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解禁背后的曲折

　　麻将解禁背后的曲折

　　本报记者 周益

　　【周末报报道】“我麻将打得不好。”张普生一边翻着自己参与编写的《中国麻将竞赛规则》，一边笑着向记者解释，“典型的理论高于实践。”

　　张普生是安徽省老年体育协会的秘书长，已退休多年。

他虽然职位不高，但却将一个可能是最具广泛群众基础的体育活动——麻将，推动成为国家竞技项目。

　　即使在今天，麻将依然经常和腐败、腐朽的事例联系在一起，时不时会成为媒体抨击的焦点。而稍微年长的人应该也记得，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打麻将都不能光明正大，因为被公安机关抓到就是以赌博论处，轻则开除公职、重则判刑，连买卖麻将牌都得要偷偷摸摸。天一黑，满大街的“小脚侦缉队”(街道治保分子)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神出鬼没，群防群控……

　　而这个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突然就改变了，各地陆续出现正式的麻将比赛，到1998年麻将更是进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张普生在其中又做了什么关键性的事情呢？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个年近古稀的老人。

　　老干部想打麻将

　　8月10日，记者第一次打通张普生的电话时，他在电话那头说，最近一段时间异常忙碌。

　　张普生告诉记者，国家体育总局最近和中央电视台在合作拍一个长篇体育纪录片，其中关于麻将这个项目则主要由张普生负责接受采访，很多场景都要他来组织布置。

　　此外，新一届的全国麻将大赛马上要在安徽黄山市举行，黄山市的领导希望能办成1000桌的规模，这让年近70的张老感觉有点吃力。

　　3天后，记者在安徽省体育局宿舍区西门见到了张普生。他身材不高，脑门宽大，仅从其轻盈快速的步伐来看，丝毫没有老态龙钟的感觉。张普生告诉记者：“我过去是马拉松运动员。”

　　记者在准备资料时，看到一篇介绍安徽省田径运动的报告，其中有一段关于张普生的描述：“(1958年)是芜湖市田径运动员破省纪录最多的一年，张普生、虞中勤、徐善义还打破了马拉松全国纪录。”张普生表示，那段时间是自己运动生涯的黄金时间，那几年中的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国前四名，在体育界算是小有名气，这也为日后推动麻将进入竞技体育项目积累了人脉关系。

　　退役后，张普生留在安徽省体委工作，并在1981年安徽省老干部俱乐部成立后担任副主任。

　　1983年前后，张普生和他的同事突然发现，以前挺热门的桥牌和围棋两项活动越来越冷清，办的学习班也少有人参加。张普生对记者说：“这个现象让我有点好奇，难道是我们组织工作没做好？调查后才发现，很多老干部都偷偷回家打麻将了。一些老干部也不避讳自己这个爱好，就跟我说，能不能在老干部俱乐部里搞次麻将比赛？”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麻将的名声一直就很臭，成了赌博及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早就被打入“冷宫”。而且这一臭就臭了三十多年。张普生说：“说老实话，虽然我也觉得不应该把打麻将和赌博画等号，但要公开组织比赛在当时还是个禁区。”

　　不过，张普生没有简单地回绝那些老干部。因为国家体委有很多他当年做运动员时认识的老朋友，张普生决定将这个情况反映上去。

　　两上北京，四处碰壁

　　张普生首先找到了国家体委社会体育处处长曾宪越，曾听完张的汇报后表示：理解，但爱莫能助。

　　“曾处长对我说：‘老张，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麻将是赌博用具，组织麻将比赛更是碰都不能碰的，除非公安部门能对此松口。’”张普生随即又去了趟公安部，“我满怀希望，但他们很冷漠。”

　　碰了一鼻子灰后的张普生回到了安徽。一些老朋友听说他为麻将奔走以后，都很担心他。

　　“虽然已经拨乱反正好几年了，但大家的一些个神经依然绷得很紧。”张普生解释说，“他们觉得我在做出格的事，怕我因此出事。”

　　首上北京碰壁的张普生并未泄气，他决定到关系不错的安徽省公安厅就“麻将问题”进行政策咨询。

　　运气还真不错，张普生在那里知道了一个情况，公安部门在“文革”中收缴赌具时发现，有些人打麻将并不是在赌博，而用纸牌赌博的人数占了更大的比例。公安厅的一个处长建议老张去调查赌博的历史，这样可以为麻将不能和赌博画等号提供历史依据。

　　“从前一直埋头体育，对外面的世界不是很了解，所以那个处长的话让我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随即，张普生一头扎进了故纸堆。

　　合肥，找不到。南京，也找不到。张普生又想去北京看看。

　　此时的张普生已经是体委里出了名的“麻将迷”，过去的老朋友也开始对他的行为反感。“我从小是个孤儿，身边的朋友也都是穷苦出身，那时候他们对麻将这种东西非常排斥。我们之间的兴趣爱好成了立场问题。”一向感觉人缘挺好的张普生感到了孤独，但第二次北京之行却势在必行。

　　出发之前，张普生向单位借了200元钱，他靠这笔钱在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泡了20多天。

　　“历史上只要统治稳定了，那就会放松对赌博的控制，但在动荡时期，赌博则要受到酷刑。”张普生笑着说，“我以前是个老粗，对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了解得很浅，想不到通过搜集赌博的史料反而让我补了好多课。”

