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博士”到阿莲

　　新作

　　文／黄桂元

　　文坛缺乏这样的证据：一位文学博士同时也是一位多产作家。梁凤莲很可能是个例外。而散文又是她写作中的一个兴奋点。她的写作不乏人文学者气象，诸如见识、学理、文化底蕴以及忧患意识等等随处可见，同时兼具传神的小说叙事技法，但这些显然还不能完全构成“梁博士”的散文世界。

　　阿莲与广州是一种难以剥离的亲缘关系，此前出版的《情语广州》可以作证。不过我读这部《被命运催赶的夜晚》的过程中，却对此有过瞬间的恍惚和疑惑。原来她的广州不仅是一个地域存在，更构成了她的“文化表达的巨大的心理背景”，这是由于她“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街巷经验和市井甘苦”。

　　李敬泽批评中国作家喜欢走来走去，然后在大地上写满“到此一游”，我有同感，但阿莲卓然不群。她的独往独来是有担承的，而且她多流连于澄明的人文山水而非热闹的自然风光，她的诠释富于思辨深度而不是女性视角，她提供的是一种诗性的个人叙事而不是泡沫般的宏大话语。

　　此刻，她以“圣徒”的姿态，正在把自己和形形色色的书写者区别开来。阿莲并非众人皆醉我独醒，但这次完成了一次超越。因为写作之于阿莲，已经成了一种近乎宿命的生存方式。她意识到，去万里之外多伦多大学读博士后的选择，是怎样一种生命之重。漫长的赴北美飞行旅途中，她倚靠舷窗遥对天宇，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茫然失重，“为时间对我的遗弃，为空间对我的放逐”。在与一种精神“颠覆”的抵抗中，阿莲的文字里渗出了缕缕血丝，声音传递出了生命颤栗，而不再仅仅是以往的某一审美主体的心情代言。写作既然已成为她的一种生存方式，生存方式的改变，使得写作这件事究竟意义何在一下子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与一些时尚的小女子散文或极端的女性主义散文相比，这正是阿莲特有的深邃、大气、超拔之所在，尽管她的写作并非尽善尽美。“我听到很多的声音在说话，我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他们说，这就是生活，在挣钱花钱的生命线上，把一生挂上去，把日子挂上去，像一只只腊鸭一样，内囊早就掏空了，这就是真实了，离所谓的幸福也就不远了。”她的凄厉倾诉，她的惊魂追问，都源于文化归宿的迷失，她必须悲壮地突围，逃生，“我在夜色里数着满天飞舞的日子，它们成了一群空中晃动的精灵，找不到可以托付终生的梦境，只能焦躁着继续奔跑”。这不能不是一个无奈的漂泊之梦：“我被命运一路追赶，那双跌倒时扶援过我的手还没握牢就消失了，那盏引路的灯一阵雾来又隐没了，绝望的眼泪爬满了脸颊。痛着的力量有时像哀音有时像号角，伤痛除了可以感觉到的那种烙印，有时成了潜意识里的坚执和挣扎。……我竟然没有停下来，我竟然停不下来。”(《路过天堂》)阿莲用文字宣泄自己没顶般的孤立无援感，挣扎的形状竟有如困兽犹斗。但阿莲决不甘于沉溺，“我好像感到那一直以来支撑着我的愿望和激情的力量在慢慢融化。是的，我恐慌，我在一种无法化解的下滑沉陷着，唯一能打救自己的，就是往遥远他方的故土伸出手去，抓住我的精神情绪赖以依系的根脉，远距离地再一次激活自己。”(《夏季的万锦》)

　　我们曾见到太多从不关乎灵魂的“形而下”散文，最大限度地忙于“码字”，机械化地批量复制轻飘琐碎的生活流程。灵魂缺席，理想陨落，精神失去重量，已成为现代物欲社会的一个悲哀。人们对这样的悲哀熟视无睹，阿莲却向读者展示出了另一片血色景象，深入进去勘察，我们不难发现闪烁其间的灵光异彩，并触摸到那里面的脉跳、体温和血热。

　　“生命给了我什么样的经历，我只能做它的代言，或许，这是一个最好的借口，也是最好的理由。”阿莲对自己的写作一向缺乏使命意识，却有着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者的怀疑和痛苦。对一个普遍重实利而轻理想的时代而言，阿莲的这种怀疑和痛苦有些不合时宜，甚至微不足道，但既然信奉“生命是用来消耗的”，她就不会无悔，她就不可能改变那种与生俱来的宿命。这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漫漫旅途，且路人稀少，有风有雪，却为阿莲的写作跋涉提供了阔大空间。从这个意义上，阿莲真该为自己是一位作家而不仅仅是文学博士而庆幸。

　　《被命运催赶的夜晚》

　　梁凤莲　著

　　花城出版社近日出版