老萧萱的子女将这支由他们父亲珍藏多年的手枪，交给了卢湾区公安分局。

　　汪志刚告诉记者：“据户籍资料记载，萧萱，又名纫秋、韧秋、任秋，出生于1885年，1955年病故，湖北均县人。他是老同盟会员，当过孙中山的秘书，1930年曾任湖北省政府秘书长。上海解放后，萧萱经柳亚子先生介绍，被聘为上海市文管会特约顾问。卢湾区公安分局的档案这样写道：‘1956年2月8日，萧萱子女将其父留下的两支勃朗宁手枪以及108发子弹上交，并说其中一支是孙中山先生使用过的。’”

　　哪一支是孙中山生前佩枪呢？“我们派人走访了当年经办这件事的老公安，又查阅了枪支档案，发现卢湾区公安分局出具给萧家上交枪支的收据中记录着枪号，一支为327702，另一支是464550，还找到了萧萱生前亲笔在‘中华革命党本部用笺’上写的说明：‘此四寸第464550号小勃朗宁手枪系本党总理亲自衣袋中取出授余者……’”

　　原来，1912年沪军都督、国民党人陈其美遇刺后，萧萱立刻从萨坡赛路(今淡水路)赶到环龙路(今南昌路)向孙中山通报。孙中山闻讯，急欲赶去看望，被人劝阻。孙中山说：“贼欲甘心者为英士(陈其美字英士)，英士已不幸，凶人必鸟兽散，吾何畏乎？”说罢，从衣袋里取出勃朗宁手枪交给萧萱，让萧萱持以自卫。

　　事后，萧萱将手枪归还时，孙中山说：“留给你作纪念吧。”

　　一代伟人的遗物，如今悄然隐身沪上的这家鲜有人至的博物馆。

　　黄金荣的“旱烟袋”与杜月笙的“水果刀”

　　在上海公安博物馆里，除了“镇馆之宝”外，还有两支特殊的枪。它们分别属于旧社会的“海上闻人”黄金荣和杜月笙。因其身份特殊，这两支枪并没有被陈列在该馆名人用枪展柜中，而是放于特殊枪支展柜内。

　　杜月笙的手枪外形极像小刀。相传他是卖水果出身，削得一手好梨，直到成为“海上闻人”，那把削梨小刀也从不离身。但外人很少知道，那把“水果刀”其实可以射出子弹！

　　汪志刚说：“这支6.35毫米口径的特殊手枪，由瑞士制造，可以填装一发子弹，击发后还能重新装弹。在两米之内，它绝对具有置人于死地的杀伤力。这支枪的阴毒之处，就是可以利用削水果的动作麻痹对方，伤人于无形。”

　　黄金荣的那支枪，则是一支由比利时制造、可折叠的6.35毫米口径李若佛转轮手枪。因其枪柄用24K黄金制成，折叠起来后只有鸡蛋那么大，所以又称“三寸金枪”。

　　这支“三寸金枪”小小的弹仓内可以填装6发子弹。上海枪械专家钱柏椿见过的枪支有成千上万，但像这样精巧的手枪惟此一支。

　　这支手枪还有一个棕色的小皮套，样子就像北方人常用的旱烟袋。当初，黄金荣带着他那些徒子徒孙们出入各种体面场合，看似手无寸铁，其实又有谁知道他的腰带上竟悬着一件致命武器呢？

　　如今，“三寸金枪”和“水果刀枪”陈列在同一个展柜，彼此相隔不到50厘米。事实上，它们的主人也曾在上海滩彼此依靠、恣肆横行。

　　在旧上海的“流氓大亨”中排名第一的，当推黄金荣。

　　黄金荣祖籍浙江余姚，6岁时跟父亲来到上海。1890年，法租界巡捕房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黄金荣被录用，成为法租界捕房的三等华捕。他网罗了一批流氓混混给自己跑腿提供情报，破案多多，遂被一路提升，从探目到领班，由领班又升为督察。最后，巡捕房破例将他提拔为惟一的一个华人督察长。

　　至于杜月笙，在14岁的时候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天天与当地的流氓鬼混，因嗜赌成性，不久便被水果行开除。为了在上海滩立足，他拜在青帮“通”字辈流氓头子陈世昌门下，又通过陈世昌的关系，进出黄金荣公馆。

　　当时，黄金荣的夫人是林桂生，人称桂生姐。她虽然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却精明能干，是黄金荣的得力助手。杜月笙对此心知肚明，处处找机会讨桂生姐的欢心。

　　有一次，桂生姐得了一场大病，杜月笙在旁尽心照顾。病愈后，桂生姐对杜月笙另眼相看，常在黄金荣面前夸奖杜月笙。随后，杜月笙又干了几件让桂生姐和黄金荣赞赏的事，渐渐地，他成了桂生姐的心腹，并参与了黄金荣最秘密的生意——走私鸦片。

　　1925年7月，黄金荣和杜月笙联合另外一个流氓头子张啸林，成立了主要做鸦片走私生意的三鑫公司。杜月笙担任三鑫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同年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地位逐渐与黄金荣、张啸林并列，成为上海滩上显赫一时的“流氓大亨”。