　　此次北京之行让张普生眼界大开，更加坚定了要将麻将办成体育竞赛的决心。

　　但一回家，张普生刚刚燃起的希望就差点被扑灭。

　　逆境，顶住压力

　　回合肥后，张普生拿着北京之行的车票到单位报销，一向跟他很客气的财务人员对他板起了面孔，拒绝给他报销。原来，当时的单位领导对张普生热心麻将的行为很反感，不许他报销，另外还要扣发他4个月的工资以抵冲他借走的200元。以前的穷朋友们认为张普生向往“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主动跟他划清界限，而更有些好事之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张普生积极推动麻将“合法化”，是为了拍老干部的马屁。“单位里起码有80%的人反对我，但我不能怪他们，”张普生说，“当年他们为了帮我老婆调回合肥，一起写联名信给领导，多好的同事啊。可遇到这样的问题，说翻脸就翻脸了，这样的落差让我有点受不了。”

　　就在张普生感觉人财两空，前路渺茫的时候，他的妻子用行动默默地支持了他。

　　“我妻子一个人在家门口开了几块荒地，种一些蔬菜，全家就靠这个糊口。”张普生说，“她真的是一心一意支持我。”

　　在这些压力之下，张普生还是没放弃。除了继续与北京的老朋友联系，他还在本省找到了支持者。

　　张普生对记者说：“‘文革’期间我曾经带领运动员保护过一些老干部，他们都表示支持我。其中担任过安徽省委领导职务的张凯帆就明确地表示了支持。张老说：‘只要你组织起来，我第一个报名参加。’”

　　经过多方努力，1985年10月11日，公安部下发了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通知。这个通知给了张普生极大的鼓舞。

　　转机，一份神秘的通知

　　2007年8月13日，张普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文件的复印件。这份文件的题目是《关于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纸牌的制造、销售问题的通知》。

　　通知中说到，“麻将、纸牌虽然容易被用来进行赌博活动，但又是我国传统的娱乐活动用具，……我们要严格禁止赌博，但不必禁牌。……今后制造、销售麻将、纸牌由有关部门管理。公安机关只对赌博活动予以取缔，并没收赌具。”

　　通知只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级别的单位，通知上还特别强调此事必须内部掌握，不登报、不广播。

　　“如果没有改革开发的大环境，这样的通知是不会出现的。”张普生长舒了一口气说，“文件中特别指出麻将‘是我国传统的娱乐活动用具’，说明麻将和赌博不是一回事，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组织麻将比赛。”

　　这个通知下达后不到半年，安徽省也出了一个《安徽省禁止赌博条例》，条例中明确表示“凡以获利为目的，以财物作赌注比输赢的活动，都是赌博行为”，由此界定了赌博与正当娱乐的区别。

　　得到政策支持的张普生立即开始组织公开的麻将比赛。1987年，第一届安徽省老干部麻将比赛正式举行。张普生对记者说：“这可能是全国最早的麻将比赛了。”

　　不过，就在当年的全省体育工作会议上，张普生受到了当时体委主要领导的点名批评。

　　“主任说：‘正经的体育成绩搞不上去，张普生还搞麻将比赛，这是歪门邪道，我坚决反对！’”张普生笑着说，“大家恐怕会奇怪为什么比赛已经举办了，领导还会批评我，因为当时那届比赛我是背着他请一个副职领导批准的。”

　　因为有了一次成功经验，第二年，张普生又在国家体委的支持下，组织了全国首届老干部麻将邀请赛，地点放在了安徽省淮北市。

　　定局，房山会议

　　1995年底，张普生已经成功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麻将比赛。他觉得，把麻将纳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当时，张普生把麻将比赛在安徽省试行情况写了一个报告，交给了国家体委元老、中国老年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董念黎，并由董在国家体委1996年的新年团拜会上亲手交给了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伍绍祖随后批示交社会体育中心的李元同志办理。

　　1996年8月19—24日，国家体委在北京房山水利局培训中心召开了“麻将牌座谈会”。据张普生回忆，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自9个省、市13个单位共20人。他们之中，有专门从事社会心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专家、教授，有专门从事麻将问题文学创作的作家，有体育系统和其他行业专门从事老干部管理工作的干部，有多年组织全国老干部麻将牌比赛的组织者以及中央新闻单位的代表。

　　在这个会议上，张普生将之前报给伍绍祖主任的报告重新做了一次汇报。这个报告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不少代表认为，“麻将在中国家庭里的普及程度已经超过了一切娱乐用品，是中国第一大群众性娱乐项目”。

　　代表们还建议，在条件成熟时，拟组织举办正式竞技比赛，进行试验。在当前，以组织老同志开展活动为切入点，逐步开展以健康竞技活动为主要内容的麻将牌活动。

　　会后，国家体委社会体育中心将这个座谈会整理了一份《麻将牌座谈会纪要》，向国家体委做了汇报：建议将麻将列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

　　国家体委党组为了慎重，每位成员都签了名。张普生至今还保留着这份由当时国家体委党组所有成员签名的批示复印件。

　　1997年1月，国家体委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搞了一次试验邀请赛，为此曾制定过一个初步的规则和计番表。1997年5月下旬，开始将各地的打法及番种加以汇集和研究，7月初，草拟了初步的《规则》框架。1997年10月13—15日在北京召开了麻将规则审定会，形成了一个新的《规则(草案)》。

　　1998年4月12日，国家体育总局(编者注：1998年3月10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不再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经国务院决定，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正式组织编审了《中国麻将竞赛规则》，张普生则成为这个竞赛规则的编写者之一。

　　“别看我是编规则的，其实我打牌很差劲。好多人上门来请教牌技，我除了规则没什么好教的。”张普生笑着说，“我就是对组织麻将比赛特别有兴趣。”

　　这个执着的老人，就这样参与和见证了共和国“麻将解禁”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