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韦小宝”江记明的风流人生

　　“当代韦小宝”江记明的风流人生

　　【周末报报道】-曾璇 本报记者 陈璐 见习记者 沈勇兵

　　“我对老婆们同等待遇，性生活上轮流睡。谁经济有困难，我就支持谁。哪家事多，我就在哪里出现。我实行‘三同’政策，即感情同一对待，经济同一支持，生活同一照顾。

　　这就是曾经拥有“一妻六妾”，号称广州“‘包二奶’始祖”、“当代韦小宝”的江记明的风流经。

　　江记明是谁？多年以后，谈起这个名字，不少人仍会边笑边摇头，说他“是个人物”。

　　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包工头；于国人对“生活作风问题”谈之色变的1979年，他便包下了第一个“二奶”；到了暴发户们刚有“搞搞阵”(摆谱，自以为是地对别人捣乱)念头的1989年，他已在“一妻六妾”中游刃有余……

　　这个曾经在广州花都市(当时的花县)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出名的关键词让人觉得十分可笑——妻妾成群。

　　当然，风流半生的江记明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91年以重婚罪入狱两年。

　　出狱后，为维持一家老小十几口的生计，江记明不惜铤而走险赚快钱。1996年，他因经营录相厅播放黄色录相，再次获刑5年。

　　出来后，他又做了几年的“帮教对象”。

　　现在，60岁的江记明已经“脱管”，“中隐隐于市”，安然栖身于广州市白云山下的一片热闹市廛之中。

　　“仔多打架都唔(不)怕”

　　年少时期的江记明乏善可陈。他1947年10月生于花县花东镇山下村一户农家。花县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地肥水美，自古是鱼米之乡。

　　江记明9岁才上学，学业平平，读完初中就回家务农了。在田头地里耕作两年后，他想多挣一点钱，便到邻村七星村的瓦厂打工。他勤劳、朴实，一如他的父辈，一如这片土地。村人很难看得出来，他日后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与珠江两岸的大多数乡村一样，江记明的村子里也盛行宗姓械斗之风。江姓宗族由于人丁单薄，在械斗中总是处于下风。很小的时候，他便记住了“仔多打架都唔(不)怕”这句话。结婚后，他让老婆一口气生了4男1女。

　　1976年，江记明只身来到广州，凭着从瓦厂学到的手艺，在建筑工地上摸爬滚打。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很快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一轮浪潮，当上了包工头，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1978年，江记明偶尔看了一部香港电视剧《香港大亨》，剧中香港大亨妻妾成群、风流快活的生活场景令他艳羡不已。

　　江记明心想：别人能做的，为什么我不能做？

　　于是，江记明饥渴的目光在自己承包的工地上搜索，最后落在做饭的厨娘——清远姑娘阿桃的身上。

　　阿桃的姿色并不很出众，但身材匀称，女人味十足。她刚从清远石坝镇乡下来广州不久，经人介绍到江记明的工地做帮工。

　　在陌生的广州，24岁的阿桃急于想找一个男人做靠山。很快她就感觉到了江记明对她的殷勤，她心中暗喜，一有空就往江的住处走，坐一坐，聊一聊，听听录音机。江记明心照不宣，热情地招待她，给她讲笑话，教她如何掺石灰、砌砖。阿桃渐渐感到，江记明这个人虽然文化不高，但头脑灵活、挣钱有方。“这样的男人，我一定要抓住他。”她暗暗下了决心。

　　这层薄纸终于在1979年2月的一个夜晚被戳破了。

　　那天晚上，阿桃又来了，还带来她煲的靓汤。昏黄的灯光下，潮冷的空气有些凝固，两人半晌没有话说，江记明起身把房门反扣上，紧紧盯着她的胸脯说：“今晚在这里睡吧。”

　　……阿桃成了江记明的“二奶”。江记明在工地附近盘下一间米粉店，交给阿桃经营，两人出双入对，俨然夫妻。

　　但是，在江记明的“人生理想”中，两个老婆根本不够，多多益善。

　　已经是有钱人的江记明，抓住一些姑娘爱慕虚荣和无知幼稚等弱点，使她们陆续成为自己的“姨太太”。其中，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才18岁，比他的大儿子年龄还小。除“六奶”阿英是广州人外，其余5人都是从广东省贫困山区来广州打工的农村姑娘。

