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4年，是否可以这样说，禹作敏的悲剧和大邱庄的坎坷，这是有五千年农业传统的农民躬身探索工业化之路的必然？
整整14年，中国大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而当年那个一夜之间从“颠峰”到“深渊”的大邱庄，今天会有一番怎样的景象？
14年后的今天，《小康》记者走进大邱庄。
绕不开的禹作敏 无论是在工厂集中的百亿路，还是商店林立的黄山路，无不汽车如梭，人来人往；在津美、津海、万全、尧舜度假村等小区，别墅与高楼，到处都是，随处可见老人在林荫下健身，孩童在广场嬉戏……驾车陪同记者的歧丰集团公司的一位李姓管理人员说：“大邱庄活了”。
“但是，大邱庄的今天，和禹作敏是分不开的，他在我们很多大邱庄人的心中，有沉重的份量，他和当时那批老一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工业基础，还有大量的人才，”这位李姓的管理人员又说。
采访中，持这样说法的大邱庄人很多。回顾大邱庄经济由盛到衰，由衰到新生的历程，亲历者感慨良多。
当汽车行驶将近1个小时又转回全长五六里地的百亿路时，车速放慢了，“九龙壁、18凤阁都是禹作敏主倡修建的，百亿园是禹作敏在14年前建带人规划出来的，我们脚下的百亿路就是那时修建筑的，现在依然是大邱庄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说到百亿路，大邱庄镇党委常委、镇办公室主任杨明隽告诉记者，百亿路，并非某知名媒体所说的是因为“要投入100个亿”而得名的，而是要投入10亿元，获得100亿元的产值。时值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各地办企业的热情非常高，禹作敏带领大家建了百亿路，在路的两侧建了百亿工业园区。共投入三四十个亿。当时还有西南工业区，后来又建设了南区。在大邱庄的发展中，禹作敏起了带头人的作用。
早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在茫然四顾的1976年，盐碱地里长大的大邱庄大队书记禹作敏，就已经顶着“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的大帽子，走上了带领农民办澳凯工厂脱贫的道路。那时的大邱庄，有600多户2000多人，人均收入仅167元，食不果腹，“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是当时流传甚广的民谣。仅有私塾三年文化，当过马车夫、大对会计、大队长的禹作敏，倔强地认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他带着大家，执着地埋头苦干着。而随后，大邱庄的集体经济，就以原子裂变的速度暴胀。
到了1992年，当初的一个企业已经裂变成了拥有50家企业的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等四大集团公司，产值从10万元猛增至41亿元。
“大邱庄集体经济达到了黄金期，禹作敏也走到了人生之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邱庄镇政府官员说：“物极必反啊”。
那年，大邱庄的人均收入翻了10番，禹作敏要把大邱庄变成“中国第一村”的口号实现了，禹作敏作为改革典型上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天津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分会场设在了大邱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也有了这位农民的身影；甚至，禹作敏和大邱庄也有了国际影响，《纽约时报》就有如此报道：“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那时的禹作敏，已经被光环环绕；大邱庄，则成为禹作敏说一不二的庄园”九龙壁附近的一位店主告诉记者：“禹作敏当时管理庄子的办法极左，雇佣了很多保安，只要犯错误，就要受到惩治。”他接着手指一位正往九龙壁背后倾到污水的妇女说：“这要在当时，她肯定要倒霉！”接着他又说：“可像她这样，不管怎么行？”
媒体曾有这样的报道，一位香港记者问禹作敏“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不等他问完，禹作敏就说“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是媒体妖魔化了禹作敏，”大邱庄镇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其实他很简朴，不喝酒，只喝面汤，他乘坐的奔驰500，以及他居住的别墅，都是集体财产，他采用了很左的办法，如责令全村农民穿西服扎领带，一口气买16辆奔驰等，都是在向世界证明中国农民行，那时，禹作敏已经扛起了中国农民代表的大旗，他的一切努力，都在证明中国农民"行！"，但是，他毕竟是农民，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