　　“旱烟袋”与“水果刀”，外表炫目而心藏狡诈，折射出它们主人的行事和心迹。历史，往往有如此的巧合。

　　发生在上世纪的一段灰色往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孙中山“镇馆之宝”的旁边，还有3支枪和它们的主人一样惹人瞩目。

　　它们分别是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在1950年使用过的双管猎枪，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1951年使用的黑色柯尔特手枪，以及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又名：扬帆)1950年使用过的手柄上镶玉的勃朗宁手枪。

　　用汪志刚的话说：“他们曾经是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他们用过的枪也就归入名人与枪的展柜。”

　　潘汉年和杨帆的枪并排放着，它们是如此宁静，却又充满了悲伤。

　　这是一段发生在新中国的灰色的往事。

　　1943年，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青年学子凌颂强(即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怀着抗战救国的赤子之心投奔到了延安，正赶上“整风运动”(康生在此期间又搞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凌颂强坦陈，自己是由当年戏剧专科学校的老师石蕴华介绍加入“救国会”，从而与共产党人接近。 凌颂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坦白将老师石蕴华——即当时已担任新四军三师保卫部长的杨帆也牵进了被“抢救”的行列。

　　戏剧专科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张道藩——大名鼎鼎的国民党“CC”派健将，这所学校与国民党有瓜葛，而杨帆竟在这所学校当过半年老师。康生如获至宝，即刻密电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下令将杨帆逮捕审查。

　　当时审问杨帆的正是潘汉年。凭多年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和直觉，潘汉年认为杨帆的党性与人品是可靠的。同时，他进行深入具体的调查取证。在获得了杨帆无内奸特务嫌疑的确凿证据后，潘汉年立即向华中局和延安汇报，澄清事实。此时，延安方面也正在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存在的过火问题，凌颂强已得解脱，被关押了10个月的杨帆也终于重见光明。潘、杨两人在这短暂的戏剧性的初逢之后，又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抗战胜利后，原先由潘汉年任部长的华中局情报部调整为华中局联络部，由杨帆任部长。

　　1949年5月，潘汉年、杨帆又相逢在奔赴即将解放的上海途中——华东局和三野领导机关所在地江苏丹阳。先期到达丹阳的杨帆，作为华东局情报部长和未来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到车站迎接潘汉年一行时，着实令潘汉年又惊又喜。随即，他们被一同派往上海，共同担任建设和保卫新上海的工作。潘汉年成了杨帆最直接的领导人。

　　在5年多的共事中，他们配合默契、捷报频传。国民党自上海溃退时，潜伏下一大批特务，又在上海解放后派来了一些老奸巨滑的特工。有着丰富的隐蔽战线斗争经验、又熟悉上海情况的杨帆，在潘汉年这位老资格的情报工作者的直接领导下，精心策划了一场又一场反特战役，侦破了一个又一个敌电台，及时阻止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暗杀、破坏计划。

　　然而，正当潘、杨两人为能并肩战斗而感到欣慰与兴奋时，灾难却几乎同时降临到他们头上。

　　1954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因饶漱石曾任华东局书记，分管华东与上海市的公安工作，于是审查饶漱石时便涉及到杨帆和潘汉年。一些捕风捉影的人认定潘汉年、杨帆与饶漱石有秘密联系，开始将矛头指向潘、杨二人。

　　1955年3月15日，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主持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落成仪式，当晚乘车去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他万万想不到，这次北京之行，拉开了他人生悲剧的序幕。

　　会上，一些曾受高、饶影响，或与高、饶有过瓜葛的人先后做了自我批评和交代。在会上印发的材料中，有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潘汉年看了材料后，触发了长期埋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潘汉年被李士群(原先也是共产党员，曾任周恩来的警卫员，后来被捕叛变，成为汪伪特工头目，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魔窟就是由他一手操控的)挟持去会见了汪精卫。事后，他回到淮南根据地，没有及时向组织报告，而是将此事埋在了心底。

　　1955年4月2日，经过反复考虑，潘汉年终于向一同参加会议的陈毅详细汇报了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具体细节，和自己长时间未向组织说明的原因，并将一份自我检讨材料交给陈毅，请他转呈中央。

　　当天，陈毅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潘汉年交待的事，并交上潘汉年写的材料。毛泽东阅后，提笔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

　　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公安部长罗瑞卿宣布实行逮捕审查。

　　就在潘汉年被捕之前，杨帆也被关押了起来，罪名是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投诚自首人员上有重大问题。

　　配发给他们的手枪，被收缴到上海市公安局。

　　在后人撰述的中共党史上，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被称为“建国后第一起‘反革命’特大冤案”。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还对潘汉年作了“定性”结论：“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

　　潘汉年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度过了22年后，于1977年4月14日戴着“无期徒刑”的帽子病故。

　　……1980年4月，被关押了24年、刚从牢狱中解脱出来的杨帆终于听到了平反的消息。又过了两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历史的阴霾终于散去。眼前这两支并排放置的枪也在射灯的照射之下，渐渐明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