　　江记明常对她们许愿说，只要她们有了细崽(小孩)，他保证让她们一辈子过得舒舒服服。

　　于是，6个“姨太太”接二连三地生了7个细崽。

　　白云山下的“家”

　　江记明的结发妻子阿如，对丈夫的风流韵事早已耳闻目睹，但她对他一再忍让。

　　阿如和江记明是1967年经自由恋爱结合的。当年，她并没有嫌弃江家一贫如洗，夫妻俩勤俭持家，拉扯大5个孩子。1978年江记明当了包工头后，风流韵事不断传到阿如耳里，她感到吃惊和气愤，多次进城规劝丈夫。但她的种种努力都无济于事。

　　对丈夫规劝毫无结果，她转而劝说丈夫的第一个“姨太”阿桃。她将心比心地对阿桃说：“你我都是女人，你将来结婚后，丈夫也在外面搞三搞四，你会好受吗？”回答她的是沉默。劝多了，阿桃也将心比心地说：“到了这田地，叫我怎么办？谁也不会要我了！”

　　1980年初，江记明承包的驻广州空军某部的工地出了事故，被黄花岗派出所带走协助调查。与此同时，有人告发他与阿桃非法同居。派出所调查证实后，责令已有身孕的阿桃做人流手术，而江记明被东山区公安分局处以劳教一年的处罚。

　　阿如为了让阿桃离开自己的丈夫，主动带阿桃去做人工流产，并带她回花县老家住了半个多月，精心为她调养身子。

　　然而，江记明解除劳教后，继续和阿桃来往，并一连生下3个孩子。至此，阿如彻底失望了，按她自己的话说，“骂又骂不过他，打也打不过他，劝又无济于事，只好随他去吧。”

　　阿如将沉重的苦楚掩埋在内心深处，她没有再作抗争。

　　在江记明的眼里，阿桃是他7个妻妾中最得力的一个。这不仅因为阿桃死心塌地跟他十几年，更因为阿桃帮他料理各种事务，俨然成了江家的主事“太太”。

　　1987年，江记明在广州白云山下新建了一幢6层楼房，将底层拿出来，贷款几十万元，开了一家豪华酒店，店名暗镶着他和阿桃的名字。开张之日，阿桃以主妇身份迎客，江记明还得意洋洋地向人介绍：“这是我的二太太。”

　　酒店关闭后，江记明另开商店，依旧由阿桃一手照料。此后，白云山下的这幢小楼便成了江家人的落脚点。江母长期和阿桃住在一起，阿如也常来此小住，阿如所生的孩子更是以此为家。

　　阿桃不仅帮江记明打理生意，安排江家一家人的生活，还成了江记明与其他“姨太太”之间的联络员。其他“二奶”若有急事，便去找阿桃；江记明有什么事，也由阿桃转达。

　　妻妾成群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这话来形容江记明与他另外4个“侍妾”——阿婵、阿芳、阿娣和阿英的关系，是颇为恰当的。

　　“三奶”阿婵1982年初认识江记明时，对他的印象并不怎么好。是江记明的花钱似流水，对女人的小恩小惠，博得了阿婵的欢心。于是，21岁的阿婵不顾好心人的忠告，和江记明结为“夫妻”，两人互以“老公”、“老婆”相称，他们在别处购置房屋，共筑“爱”巢。

　　1985年2月，阿婵生下一个儿子。“四奶”阿芳虽然念到高中一年级便辍学了，却是江记明所有妻妾中读书最多的一个。他们认识才8个月，便自愿共偕连理。阿芳身怀六甲之时，才知道江记明已有妻室，并有其他“姨太太”。当时，她也曾想过离开他，但欲念难平，加上有了孩子，只好依靠江记明生活下去了。

　　阿娣成为江记明的“五奶”时，还不到18岁。她是在工友家中认识江记明的。阿娣与江记明“结合”的经过，与其他几个“姨太太”的结合大同小异。

　　“六奶”阿英生长在广州，见多识广，她和江记明在广州某酒店相识。想到要跟他分手时，自己已经有孕在身，只好死心塌地做他的“姨太太”。

　　至于“七奶”阿霞，并不是自愿的。江记明认识阿霞的姐姐，1988年6月，阿霞经姐姐介绍，到江记明的酒店打工。江记明垂涎于阿霞的青春美色，便对阿霞的姐姐说：“你妹几好人(你的妹妹性格好)，不如介绍给我做老婆啦。”