“有人说他刚烈不媚上，有人说他土包子，他敢放言招100名漂亮的外国姑娘跟大邱庄的小伙子结婚，敢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还敢跟中南海比办公条件，这毕竟曾是诞生过义和团的大地……”一位当地老教师告诉记者：“禹作敏命运急转直下的导火索是当年的那起命案”。
1985的冬天，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业务员危福和存在贪污嫌疑，于是危被非法拘禁，后被殴打致死。在禹作敏得到报告后，他包庇了犯罪嫌疑人。
当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到大邱庄取证时，遭非法拘留长达13小时；而当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武警封锁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时。村民和工人手持棍棒和钢管，与武警全面对峙。
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入狱。经过38次传讯，卷宗多达86册，高过一人。
1993年8月27日下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5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他的儿子禹绍政同时被判10年，禹作敏时代彻底终结。
6年后的10月3日凌晨1时，70岁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医院。
因为禹作敏处于服刑期间，上边有要求他的尸体不能回家，亲友可以在医院吊唁，最后放宽到可以到火葬厂吊唁，当时参加吊唁的人员很多；火化之后，他的骨灰被运抵大邱庄，按当地习俗，在家存了一天。大邱庄的民众，默默为他送行。
如今，位于泰山路的那栋禹作敏曾经住过的别墅，已经易主。记者观察，这栋楼，与周围的别无二致。
十几年来，禹作敏的后代情况怎样呢？那位老教师告诉记者：“早在明永乐二年，我们这儿就有人居住，因邱姓较多，称作邱家庄，后改名大邱庄，但现今普查6503户籍人口，已经没有姓邱的了；在籍的42个姓氏中，禹、张、刘、李、马5姓人数较多，然而，禹姓的老大，大邱庄的领路人禹作敏没了，他的5个儿女，也都不在大邱庄了，这就叫沧海桑田啊！”
“大邱庄毕竟是一块伤心之地，禹作敏的两个儿子，3个女儿，都不在大邱庄居住了。他们有的在静海县，有的在天津，”大邱庄镇的一位干部说：“禹作敏儿女确切情况不祥，也有多家媒体想采访他们，都联系不上。他们只希望过一种不被打扰的平静生活。”
关于禹作敏儿女的情况，至少有3个版本在坊间流传。
据大邱庄镇的一位领导说，禹作敏的两个儿子在天津经商，3个女儿有的在静海县，有的在天津。
据禹作敏同辈份的禹姓老汉说，禹作敏的两个儿子都在天津，长子经商，入过狱的那个儿子，靠摆书报摊赚钱为生；3个女儿，有的在静海县，有的在天津，有的经商，有的当公务员。
据在大邱庄镇生活了十几年的一名出租司机说，禹作敏的长子，在唐山搞货物转运业务，生意宏大，次子在天津经商，3个女儿，有的在静海县，有的在天津。
没有了禹作敏的大邱庄 跟禹作敏早年相识，原为静海县乡镇企业局办公室主任，现为静海县工业经委副主任的于建义告诉记者，禹作敏出事儿之后，所有的外来投资人就撤资了，包括中央各大部委；而且，企业的管理也散了架，4大集团，有3家经理处于半退休状态，效益在不断下降，集体资产不断流失，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大邱庄一下子陷入了困顿。可以说，是政治因素，影响了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大邱庄的衰败，这是主要原因。
也有大邱庄镇的相关领导，把大邱庄衰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化。
“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整个中国经济气候突变，大邱庄的经济雪上加霜，陷入了绝境。作为资金密集型的钢铁企业，随着金融秩序的整顿，资金链断了，自1998年起，大邱庄经济急剧下滑，大多数企业陷入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一位官员告诉记者：“企业门前车水马龙的现象没了，最萧条时，工厂里寂静一片，几乎看不到人，真荒凉啊。2001年大邱庄的财政收入仅3700多万，是建镇之初的水平，大邱庄的经济跌入了低谷”。
杨明隽告诉记者：“到了2002年下半年，大邱庄的经济开始逐步复苏。2003年实现财政收入7200万，2004年实现财政收入1.5亿元，2006年又攀升到了2.4亿元的高度，2007年有望达到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500元”。
“仅上半年的税收就高达1.3个亿，这比不发达地区的一个县还要高，”静海县委宣传部刘副部长有些激动地告诉记者：“现在大邱庄的经济已经融入了国内大市场，已经进入了国际大循环，有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响当当的。”
“有了梧桐树，招来金凤凰。浙江、北京、天津等地企业家纷纷又在大邱庄投资建厂，原来转移到外地的企业家重新回到大邱庄发展。企业总数从150家增加到460家，企业资产总额从55亿元增加到80亿元，”大邱庄的一位官员略显兴奋地说：“目前，大邱庄有住宅楼和别墅338栋，总建筑面积36.7万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54平方米。大邱庄，不仅活了，而且，再次腾飞了”。
分析大邱庄复苏的原因，杨明隽说，一个是改制，吸纳了个人和社会的很多资金，盘活了企业；另外是中国的整个钢铁市场看好，特别是2003年非常好，跟1992年相似，那一年税收翻了一番。
“改制，使企业所有制结构合理。95%的企业均属于股份合作制和私营，集体风险小。企业自由资金比较大，约占到50%，受国家金融形势影响较小，自身发展能力较强，”大邱庄镇的一位干部说：“我们的钢铁业发展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企业群，积聚效应明显。2006年，全镇有300余家一般纳税人企业，涉及钢铁生产性企业112家，钢铁生产能力1000万吨，2006年全镇钢铁的总产量达到了726万吨，焊管产量达到370万吨，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这让我们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人的责任心是有限的，通过改制，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宣传部刘副部长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假如不进行改制，大邱庄恐怕过不了金融危机那一关，更不会有今天。”这是采访中记者听到的比较强劲的说法。
“禹作敏时期，企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有巨额的贷款，还有企业办社会，集体背的包袱太沉重了，企业债务的窟窿越来越大，禹作敏出事儿后，企业散了，只能改，加上赶上了国家改革的大潮，”静海县的一位官员说：“改革是历史的必然。”
大邱庄某有限公司的一位中层干部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为什么改制？没有资金，不改制不行。只有吸纳资金，才能盘活企业。当时有的企业连银行利息都还不起，有的就被银行封了。”
“1993年大邱庄撤村建镇，就开始逐步改革了，先改了津美，以原来的四大集团为基础，变成了4个街，”回忆改制过程于建义说。
改制前，大邱庄的企业，百分之百是集体企业。好处是集体共同富裕，其弊病是项目单一，高度依赖钢铁工业；资金来源单一，主要靠银行贷款；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等等。改制，开始了变公有为民营的过程。“能人”出资融资“入主”原集体企业，投资主体由单一变为多元，大邱庄形成了只有两三家集体企业，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
记者在镇政府前大街南侧和93社区里对15名村民进行了随机调查，而这些采访的对象，均怀念改制前的高福利时代。
当年，禹作敏在经济上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给村民以从“从襁褓到坟墓”，包括房与车以至医疗的14项福利待遇。而在禹作敏时代结束的第三年，这些待遇逐步被取消了。
1996年3月前后，镇政府改制的第一刀砍向了房子。短短的3个月内，大邱庄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了村民。接着，禹作敏式的其它13项医疗、交通等福利，统统被取消。后来，村里的六七百辆轿车，包括凯迪拉克、林肯、奔驰，也统统被拍卖。再后来，企业改制，集体财产转变成了个人所有，而对于绝大多数村民来说，则由企业的主人变成了打工者，地位与角色转变了，原有的福利丧失了，这让民众无法习惯。
“我们怀念禹作敏时代，那时是共同富裕，我们的住房水电什么都不要钱，我们有保障，”年过古稀的禹老汉说：“现在只有满60岁，才有每月200元的福利”；外地嫁来的一个妇女说告诉记者：“禹作敏那个时候连家里人吵架都要管，他希望家人和睦”；年近耄耋的禹姓老者说：“现在社会治安也不好，电动车锁在家门口也被偷，而那时候全民是保安，小孩都管事儿”。
“我想不干活坐在家里就吃饭的日子没有了，过去14项福利，包括住房医疗电话，有人一个月电话费就花去了4万多元，不改革行吗？”对此，大邱庄镇的一位领导说：“改制的目的，就是要砸掉铁饭碗，能者多劳，能者多得，当然导致富裕程度相差较大，但是，这不单在大邱庄存在，全国各地都一样，这也是市场条件下的必然；改革就是利益调整，这种调整是为了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人受到影响，任何改革，不可能使所有人都受益。”。