　　当年8月5日晚，江记明的“四奶”阿娣开车到外地办事，江记明便带阿霞来到阿娣的住处，提出要与她结婚。

　　阿霞说：“要结婚就先去办结婚证。”江记明说：“先住在一起，再办证也不迟。”

　　阿霞没有答应。这时江记明早已按捺不住，动起手来。

　　阿霞吓坏了，拼命反抗，用手打他，用口咬他，但最后都抵挡不住，被江记明强暴了。

　　阿霞哭肿了眼。江记明说：“不要哭了，迟一些会和你办结婚证的。”还当即写下一份“协议书”，声称要把这套房子的产权给阿霞和日后他们所生的孩子。

　　怀胎8个月后，阿霞得知江记明已有大小老婆一大堆，深感上当受骗，且与江记明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便提出要打掉胎儿，与他分手。

　　江记明放出狠话：“孩子要是打掉了，我们就一刀两断，还要用车撞死你。”

　　阿霞认命了。1989年10月，她为江记明生下一个女婴。

　　荒唐的“申辩书”

　　1992年，江记明因为重婚罪名被收审。

　　他向花都市法院写了一份“申辩书”，读来让人啼笑皆非，现摘录如下：

　　“第一个申辩意见是对我构成重婚罪有些疑问。从字面上说，重婚的意思就是已经结婚的人再次结婚，而结婚的意思应该是到有关部门进行登记结婚，或者是由于各种原因虽然没有登记结婚，但按家乡风俗摆结婚酒，受到当地村民和亲朋默认的事实婚姻。我与阿桃等人只是在远离家乡的广州市以夫妻名义同居，户口所在地的村民不认识阿桃等人，而且同居生下的子女也不能按已结婚夫妻的子女去入户口，这能算结婚成重婚罪吗？

　　“第二个申辩意见是，我认为我的行为，即便是构成重婚罪，但从道德良心方面，都是情有可原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儿女，我自己就是一个有儿女的父亲。将心比心，我认为由于一时的过错发生关系的做法，是非常缺德的。为了使女方有所依靠，我要尽我的能力去帮助她们，共同建立家庭，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而且阿桃等人没有做破坏我与原妻感情和伤害家庭的行为，我也没有和原妻离婚，更没有抛妻弃子。”

　　从这份“申辩书”中，我们看到了江记明无知而无奈的一面，也看到了他可耻更可悲的一面。

　　耐人寻味的是，揭发江记明重婚的不是他的原妻或小老婆，而是花都市花东镇妇联。正如江记明的妻子阿如所言：“如果我告丈夫重婚，他肯定要劳改个三四年，那一大家子如何维持下去？”

　　这些弱女子们，因为生存的理由或借口，间接纵容了江记明，使他得以为所欲为。

　　“中隐隐于市”

　　2007年8月15日，记者前往广州白云山下的“城中村”，打听江记明的下落。来到当地，不少人都笑笑，给记者指路。

　　一幢建筑面积逾千平方米的六层小楼，据说是他当年分家产时分给“二奶”阿桃的，一楼出租给大排档，楼上有出租屋，也有小作坊。

　　周围街坊都说，江记明常住在此。不知何故，他并未住在楼中正屋，而是委身于楼顶天台的铁皮屋里。屋内家具电器一应俱全，不过都很老旧。

　　但记者几次造访，不是扑了个空，便是吃了闭门羹。

　　江记明80多岁的老母亲也住在顶楼，老人讲起他，有些“眼湿湿”：“同志，你们帮我劝劝他，60岁，都做阿爷的人啦，不要再搞事啦，我劝不听啊……”

　　老人说，现在偶尔还有年轻女子与他在此出入，她不认识，也“无眼睇”(不去看)。不过，儿子在她眼中，本性是好的，现在每月仍给她300元家用。

　　问起那些“二奶”与他所生的子女，老人板着脸说：那些不算数的……她只说“正牌”儿媳妇阿如，在花都忙于“凑孙”(抚养孙子)，江记明与她生的3个儿子都娶了亲，“一人只生一个”，很“遵守政策”。

　　不过，江记明几乎从不回花都老家，他当起了城市“隐者”。

　　住在5楼的是江记明弟弟一家。弟媳听说是找江记明，反应很大：“他是他，我是我，关我什么事？”最后索性说，不认得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