关于现今福利，这位领导解释说，不是没有，是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改革掉那些不该由企业承担的，反而增加了粮食补贴，每人每年补500多，免费上了医疗保险，还上了财产保险，60岁的退休老人每月给200元。对于村民增收，他说，一个是入股，通过分红增加收入；还可以到厂子任职，通过劳动拿效益工资或劳务工资。
记者接触的几位企业人士却说：“过去福利很好，却根本没有自由创业的可能，而现在，完全看你的本事了，有本事就赚大钱”。
静海县政府某部门的一位领导坦言：“现在大邱庄有的住四五百米的别墅，有的却住破旧的房子，有的一年赚几千万，有的却挣得很少，改革带来了严两极分化，改革之初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当时只考虑企业如何生存了。”
改制在一定程度带来了贫富不均，这让大邱庄的普通村民怀念共产时代；而这怀旧，往往就是对现实的不满，那么，“假如禹作敏不出事儿，假如不改制，大邱庄能否走得更好？
带着这种“假设”，记者进行采访，得到的答案不尽相同。
“禹作敏不出事儿，就不能改。大丰堆镇史家庄子，不是还走着呢！”一位村民说。大丰堆镇在与大邱庄相邻，史庄子在大邱庄走民营之路时，他们还走着当年禹作敏走的集体化共同致富之路。2007年8月2日记者所看见的史庄子，绿水绕村，小桥流水，一家一栋别墅，据静海县的一位官员说，当年一家一辆夏利，每家一台电脑。
“如果不改革，大邱庄只能萎缩，不能发展，经营必定十分艰难，”静海县委某部室领导告诉记者：“华西村和南街村按目前的路子，走不了多远。无论哪个企业，都不能孤立存在”。大邱庄镇经委赵主任也说，假如不改制，大邱庄肯定发展不到今天。
“假如禹作敏不出事儿，大邱庄早发展起来了，绝对不是现在的大邱庄，12个华西村，也比不上一个大邱庄，华西村第一个钢厂就是在大邱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静海县城，也不见得有大邱庄大，”静海县工业经委于建义副主任则另有看法：“我认为禹作敏能够带领村民走集体道路走到今天，他是个能人”。
假设只能是我们的假设，而历史只能是历史，我们只能横向或纵向比较，却无法让历史在同一事物同一时间上，同时产生两种结果。
大邱庄面临新机遇 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大邱庄则成为天津市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
记者获悉，大邱庄镇作出了如此规划：在未来5至10年内，把大邱庄建设成一个功能完善、环境良好、设施齐全、辐射面广、带动性强，具有高度产业聚集的钢铁生产和深加工基地，成为未来团泊新城的产业支撑和主要就业区。到“十一五”末，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5%，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4%。
大邱庄镇的一位领导说，县委确立了要实施“工业强县、生态立县、文化兴县”三大战略，而大邱庄镇工作的重点就是要做好“发展、生态、和谐”三项工作。
“做大做响大邱庄品牌是工作重点之一，为此要做好三件工作：加快发展，增强实力；治理污染，优化环境；实施三大战略，以人为本，构建和谐，”这位领导说：“生态立县是我县三大战略之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打造大邱庄品牌的重要条件，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大邱庄属于我县环境治理的重点地区，我们要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建设天蓝水清、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大邱庄。”
结束采访，即将离开大邱庄，记者有这样的感慨：回望14年，是否可以这样说，禹作敏的悲剧和大邱庄的坎坷，这是有五千年农业传统的农民，躬身探索工业化之路的必然？
长期关注中国农村运行模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建华博士认为：“禹作敏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大邱庄的悲哀，但大邱庄之路确实给中国农村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蓝本，对大邱庄如是，对南街村如是，对华西村亦复如是。”(记者 李漠)
(来源：《小康》杂志)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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